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故書新評》的文獻學意義

傅斯年創辦《新潮》時所謙稱「妄自負荷」的歷史責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動學術進步的追求。對文獻學研究來說，他有關認真「整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積極倡導「樸學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鑒「西洋人的研究學問法」的主張，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學方法為之條理，近代精神為之宰要，批評手段為之術御」的學術原則，也有積極的意義。傅斯年《故書新評》中透露出的務求其「真」的科學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對於二十世紀的文獻學研究，也是澄湛的來源之一。

一、「真精神」與「真學者」

1918年秋，傅斯年創立北京大學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編輯的《新潮》第一卷第一號問世。其文化作用，確如傅斯年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所預言，「未必不可普遍國中，影響無量」（註：《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冊第1頁。），一時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

《新潮》第一卷第五號刊出魯迅的來信。其中就傅斯年對於《狂人日記》的讚美，自謙地說，「大約是夜間飛禽都歸巢睡覺，所以單見蝙蝠能幹了。」並且不無含蓄地申說其著說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到在底下，——破破中國的寂寞」。傅斯年在複信中針對「破破中國的寂寞」一語，也有一番議論。他說：「先生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實在是我們《新潮》創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論，我們正當求學的時代，知識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書，而大叫特叫，實在對不起自己。但是現在的中國是再要寂寞沒有的，別人都不肯叫，只好我們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們的功勞。有人說我們是夜貓，其實當夜貓也是很好的；晚上別的叫聲都沉靜了，樂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況且夜貓可以叫醒了公雞，公雞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註：《新潮》第一卷第五號，第一冊第945頁至第946頁。）新文化運動主力們的吶喊或者叫嚷，是要喚醒中國文化的光明，中國社會的光明。但是他們謙稱「妄自負荷」的歷史責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動學術進步的追求。

《新潮》健將們的文化理想，據傅斯年所說，「一則以吾校真精神喻於國人，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者鼓動興趣。」他們又宣稱：「同人等深漸不能自致於真學者之列，特發願為人作前驅而已。名曰『新潮』，其義可知也。」

所謂一則「真精神」，二則「真學者」，其實二者之間相互關連。甚至如果沒有「真學者」的存在與努力，則「新精神」的煥發與鼓舞亦無從談起。傅斯年說，「今日出版界之職務，莫先於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他認為，「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作為對於這一認識的說明，傅斯年又寫道：「不曾研詣學問之人恆味於因果之關係；審理不了而後有苟且之行。又學術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為情牽。對於學術負責任，則外務不足縈惑；以學業所得為辛勞疾苦莫大之酬，則一切犧牲盡可得精神上之酬償。試觀吾國宋明之季甚多獨行之士；雖風俗墮落，政治淪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終不以眾濁易其常節。又觀西洋"Renaissance"與"Reformation"時代，學者奮力與世界魔力戰，辛苦而不辭，死之而不悔。若是者豈真好苦惡樂，夫人之情耶？彼能於真理真知灼見，故不為社會所征服；又以有學業鼓舞其氣，故能稱心而行，一往不返。」於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竊願鼓動學術上之興趣。」於是學術建設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責任之一。

《新潮發刊旨趣書》中特別指出，《新潮》將「特辟《出版界評》《故書新評》兩欄，商榷讀書之誼」，並且註明：「此兩欄中就書籍本身之價值批評者甚少，藉以討論讀書之方法者甚多。」（註：《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冊第1頁至第3頁。）

其中《故書新評》，《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發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繩之〈史記志疑〉》，（二）《宋郭茂倩之〈樂府詩集〉》，（三）《英國耶芳斯之〈科學原理〉》。此後，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號目錄後有一「附告」，宣示讀者：「本號因稿件過多，《出版界評》《故書新評》兩欄暫缺。」然而，隨後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號這兩欄依然「暫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號則有《故書新評》一欄，發表了署名「傅斯年」的兩篇文章：《宋朱熹的〈詩經集傳〉》，《清代學問的門徑書數種》。《出版界評》依然闕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號以後不再出現《出版界評》《故書新評》兩欄。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號開始開闢的《書報評論》欄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評》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號起，《書報評論》亦不再出現。不過，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號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紹專號」，說明《出版界評》和《書報評論》的內容仍然受到重視，但是《故書新評》則永遠消逝了。

《故書新評》前後只有兩期面世，共發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實上，這一主題，至少在《新潮》這一新思想的園地中，似乎並沒有得到其他學者的響應。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獨樹一幟，孤力支撐。《故書新評》的命運，或許也與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所說的「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我們的雜誌停頓了」以及「我往英國去」（註：《新潮》第二卷第一號，第二冊第203頁。）等情形有關。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於主持者本人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號《故書新評》欄下有這樣的解釋：「我們雜誌的第一號里，曾有過這《故書新評》一欄。一般讀者對這一欄的意見很不同：有的人很歡迎；有的人以為《新潮》里不必有他。為這緣故，我有兩層意思要說明：——(1)我以為中國人讀故書實在是件不急的事：因為披沙揀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說起來，應當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統的學問等到會使喚求學問的方法了，然後不妨分點餘力去讀舊書。只可惜這件事很不容易辦到。一般的人對於故書，總有非常的愛情，總不肯稍須放後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讀故書的方法討論一番了。(2)我做這《故書新評》並不得就一部舊書的本身批評，只是取一部舊書來，借題發揮，討論讀故書的方法。簡捷說來，不是做『提要』，是做『讀書入門』。倘若照著一部舊書的本身仔細考察起來，我們雜誌豈不要變成《舊潮》了嗎？」（註：《新潮》第一卷第四號，第一冊第691頁。）

事實上，傅斯年要說明的，是策劃和主持《故書新評》的動機，與提倡保存國粹的學者有所不同，是要講究「讀故書的方法」，「求學問的方法」。在當時，傅斯年和他的同志們的文化態度，是「應當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統的學問等到會使喚求學問的方法了，然後不妨分點餘力去讀舊書」。於是，對於《故書新評》的主旨，其意識的深層，其實仍然不能不顧忌所謂「《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謂「我們雜誌豈不要變成《舊潮》了嗎」的意見。

這一現象，可以作為分析當時思想界和學術界基本文化傾向的重要軌跡。

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謂「同人等深慚不能自致於真學者之列，特發願為人作前驅而已」，其嚮往自致於「真學者」之列以及發願為「真學者」作前驅的心志，在《故書新評》中也有集中的反映。

《故書新評》五種中，四篇以中國「故書」作為評論對象，是我們在總結二十世紀中國文獻學研究時應當注意的。（註：《故書新評》記者前言說：「學術原無所謂國別。故本所評故書，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冊第139頁。然而本文所關注的範圍限於中國文獻研究，因而對於傅斯年《英國耶芳斯之〈科學原理〉》一文不作討論。）

二、「因其疑可見其真」

《故書新評》五種中首列清梁玉繩撰《史記志疑》三十六卷。題註：「《史學叢書》本最易得。」

傅斯年開篇就寫道：「世之非難此書者，恆以為疑所不當疑。自我觀之，與其過而信之，毋庸過而疑之。」在「與其過而信之，毋庸過而疑之」句下，特別標有著重號，用意是明顯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國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當信，此書獨能疑所不當疑。無論所疑諸端，條理畢張，即此敢於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後昆矣。」

對於這一觀點，又有較為詳切的論說。傅斯年說：「讀者以吾言為過乎，則請詳其說。中國學術，壅塞無過唐代。唐代所以獨敝者，實緣拘泥成說，信守師法，《五經正義》之倫，『例不破注』，直類清朝『高興講章』耳。趙啖《春秋》之妄，韓李《論語》之陋，雖不可以為是，而自信之風，以啟其端。宋代學術再興，則以此精神為之本也。《老學庵筆記》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及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嗟乎，陸遊、王應麟以此致憾，不解宋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賴不難疑經之精神，樹其本也！」對於宋儒「不難疑經之精神」，傅斯年又評論說：「論《詩》至王安石，可謂斯文掃地矣。『視爾如翹，貽我握椒』之解，難為他說得出來。然安石不云乎，『原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想變秀才為學究。』王氏五經說之作，正教人敢於自用，雖逾軌物無傷也。」

對於宋代學術總的評價，傅斯年說：「宋儒所蔽，在於觀察不肯精密，不能為客觀的研究。若其疑古之處，正其所以超越漢唐處。」

有清以來的疑古之風，傅斯年也有所總結。他說：「再就清代學術而論，顧炎武、閻若醵（璩），皆善於疑古者。毛奇齡辟草萊，斬荊棘，阮元推之，諒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學，及於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詣獨深者，皆以變古為其內心所有發明，乃敢於自信，不輕信古人之效也。於是可知學術之用，始於疑而終於信，不疑無以見信。若《史記志疑》者，原非創造之才，獨此過疑之精神誠哉不可沒也。姚際恆《古今偽書考》一書，不偽者亦偽之；然較之偽者亦不偽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計其短長也。」傅斯年所說「敢於自信，不輕信古人」，方可以有所「發明」，以及「學術之用，始於疑而終於信，不疑無以見信」的見解，提出了極其重要的學術規律。

《史記志疑》一書之所以有重要的價值，可能主要不在於「創造」，而最可貴於「此過疑之精神」。這是因為《史記》一書累世歷經竄擾，內容有所錯亂。對於這一過程，傅斯年稱之為「《太史公書》（註：原註：「從錢曉征考訂名。」）遭厄最甚」，並總結為「五厄」：「遷以直諒之才，不為暴君隱惡。其書在於當年，未能溥行於世。雖曰『藏之名山』，終無補於『書缺簡脫』而又經楊終之受詔刪定。褚少孫學非通人，『妄言補苴，污穢舊史。』其後增益削改者不一家，以至顛倒錯亂，讀者淆焉。此一厄也。班固者，宗法子長，如其體制；僅具體而微，未嘗『青出於藍』也。其必掩人之善，衒己之長；其毀子長之言，竟無一語不刺謬者。然而班書行世，司馬微矣。此二厄也。漢魏六代學人，於此書未知見重。徐廣、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徒，均非通才，故義多不彰，詞每曲解。《漢書》上聞君主，受詔傳學，服虔以來，訓解昭晰。自此而降，孟堅每多忠臣，子長終無『巨子』。此三厄也。師古校《漢書》，歸其本始，後人竄改，盡加刪刈。至於宋明板本校正，代有其人，本書真面，流傳今世。若夫《史記》，則注者既無令善之才，是正詞文，而俗子妄人，每加改易。至於今日，竟成斷爛不可讀之書。此四厄也。宋人射策之學盛，漸有以論時文之法論《史記》者。明人歸有光，清人方苞、吳汝綸輩，復就太史公書，圈點塗識。誤字則認為筆法，脫簡則認為筆法，後人改補矛盾處則認為寓意。持此方術以論《史記》，下於束高閣者一萬等。此五厄也。而《史記》真不成書矣。」可以看出，傅斯年在這裡，其實簡略概述了一部《史記》學史，包括《史記》流傳史和《史記》研究史。其中識見，多有超拔絕異之處。作為一個不到二十三歲的青年學生而能夠發此深刻透徹之論說，在今天看來，是令人吃驚的。五四先行者們大多都有深厚的國學根基，方能夠準確地擊中舊文化的要害，這與二十世紀晚期的一些激烈的文化批評者們往往以空疏之論立說，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傅斯年說，「此《史記志疑》者於矛盾之端，錯簡之處，增考之跡，詁訓之義，皆致其疑。因其疑可見其真。古文家文法之談，村學究史筆之議，可假此括清之矣。世有願為子長之學者，刊落妖言，復其朔始，則玉繩之作，其導源也。」他提出了一個文獻學的原則，可以說也是文化研究的共同的原則，就是「因其疑可見其真」。這一觀點，現在看來，也是有價值的。

傅斯年力倡「敢於疑古之精神」，以為是推促學術進步的首要條件。他在《故書新評》中以對於《史記志疑》的評價作為首篇，不是偶然的。

疑古，在二十世紀前期的文獻學研究中，曾經成為一種體現出革命意義和科學精神的學術主流。究其前源，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起「敢於疑古之精神」的鮮亮旗幟，而旗手之一，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就梁玉繩的這部名著作總體評論時，對於其學術優劣有中肯的判語：「是書之長，在於敢於疑古，詳於辯證。其短則浮詞充盈，有甚無謂者。又見其細不見其大，能逐條疑之，不能括全體為言。蓋於《史記》刪改之跡，猶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懷琴之《史記探源》，視此進一等矣。」（註：《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冊第139頁至第141頁。）這樣的評斷，應當說是公允的。

傅斯年對於《史記志疑》的分析以及他後來開設《史記研究》課程的講義稿，（註：岳玉璽、李泉、馬亮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6頁。）都值得漢史學者、《史記》學者，以及中國文獻研究者們重視。

三、庶民文化的價值：「其情真」

刊於《新潮》第一卷第一號《故書新評》中的第二篇，是對於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一百卷的評論。題下注文：「汲古閣本。湖北崇文書局本。」

這篇文章的主題，如傅斯年所說，「今先置此書本身之價值於不論，論『樂府』之價值。」實際上對於「樂府詩」這種文學存在的文化意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傅斯年寫道：「樂府詩歌者，中國最優美文學之一也。蓋中國文學中有兩種最有勢力，而又最可厭惡之原質，到處發現而樂府之大部（非其全體）倖免焉。斯其所以貴也。其質惟何？一曰文學為獨夫政治之附，二曰文情為字面之客體。」

他所指出的中國傳統文學之第一種醜惡原質，是附庸於專制主義政治的奴性。傅斯年又說：「世所尊為獨貴之文學，皆所謂廟堂之作，易詞言之，則為獨夫政治之優倡也。此風氣殊不以朝堂製作為限，凡一切文體，恆見其被感化。今任執一家文集觀之，有不彼此優倡之化者乎？藉曰有之，亦極少也。」傅斯年鄙視中國人衡量文學以「堂皇典貫」為第一流的傳統標尺的傳統，說道：「此是妄人所謂堂皇典貴，其實但有卑鄙齷齪，何堂皇典貴之有。」但是，「樂府之郊祀、雅樂，固是『兔園冊子』，然清商燕樂，卻不被其流化。世所傳之樂府歌詞，恆為情詞備至之妙文章！其不受徘優之化，視『雜體詩』更為能自潔焉。此一長也。」

樂府詩又能夠與所謂「文情為字面之客體」劃清界線。傅斯年說，『堆砌之體，盛於漢賦，自爾以後，一切體裁，幾乎無不被影響者。故文情為字面之附庸，字面為文學之主體；擬詩文於『鏤金錯采』『飛青麗白』，則其為字面主義(Verbalism)可知矣。樂府詩歌者，或作於不解文書者之手，其無從運用字面主義可知。即文人為之，亦必不解文書者歌之；勢必徇俗，專尚情趣；所有雕鏤之功，無能為役也。今觀《樂府詩集》恆有淫蕩鄙陋之言，但覺其情摯，而不覺其淫鄙，其情真也。文人苦意為詩，恆有曠朗之言，然但覺其情摯，不覺其曠朗，其辭飾也。樂府詩歌者，歌於優倡之口，入於庶民之耳，托體如此，故不受中國文學界惡空氣之熏陶也。此二長也。」（註：《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冊第141頁至第142頁。）文人之詩「其情游」，「其辭飾」，而「不解文書者」所作亦「不解文書者」所歌之樂府詩，則「其情摯」，「其情真」。能夠有如此的發現，不僅表現出其學術眼光能夠透見文化之真實，也表現出其學術立場已經有接近庶民的傾向。

四、《詩》的真義

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四號的《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辯〉》，是《故書新評》中篇幅最長的一篇。

朱熹的這兩種書，在朱熹同時的學壇就已經引起爭論，在清代，更受到漢學家的攻擊。傅斯年卻給予朱子《詩》學的這兩種成果以極高的評價。他說，「據我個人偏陋之見，關於《詩經》的著作，還沒有超過他的。」其特長是，(1)拿詩的本文講詩的本文；不拿反背詩本文的詩序講詩的本文。(2)很能闕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實牽合去。(3)敢說明某某是淫奔詩。總的來說，是能夠掃除千百年來幾乎已經掩埋《詩》的真正文化價值的經學塵埃，以真正求真的精神探求《詩》的真義。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一條教訓是真實兩字。」傅斯年說，《詩經》和《楚辭》「感想極遠」，富於「奇想的妙用」不同，「寫景便歷歷如在目前，寫情便事事動人心緒。畫工所不能畫的，他能寫出來。」傅斯年認為《詩經》的文學成功，主要是基於「情事逼真」。他評價道：「《大雅》和《頌》因為被體裁所限制，應當另論外，若《國風》《小雅》里的詩，沒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沒有一句是做作文章。為著這樣的真實所以絕對的自然，為著絕對的自然，所以雖然到了現在，已經隔了兩千多年，仍然是活潑潑的；翻開一讀，頓時和我們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詩，每每帶上幾分做作氣，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專有的趣味：所以就在當時，也只得說是假文學。《詩經》的文學，有三種獨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淺。這都是自然的結果。我們把《楚詞》和他對照一看，《離騷》里千言萬語，上天下地，終不如《詩經》里的三言兩語能夠豐滿啊！」《楚辭》與《詩經》風格大異，有作者文化資質的因素，也有地域文化傳統的因素，當然不必厚此薄彼。但是指出《詩經》大多表現「真景，真情，真趣」，是準確的。

「《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二條教訓是樸素無飾一句話。」傅斯年認為，「文學到了文人手裡，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學，傳到現在的社會裡，仍然佔據文學界的一大部。《詩經》的《國風》《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備的時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見人工；只是裸體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侘，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七月》一篇，真是絕妙的『農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質直，樸素，因而逼真。」傅斯年說，「《詩經》里全沒有巧言妙語，都是極尋常的話；惟其都是極尋常的話，所以才有不尋常的價值。」

傅斯年還寫道，「《詩經》對於我們的第三條教訓是體裁簡當。」「《詩經》對於我們的第四條教訓是音節的自然調和。」也都分別從不同角度指出了《詩經》的文化價值。傅斯年又說，其實《詩經》對於我們的教訓，還不只此。他分《詩經》為兩大項，一項是《國風》《小雅》，一項是《大雅》《頌》。後一項是後來廟堂文學的起源，「我們對他不能得什麼有益的教訓」，而前一項，是二千年前的自由體白話詩，是「模範白話詩」。「不特用白話做質料，並且用白話做精神；不特體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項，也無一不自由。」傅斯年於1919年4月1日發表的這番評語，如果與當時新文學倡導者的其他論說聯繫起來讀，一定可以更好地品味其中的深意。與後來一些棄舊圖新、破舊立新的激烈之說不同，傅斯年從古辭中發掘出「自然」和「自由」之義，雖然立場同樣激進，卻不使人感受到生硬和強橫。

傅斯年說，朱熹的這兩種書，「還有他的大缺點」，「也還有幾分道氣」，但是仍稱得上「有判斷有見識，能分析」。（註：《新潮》第一卷第四號，第一冊第691頁至第699頁。）傅斯年在文章的末尾還申明了對讀者諸君的期望：(1)學他的敢於推翻千餘年古義的精神；(2)學他敢於稱心所好，不顧世論的能力；(3)再把《詩經》的研究更進一步，發明文學主義的《詩經》。

傅斯年肯定了朱熹對於《詩經》新理解之反經學傳統的意義。傅斯年的評價，對於《詩經》研究無疑有推進的作用。他在1928年至1929年講授「《詩經》專題研究」課程，有《詩經講義稿》傳世。（註：岳玉璽、李泉、馬亮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198-200頁）而這篇《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辯〉》中的特點，又得到了充實和發展。

五、清代學術的「真是真非」

傅斯年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四號《故書新評》欄中的《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一文，可以看作一篇清代學術史略說。

傅斯年在比較清代學術和宋代學術的異同時指出，「宋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學問，偏說直接孔孟的心傳，清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學問，偏說獨合六經的正義。若是把這偶像打破，彼此明目張胆的爭真是真非，可以省去許多無謂的辯論，而且爭論的結果總要有益得多。」傅斯年的評論，雖然沒有能夠全面地定斷所謂「真是真非」，但是大略的學術線索和學術異向，已經勾畫出來。

傅斯年說，清代學問是宋明學問的反動，「雖說是個新生命，其實復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時稱他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清代學問是中國思想最後的出產品；在漢朝以後出產的學問中，算是最切實最有條理的。」面對宋明學問，清代成功學者另舉起自己時代的旗幟。「宋朝的學問，在周濂溪、程伯子手裡，已經有許多不著邊涯的說話；以後愈鬧愈甚，直到明末，心學普遍天下，直弄得遍天下皆是自負的聖賢。所以清朝的學問恰是針鋒相對的發出。有明末的空洞心學，便有清儒的注重故訓；有明朝士流的虛偽淺妄氣，便有清儒的實事求是：有明末的束書不讀，便有清儒的繁瑣學問；有明末的不講治事，便有清儒的專求實用。（註：原註：「顧黃顏李都如此。」）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清代的學問是歸納的；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問是理想的，清代的學問是經驗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就這方法上而論，彼此竟是絕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義竟是完全的相左。」這樣的判斷，大體是符合實際的。

用時代的眼光看，傅斯年肯定清代學術「比較的近於科學」。至於清代學術與西方科學的比較，傅斯年也發表了獨到的見解：「仔細看來，清代的學問，狠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不過西洋人曾經用在窺探自然界上，我們的先輩曾經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雖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這種學術史的判斷，是可以發人深思的。傅斯年甚至認為，「平情而論，西洋文化進化的步次，雖然和中國的不盡相同，大致說來還有近似的地方。」西洋近世科學家對中世紀的迷信「造反」，「我們中國的樸學家對著宋學開釁。」中西確實相似，「這不是我好為影響傅會的話，實在由於同出進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蹤跡了。」這種比附是否合乎歷史的真實，還可以商榷。傅斯年進一步指出的兩者的不同，特別值得注意：「但是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西洋的Re aissance時代的學者，求的是真理，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的真話。他未嘗不是要求真理，只是他誤以孔二先生孟老爹當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諸六經，而不要求諸萬事物。」

對於清代學術，傅斯年舉例四派，即樸學派（即漢學派）、今文學派、理學派、浙東學派。對於其發展階段，傅斯年分為五期：胚胎期（從王應麟到焦竑，這在清代以前），發展期（從顧亭林到汪慎修的時代），極盛期（錢曉徵、戴東原、段懋堂、王懷祖的時代），再變期（從孔眾仲到俞曲園的時代），結束期（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為、章太炎兩人）。

至於所謂「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傅斯年首先舉出如下三種：(1)《漢學師承記》（江藩作的），(2)《漢學商兌》（東方樹作的），(3)《東塾讀書記》（陳澧作的）。他認為，這三部書都是對於初學的人最方便的門徑書。隨後，傅斯年又舉出了十四種第二步的門徑書：顧炎武的《日知錄》（註：原註：「這部書和《養新錄》，看來好像零碎，其實清代樸學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裡面見得。」），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註：原註：「這部書可當作清朝學問的方法論讀。」書名原文作《尚書古口文證》，當是錯排。），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註：原註：「這部書也是對著宋明思想革命的。清朝一代的政治理想，還算此書最高超。」），戴望的《顏氏學記》，錢大昕的《養新錄》，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汪中的《述學》，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章炳麟的《檢論》。傅斯年說，「以上的十幾種書，為初學者言都可說是入門之用，但是就他們的本身而論，也是非常有價值，不僅是門徑書而止。學者從此研究去，必能得正當的道路。」

在《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一文的最後，傅斯年又有這樣一段話：「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樸學上用功夫，並不是懷著什麼國粹主義，也不是誤認樸學可和科學並等，是覺著有幾種事業，非借樸學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來。這事業就是——(1)整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中國學問不論那一派，現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狀態之下，必須加一番整理，有條貫了，才可給大家曉得研究。(2)清朝人的一大發明是文字學，至於中國的言語學，不過有個萌芽，還不能有詳密的條理。若是繼續研究下去，竟把中國語言的起源演變發明了，也是件痛快事。(3)中國古代的社會學正待發明。以上的三種事業必須用清代樸學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樸學家的方法，不問西洋人的研究學問法，仍然是一無是處，仍不能得結果。所以現在的學者，斷不容有絲毫『抱殘守缺』的意味了。」（註：《新潮》第一卷第四號，第一冊第699頁至第705頁。）傅斯年在這裡所說到的三項事業，恰是他後來在學術實踐中努力進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他積極倡導「樸學家的方法和精神」，以及借鑒「西洋人的研究學問法」的主張，兩相結合，對於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工作，仍然是有積極的意義的。

六、「真眼觀凡，無凡不真」

《故書新評》記者前言說：「本記之作，原欲與海內同為學生者，商榷讀書之方。故設《出版界評》一格，以為輔助修業，啟善閑邪之資。然所收容者，勢必以新作為限：若干年以往之著述，當在不論之列。吾人研求文籍，雖不可不偏重今世，亦不可盡棄故作。已往著述，固多存永久價值者；志為學人，理必從事。於是別設此《故書新評》一欄，以為彼欄之補助。」

對於國學故書，應當不應當讀，應當怎樣讀，既然聲稱「討論讀故書的方法」，這篇記者前言中又強調：「今之論者，間有謂故事（書）可以根本不讀，其實此種辦法，事實上做不下去。平情言之，故書亦未嘗不可讀，要必以科學方法為之條理，近代精神為之宰要，批評手段為之術御。人有常言，『凡眼觀真，無真不凡，真眼觀凡，無凡不真。』果其以我為主，而讀故書，故書何不可讀之有。若忘其自我，為故書所用，則索我於地獄中矣。」這裡所倡導的「以我為主，而讀故書」的方法，體現出一種五四精神，體現出一種現代精神。

那麼，《故書新評》何以稱作「新評」，與傳統的評書「舊法」又有什麼不同呢？傅斯年又寫道：「今所評者雖故書，而所以評之者非故法也。有以此書近於《四庫提要》見譏者：不知《四庫提要》，所以不齒於學者之口，不在體裁，而在撰者思想不甚高明；主持之者，又為便辟善柔之人；故曲學以阿世，舒己以從人，而為世所詬病也。論其體裁，未嘗不是。中國正患此體書籍太少，學者窮年皓首，無從得簡約之徑。現代生活，異常繁劇；求學一端，焉可不尋經濟之術；此則本志所以辟此欄也。又本欄以討論讀書之方法為旨，亦與《四庫提要》專評一書本身者不同。」（註：《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冊第139頁。）從《故書新評》的幾篇文章看，作者的確是實踐了「所以評之者非故法也」的志向的。

讀書，讀書，「切實的求學」，「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出一個『真我』。」傅斯年宣布，「新潮社的結合，是個學會的雛形。這學會是個讀書會。」他曾經說，除了學術事業和文化事業，「此外也沒有我們的事業。」在1919年10月出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一號，傅斯年又發表了對於政治出於冷靜判斷而表現出冷漠傾向的言談：「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要糟糕的。兩千年的專制的結果，把國民的責任心幾乎消磨凈了。所以中國人單獨的行動什九卑鄙齷齪，團體的行動什九過度逾量，——這都由於除自己之外，無論對於甚麼都不負責任。」「所以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那麼，我們是『專心致志』，辦『終身以之』的讀書會了。」（註：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號，第二冊第204頁至第205頁。）這樣的態度當然可能會受到急進者的批評，但是一群學者「專心致志」，「終身以之」地讀書，思想，並且運用科學方法、近代精神、批評手段來「整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又努力發明新學，開拓新學，如果從長時段的文化史的眼光看，可能是中國學術的幸事。

有的學者說，「傅斯年一生專註於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古籍的研究用力較少，也不甚深入，有時則不免採用推測、臆斷的辦法論定古籍的年代和價值。」「傅斯年在研究古代史事時亦有時用推論代替嚴密的論證」，「傅斯年是史料學派的旗手，但卻不是一個整理研究史料的專門家。」（註：岳玉璽、李泉、馬亮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8頁。）作為對於傅斯年學術生涯的總體評價，這樣的說法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讀青年傅斯年在特定思想文化前景下撰著的《故書新評》，卻仍然不能不為其中表現的革命意識和科學風格而心懷欽敬。在對舊學多所否定的時代，傅斯年於宣布「中國今日理古的學術已成過去」，「學術等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註：傅斯年：《文學革新申義》，《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1918年1月15日。）這樣的主張的同時，又發現根本不讀故書，「事實上做不下去」，於是提出「故書亦未嘗不可讀」，並且以全新的視角考察古代文獻，多有新識新說。他在評論《史記志疑》時所謂「敢於疑古，詳於辯證」，是可以得到許多學者贊同的文獻學研究的科學的原則。

傅斯年《故書新評》中透露出的科學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對於二十世紀的文獻學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