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諾貝爾文學獎之路有多遠？
我不準備寫常見的那種回憶錄」，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說，「因為我們的記憶常常受阻，各種形象難以清晰地出現，被我們的記憶過濾掉了。所以，只有一些清晰的片段。」因此之故，米沃什生前並沒有留下正規的回憶錄或者自傳，相反，他以片段的形式寫了很多非常規的回憶錄。比如我們熟悉的《米沃什詞典》，專門以詞條的形式論述二十世紀的人和事，《烏爾羅之地》以片段的形式講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駁雜與成長，而另外一本書《獵人的一年》則乾脆借用了一年的日記來記錄和回憶自己漫長的一生。這本書表面上看收錄的是1987年的8月到1988年7月的米沃什日記，但涵蓋的卻是米沃什對他一生的總結。日記再也不是簡單記錄日常和隱私，不方便外人閱讀的私密心緒，重新變成了一種傳記式的文學體裁，正如他所說「我會不斷地回到我知道的那些遙遠的往事和人物，在書里，過去和現在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從外交官到流亡者
米沃什生於1911年，2004年去世，基本就是二十世紀的同時代人，見證了一個世紀的巨大變革。他寫這本日記時，早已經功成名就，可以很安逸地享受巨大的名聲帶給他的各種福利和自由，寫作上也是隨心所欲。米沃什生於小國立陶宛，當年隸屬於波蘭。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米沃什是一名法律系的大學生，開始寫作詩歌，1933年就已經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凍結時期的詩篇》。在大學期間，他和兩位同學第一次去巴黎旅行，見到了他的遠方表親，法籍詩人奧斯卡·米沃什，這段經歷對他的寫作影響很大，在他以後的所有寫作中，都會出現這個熟悉的名字。你可以在米沃什不同階段的書中都能找到奧斯卡·米沃什的影響，這種影響貫穿了米沃什一生的寫作。多年後，米沃什還在《獵人的一年》中記錄了他重返巴黎，參觀了奧斯卡的故居的文字。
如果沒有戰爭，米沃什大概會成為一名和平時代的詩人，但是二戰改變了這一切。歷史上的波蘭被納粹佔領，被蘇聯解放，戰後成了蘇聯扶持的蘇維埃政權，這段經歷改變了米沃什的一生。二戰中，他加入地下抵抗組織，參加過華沙起義，見證了歷史的暴動。二戰後，波蘭成了蘇維埃政權，米沃什成為了一名新政權中的外交官，先後在波蘭駐美國和法國的領事館任職。1951年，米沃什做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重大決定，他決定與波蘭政府決裂，從駐法大使館出走，申請了政治避難，在法國成為一個流亡者。米沃什在法國生活了九年時間，親眼目睹了法國知識分子對蘇聯的迷戀，他開始寫作《被禁錮的頭腦》，這是一部講述知識分子與波蘭新政權與虎謀皮的書。1960年，米沃什一家人接受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聘請，前往美國成為了一名教書匠，開始在伯克利定居。
二、在美國的生活
米沃什在美國的前二十年籍籍無名，在大學裡，他以講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聞名，以翻譯波蘭語詩歌的譯者在小圈子為人所知，他的同事幾乎沒人知道他是一名詩人。而在他的家鄉波蘭，他的作品長期被禁，無人知道他的存在。在後來接受《巴黎評論》的專訪中，米沃什講述過一個小段子，說他在斯坦福大學出席一個文學界的聚會晚餐，有位女士在餐桌上與他相鄰而坐，可能覺得有必要寒暄一下，就問他做什麼工作。米沃什說，我寫詩。沒想到女士厲聲地說了一句，每個人都寫詩。米沃什描述當時的感覺：「我不是特別介意，但仍然感受到了傷害。它代表了我那些年的狀況，懷抱雄心的痛苦」。
米沃什擅長多種語言，但是在詩歌寫作上，他只用波蘭語寫作，這是導致他長時期在美國默默無聞的的重要原因。在《獵人的一年》里他對這種流亡者的不同境況有了很長的反思：「也許，來自歐洲的我們那一區的的流亡作家最大的一個困難是，他的讀者往往與該地區地理和歷史缺乏任何聯繫。丹尼斯·契斯，他本人是匈牙利-塞爾維亞人，他發現那些俄羅斯作家——比如納博科夫——就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因為所有人都知道的俄羅斯文學，在閱讀他們時便有一個上下文的語境；同樣的，他們的地理和歷史不必從頭、從最基本的東西開始構建。」
美國接納了一個來自歐洲的流亡者，但是這並非意味著所有的流亡者都會對美國感激涕零，《獵人的一年》一年裡也記錄了米沃什在美國生活的那種矛盾心態，比如，米沃什曾經斷言，美國，作為一個遲鈍的物質主義國家，沒有人想在那裡創作。他還在日記中點評美國詩人的詩歌，說這裡有成千上萬的詩人，但絕大多數並不值得認真閱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詩人的經驗的匱乏，「我們可以說，這些詩的技術是一流的，但他們往往沒有什麼可寫。他們的『生活經驗』在每一行詩里隱約可見；它就是大學校園或高級中學講師們的生活，他們最經常地描述家庭生活的糾紛，他們自己的或者在附近酒吧聽說的那些。這是一種平凡單調的現實，看不到歷史的地震；最多，就其字面意義上的一次或兩次地震」。美國詩人最大的問題是是沒什麼可寫，而他們，比如米沃什，來自另外一個歐洲的詩人和流亡者，飽經歷史的世故，反而享有了某種特權一樣，利用自己的經驗寫出了不一樣的詩歌。這大概也是一種歷史的悖論，彷彿只有苦難的土壤才能滋生偉大的文學一樣。
三、諾獎詩人的一生
1980年，米沃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他首次為大眾所熟知。在他的家鄉波蘭，人們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獵人的一年》寫於1987年，那一年正好是他的好友，也是另外一位從俄國流亡美國的詩人布羅茨基獲得了諾獎，米沃什在日記中記錄下了他的當時的心情，還回憶起了他當年在巴黎的生活。他說他嫉妒布羅茨基的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他們從1970年代開始，要麼自願，要麼被迫移居美國，很快就有了榮譽和研究職位，「最重要的，他們能被接受，不像我被當作麻風病人」。
米沃什在獲獎之前，無論是從名望上，還是生活上講一直都相對艱難一些。早在巴黎流亡期間，這些從另一個歐洲來的流亡者並不被巴黎知識分子認同，1953年他的《被禁錮的頭腦》出版，幾乎湮沒無聞，有評價也是負面的評價，他認為是說出了在另一個歐洲發生的真相，但是在巴黎知識分子看來，他是帝國主義的奴役。而這本書在美國也沒有帶給他好處，導致他九年期間申請簽證都被拒。1953年，他申請簽證被拒時，他的妻子揚卡憤怒面對美國國務院的人尖叫：「你們會後悔的，因為他即將獲得諾貝爾獎。」多年後，他終於可以進入美國，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可以養家糊口，但是他的妻子又身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需要他隨時照顧，這導致他在美國的生活更是捉襟見肘，正如他在日記中記錄的，「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寫作是我養家糊口的唯一手段。我付出的代價是一個過於活躍的想像力承受的自我折磨、失望、長時間沉浸於研究中而把自我與環境隔絕——所有這一切，嚴重破壞了我的家庭生活。因為愛我，揚卡寧願我是一個最普通的男人，比如麵包師。諾貝爾獎到來時，對於她是一個悲劇」。
對一個詩人來說，詩歌就是他的宗教。而用母語寫作大概就相當於虔誠地祈禱。與其他流亡者最大的不同，米沃什始終都是用波蘭語寫作。他不像布羅茨基，後者用英語寫出了很漂亮的隨筆，奠定了他在英語學界中的威望。而米沃什一直用波蘭語寫作，然後跟美國詩人合作，翻譯成英文。他大概就形成了他一直保持一種局外人和流亡者的敏感性。他對此做了很多分析，比如他不止一次提到過，他到過很多城市和國家，但是始終無法養成世界公民的習慣，相反，一直有一種外省人的膽怯。就像一個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安頓下來之後，始終不敢走出他生活的那個熟悉的區域，這表明他需要安全感，而安全感的建立就是他的語言。他這樣解說，「我們通過我們的生活建構我們的私人神話，而最早期的生活維持得最久。我愈是去得更遠（而我想說，加州是很遠的），我就愈是尋求一條聯繫我以前的自我的鏈，那個來自舍特尼埃和維爾諾的自我。我就是這樣解釋我與波蘭語的聯繫的。這個選擇似乎是可愛的、愛國的，但事實上我是把自己鎖在自己的堡壘里，並把弔橋拉起來；讓其他人在外面發怒吧。我對承認的需要——誰又不需要承認呢？——並不強烈地足以誘使我從那裡出來，轉而用英語寫作。」
對米沃什來說，他最大的幸運大概就是感受到一個流亡者也可以擺脫命運的魔咒，獲得世俗的成功。這種虛榮心的滿足，對他這樣的外省人，一個來自歐洲小國的流亡者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鼓勵。這也是他寫作回憶錄的樂趣，因為隨著衰老的逼近，他想努力提取過往時光中的精華，為他成為詩人的一生作出公正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