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亞歐大陸上強國很多，為何只有唐帝國成為了世界中心？

在公元7-9世紀這一時期，廣闊的亞歐大陸上，林立著許多國家，其中，有名的有：拜占庭帝國、加洛林帝國、阿拉伯帝國以及東亞的大唐帝國等，它們都在青史上留下了屬於自己的印記。這些帝國共同點不少，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等。

但是，唯有唐帝國，其統治久遠且安定，文化博大且輻射周邊，一般認為：這一期是中國經濟由上古逐漸轉為中世的關鍵時期。

也因此，當時以唐帝國為中心，再加上，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東亞世界。東亞各國之間的聯繫在這段時間裡，前所未有地活躍，各國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政治、文化的交流以及貿易的往來十分頻繁。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翻開歷史，去考察當時東亞世界的貿易關係，首先，應該針對三國之間的政治往來及文化聯繫來進行分析。

唐朝時，唐帝國和新羅的友好關係，在歷史上最為親密。新羅原來只是朝鮮半島上一個不起眼的小國，長期佔據著東南一隅，但是，因其依附於「大唐帝國」，反抗當時較為強大的百濟和高句麗，最終，成為了朝鮮半島上大部分地區的主人。

公元676年，新羅政府得到唐帝國的正式官方承認，自此，它真正意義上確立了對朝鮮半島的大部分統治權。之後，唐帝國與新羅的關係日趨緊密，而新羅對唐帝國的朝貢也是愈發虔誠。整個唐朝時期，新羅派遣使節至中國朝貢的頻率為每兩年多一次。按中國古代的禮制邦交來說，新羅應該就是最典型的朝貢國了。

新羅與唐朝在文化上也是交流頻繁，對於還在成長中的新羅來說，唐朝這個強大而包容的國度，對他們而言，具有著莫大的吸引力。新羅還曾大量派遣大量留學生來唐學習，這其中，就包括僧眾、宿衛等，這些人回國之後，大大滿足了新羅國內的建設需要。

而唐朝與日本的關係則不同。日本這個國家一直都比較有民族意識，也不大認可唐朝天朝上國的身份。而這一點，在對唐朝的關係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是不存在朝貢、冊封性質的。7世紀白江口之戰，大唐、新羅聯軍對陣百濟、日本聯軍，最終，日本戰敗。

這次失敗讓日本政府深刻的認識到唐朝在軍事力量上的絕對優勢，也因此，戰後的日本吸取教訓，開始潛心學習中國文化，以求能夠增進自我。但是，在此戰之前，日本一直要求外交上與中國平等。

在7世紀以後，東亞世界的基本格局逐漸形成，唐、新羅、日本三國之間來往頻繁，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基本確立，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漢字文化圈」的出現。而東亞國際貿易規則，只是這個區域世界的另一剖面。

總體來說，在這段時間，東亞區域形勢保持穩定，戰爭較少，長期和平的環境，帶來了各國經濟上的蓬勃發展，商品貿易發展也隨之繁榮起來。

而到了8世紀中期以後，唐朝經歷了安史之亂，強大的唐帝國開始走向衰落之路，藩鎮林立，中央皇權旁落，地方軍政勢力掌握著強大的話語權，開始獨立於中央政府，承擔對外貿易和外交的角色。

於此同時，在隔壁的新羅，相似的問題出現了。經歷真骨貴族爭奪王位之後，新羅國內的王權頻繁更迭，再加上，這之後災荒頻發，導致自耕農大量破產，流民大幅度增加，中央王權也因此衰落下去，地方勢力開始興起。

與此同時，日本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長期中央集權積累的矛盾，開始逐漸爆發，學習自唐朝的律令體制也開始動搖。

東亞三國的政治社會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這為新羅商人帶來了絕佳機會，朝貢貿易無法滿足海外貿易的需求，而朝廷對於海外貿易這一塊也是有心無力。

可以說，這種政治上的改變，成為了東亞國際貿易環境的基礎條件。

並且，這一時期東亞各國物質經濟都空前繁榮，造船技術也得到突破性的提高。所以，不管是技術層面，還是物質層面來看，東亞世界的國際貿易環境，都比之前的時代更有優勢。

唐、新羅、日本三國貿易的形態向來被稱作「東亞貿易圈」，而貿易作為東亞各國之間緊密聯繫的一個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地位與學者們重視的漢字、律令、科技等相當。特別是9世紀後期的三國貿易，更是為後來的宋、遼、高麗、日本之間的貿易繁盛期打下了基礎。

唐與新羅的貿易關係可分為兩種：

朝貢貿易，利用外交使節為媒介進行；

官商貿易，也就是官商關係是決定商法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重要力量。

這其中，朝貢貿易一直以來都佔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後來，兩國聯繫愈發緊密，非朝貢貿易也有了大力發展的機會。唐帝國與新羅之間的朝貢貿易非同一般地頻繁，單只唐朝一代，雙方的使節往來次，數就高達160次，平均每一年多就有使節往來。對於交通相對不夠便利的古代來說，真的已經可謂是十分頻繁了。

當時，佔據唐朝對外貿易首位的便是新羅物產。新羅與唐朝的官方貿易物品琳琅滿目、種類繁多、極為寶貴。新羅一統朝鮮半島之後，雙方往來的主題逐漸轉移到經濟文化方面，而以貢品回賜品交換禮品的模式，則演變成正常官方貿易，交換種類數量都隨之增加。9世紀時，大唐與新羅中央集權同時衰落，由政府控制的貿易則轉到私人手中。

但是，其商品種類與國家貿易基本相同，規模也不下於朝貢貿易時期。

唐與日本的貿易，基本也可分為兩種：

國家貿易；商人貿易。國家貿易主要是指，日本遣唐使來華往返過程中的官商販運。商人貿易則是指，大唐商人前往日本的貿易活動。

第一種，遣唐使代表日本政府赴唐獻上貢品，唐王朝接納貢品以後，將會賜給他們價值更高的回禮，雙方以貢品和回賜品進行的貿易方式便成為定例。這種方式的以物易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為朝貢貿易。而遣唐使成員自己也會在唐朝購買大量物品，回國之後，作為商品或者禮品進入市場，其中，部分回賜品在日本宮廷貴族之間交易後，也會流入京城市場，遣唐使在此期間，便起到了我們所說的「官商」作用。

第二種，唐朝商人遠渡大海赴日貿易，交易地主要以當時的大宰府為主。而在唐最早赴日貿易到亡國前最後一次有記錄的赴日貿易期間，唐商在51年內往返了30多次，這要遠遠高於遣唐使的往返次數。

所以，綜合各方面考察下來，9世紀的東亞貿易，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時期：

前期主要的方式為朝貢——回賜貿易，唐朝作為天朝上國接受朝貢，其他兩國則被賜予回禮；後期則以商人貿易為主，大唐與新羅商人先後代表進行海運貿易。9世紀東亞貿易世界的最大、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朝貢貿易過渡到了商人貿易。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鑒》、《唐朝的海外貿易》、《中國「漢字文化圈」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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