曹操作為勝利者，是怎麼醜化袁紹的？

《三國志.袁紹傳》，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這篇傳記，用了超過一半的篇幅，將曹操的大敵——袁紹，塑造成了一個大蠢貨。

凸顯「袁紹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濃墨重彩地渲染「田豐、沮授之智」。

按文本的說法，這二人給袁紹出了許多好主意，而袁紹幾乎全部「不聽」「不從」，於是最後落了個敗亡的下場。

這類「不聽」「不從」，共計有8項之多。

具體如下：

（1）沮授勸袁紹把漢獻帝接到鄴城來，袁紹「不從」。

（2）袁紹讓長子袁譚執掌青州，沮授勸他別這樣干，否則有可能引發諸子內鬥，袁紹「不聽」。

（3）曹操東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趁機攻擊曹操的後方，袁紹「不許」。

（4）袁紹計劃南征曹操，田豐、沮授強烈反對，但袁紹不聽，「疑焉」，仍決定南征曹操。

（5）袁紹派遣顏良攻擊白馬，沮授對袁紹說顏良性格「促狹」，雖然驍勇但「不可獨任」，袁紹「不聽」，結果曹操「破斬良」。

（6）袁紹想要親自率軍渡過黃河，沮授勸他留在黃河北岸，只派部分軍隊過河去官渡，袁紹「弗從」。

（7）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對峙，沮授勸袁紹「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別尋求速決，要與曹操打持久戰，袁紹「不從」。

（8）袁紹與曹操相持期間，沮授勸袁紹派部隊「斷曹公之鈔」，攻擊曹操的游擊部隊，保護糧草的運輸，袁紹「復不從」。

這八條一路捋下來，直觀感覺就是：從建安元年（獻帝都許）到建安七年（袁紹病故），袁紹幾乎沒做對過一件關鍵之事，可謂昏聵到了極致。

由裴松之的注釋，可以知曉：這八個「不聽」「不從」，其來源是《魏書》和《獻帝傳》。王沈的《魏書》是曹魏官修史書；《獻帝傳》使用了諸多曹魏的官方文書檔案，也是魏明帝時代官修史書工作的一部分，其編撰的核心主旨，是構建曹魏皇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換句話說，陳壽與裴松之所錄入的這八個「不聽」「不從」，來自曹魏的官修史書。

將這八個「不聽」「不從」，與《三國志.武帝紀》關於曹操的記載，對照來讀，還可以發現，它們之間會呈現出一種相當合榫的對應關係：

袁紹不肯收容漢獻帝，對應曹操迎天子。

沮授反對袁紹重用顏良，對應曹軍斬殺顏良。

沮授勸袁紹不要親自渡河，對應曹軍擊敗渡河的袁軍並斬殺文丑。

沮授勸袁紹派部隊防備曹操對糧草的騷擾，對應曹軍火燒烏巢。

……

這種對應合榫，多半是勝利者的刻意為之，目的只為彰顯出勝利者，也就是曹操的雄才大略。

其實，這八條「不聽」「不從」，多數不是事實，也不符合歷史的真實邏輯。

比如，袁紹不願把漢獻帝弄回鄴城，並不是蠢，而是有著很複雜的利害算計。

獻帝的主要價值，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袁紹當時的頭銜，是關東同盟的盟主。他常以盟主的身份，在關東地區任命太守、刺史，來擴充自己的勢力；很多人也樂意尋求袁紹的任命，驅逐長安或其他軍閥任命的太守、刺史，進而「合法」佔據州郡。

可以簡單地做一下得失分析：

（1）迎回漢獻帝，利有限，弊很大。

所謂利，就是提升袁紹「令諸侯」的地位，但作為關東同盟的盟主，袁紹已具備了「令諸侯」的合法性，迎回獻帝只是錦上添花，諸侯會不會聽「令」，最終還得看袁紹的軍事實力如何。

所謂弊，則是指鄴城將因獻帝的到來出現兩個核心，一個圍著獻帝轉，一個圍著袁紹轉；鄴城的人事，也會出現兩套班子。這對袁紹極為不利。

袁紹的統治基礎，是冀州、并州等地的世家大族。為自身利益計，這些世家大族多不願支持袁紹對外擴張的慾望——對外擴張，必然需要世家大族們拿出人力物力。一旦鄴城出現了兩個政治中心，這些不贊同對外擴張的世家大族，很自然地，會嘗試通過支持漢獻帝，來制約袁紹的野心。

這是袁紹絕對不願看到的局面。

（2）讓漢獻帝被董卓系軍閥控制，更符合袁紹的利益。

袁紹不想要漢獻帝，但他也清楚，決不能讓獻帝落到那些非袁紹陣營的的關東軍閥之手，那會消解他「盟主」的政治地位。

所以，當陶謙、孔融等人組織新關東同盟，欲起兵西進迎回獻帝時，袁紹的做法，是指示曹操攻擊陶謙，瓦解這個新同盟。

（3）曹操的正確，不意味著袁紹的錯誤。

獻帝後來落入曹操之手，超出了袁紹的估計——曹操並無率軍西進、攻陷長安、救出漢獻帝的想法，他撿到漢獻帝，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隨後，曹操做了一個正確的決策，將獻帝弄回許都。

曹操的決策是對的，不意味著袁紹的決策是錯的。因為二者的身份大不相同。袁紹不想要獻帝，其利害算計，已如前文所述；曹操只是一州軍閥，對「令諸侯」的權力早已垂涎，也早就想要脫離袁紹自立。所以，剛剛控制了獻帝，頭腦發熱的他，就迫不及待任命董昭為「冀州牧」——冀州是袁紹的大本營，曹操這麼干，相當於公開與袁紹決裂，不再奉袁紹為盟主。

可惜的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不在乎歷史真相，不在乎歷史運作的真實邏輯；只在乎如何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如何將對手描述成蠢蛋。所以，「迎不迎漢獻帝」這一相當複雜的政治決策，到了《袁紹傳》里，就被簡化成了「曹操有大智慧，袁紹是大笨蛋」。

再比如，《袁紹傳》里講，袁紹任命長子袁譚為青州刺史，沮授跑出來反對，理由是恐將引發兄弟之爭。

這是典型的胡說八道。

據《九州春秋》記載，袁紹讓長子袁譚出掌青州時，袁氏所能控制的青州地盤很小，「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只能控制一小塊地盤；袁譚到了青州之後，「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東征西討，才逐漸將青州的大部分納入到袁紹集團。

袁譚去青州，不是去繼承地盤，是去開疆拓土；是去做大蛋糕，不是去瓜分蛋糕。

顯然，沮授所謂恐將引發兄弟之爭的「先見之明」，完全不符合袁譚被任命時的真實情境。要麼沮授是個笨蛋，要麼這一「先見之明」是勝利者日後發明出來的。

再比如，《袁紹傳》稱，田豐勸袁紹趁曹操東征劉備之機，攻擊曹的後方，《武帝紀》說，曹軍將領都擔心袁紹襲擊後方，只有曹操料事如神，斷言「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

然後，曹操的判斷非常準確。

這也是一場刻意捏造出來的「料事如神」。

按照《武帝紀》的記載，曹操自兗州出發，攻擊徐州的劉備，是在建安五年正月；袁紹派部隊自冀州出發，攻擊曹操的後方兗州東郡，且集結在黎陽準備渡河，是在建安五年二月。

考慮到信息的傳遞、糧草的準備、軍隊的集結行進都需要時間，袁紹的反應速度並不算慢。亦即，他實際上接受了田豐的建議（如果真有建議的話）。

而曹操解決劉備率軍趕回來，已是四月份。

也就是說，《袁紹傳》里說「紹辭以子疾，不許」，袁紹以兒子生病了為由，拒絕採納田豐的意見，絕非事實。

最有意思的是，沮授與田豐提供給袁紹的「戰略建議」，其實並不符合袁紹的利益。但官修史書卻硬要將其說成深謀遠慮，以便將袁紹描述成一個愚蠢的大笨蛋。

這個戰略建議，見於裴注所引《獻帝傳》，原文是這樣的：

「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大意是：沮授、田豐反對進攻曹操，主張休養生息。他們認為，除非曹操阻止袁紹慰問獻帝，才可以出兵，但也只是派一些部隊駐紮到黃河前線，打造船隻與攻城器械，派一些游擊部隊騷擾曹操的邊境。如此，用三年的時間，就可以搞定曹操。

此外，沮授還說，現在「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我們去攻擊他，「於義則違」，而且「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常厲害，我們這樣子「興無名之兵」，恐怕要失敗。田豐也說，「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曹操打仗可厲害了，我們不能輕易惹他。

這些言辭，舔曹操舔得天花亂墜。

很難想像，袁紹召開針對曹操的軍事會議，他的核心謀士卻在會上為敵軍頭目大唱讚歌。這些諛辭，很可能是曹魏官方在修撰史書時，自己腦補進去的。

綜合裴注《獻帝傳》與《袁紹傳》本文，沮授、田豐二人的意見是：

（1）曹操手裡有獻帝，我們打他是「不義」。

（2）曹操打仗很厲害，我們打不過他。

（3）如果曹操不讓我們慰問獻帝，我們才可以打他，但他很厲害，我們不應該集中全力興兵與他正面交鋒，「不如以久持之」。

田豐「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後棄官歸家；沮授「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他們出身河北士族，提供給袁紹的這三條「戰略建議」，也是以河北世家大族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擬定的。

他們勸袁紹「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派部隊扼守黃河渡口，慢慢造船，造攻城器械，同時派一些游擊部隊，去騷擾擄掠曹操的邊境——其實質，是河北士族不願意拿出人力物力，來支持袁紹對外發動大戰爭；「以久持之」是一種修辭，修辭背後的真意，是希望袁紹不要擴軍，不要加重稅賦。

但袁紹是個有野心的人。他不願如劉表那般，與當地世家大族合作，遵從他們的利益期望，只做一個保境安民的太平軍閥。

據《九州春秋》記載，袁紹集團控制下的青州：

「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大意是：很多人口羽翼在世家大族門下，萬戶之邑，袁紹集團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不過數百（這當然是一種誇張的修辭），很多士族不肯出來為袁氏效力，稅收和兵員也征不上來，袁氏拿他們沒有辦法。

這段記載，很直接地展示了袁紹的野心，與河北世家大族的利益之間的衝突——儘管他當年踢走韓馥入主冀州，靠的正是河北本土世家大族的支持（韓馥在河北，大量啟用外州士人和寒族將領，引起河北本土士族的極大不滿）。

其他的說辭——曹操手裡有漢獻帝，曹操打仗很厲害——大概率是曹魏修史時自己腦補進去的（田豐、沮授均死在袁曹戰爭期間，他們吹捧曹操的那些話，史官究竟從何處得知？）；即便不是，也不過是河北士族生拉硬扯出來的反對袁紹興兵的蹩腳說辭——董卓也曾控制過獻帝，關東同盟討伐董卓，何曾擔憂過「不義」呢？

袁紹拒絕了田豐、沮授的「戰略建議」。

這種拒絕，與愚蠢毫不沾邊。

執意興兵後，為了應對河北士族的不滿，維持統治的穩定，袁紹採取了至少兩條鐵血政策。一條是以武力控制某些士族的家人，沮授被曹軍俘虜不肯投降，原因就是「叔父、母、弟」等家人控制在袁紹手中（這一手段，曹操也在玩，他將許多官員將領的家屬，集中控制在鄴城）；另一條是殺一儆百，在戰事失利後誅殺田豐，威懾那些立場動搖有意投曹之人。

換言之，曹魏官修史書所宣揚的結論——曹操戰勝袁紹，是因為曹操雄才大略、袁紹愚蠢昏庸——完全是錯誤的。他們用來構築這個結論的「史實」，根本就不符合歷史的真實邏輯。

篡改史實醜化對手，留存在《袁紹傳》中，不是袁紹的愚蠢，而是勝利者的醜陋嘴臉。

真實的歷史邏輯是：袁紹之所以敗給曹操，不是因為他比曹操蠢，而是因為他沒有曹操狠——他沒有像曹操那樣掀起「摧抑豪強」運動，也沒有像曹操那樣推行農奴制度，製造暴虐的勞役集中營；所以，他雖然擁有四州之地，對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卻遠不如只有一州之地的曹操（關於曹操的汲取能力，參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對民眾越狠，越有可能奪得天下》）——汲取能力影響汲取總量，而汲取總量，決定了誰能夠在持久戰中獲得最終勝利。

最後，再補充一句：分析《袁紹傳》文本的真實性，不是要替袁紹鳴冤。

對冀州民眾而言，他們固然不想要曹操，也不會想要袁紹。如果有選擇的機會，他們大概會更喜歡無大志的劉表與昏聵的劉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