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胎於傳統的反傳統

「五四」與傳統的關係是當代學術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五四」激烈的反傳統的確是文化史上的事實，而對「五四」激烈反傳統的原因的反省也大同小異：「五四」之所以整體性地激進反傳統，是因為我們民族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列強在虎視眈眈地試圖瓜分中國，進而使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之間作出徹底的抉擇，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必須勇於拿來西方文化以反叛中國文化傳統。

原文 ：《植根於傳統的反傳統》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高旭東

圖片 |網路

根據我們的考察與比較，在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方面，日本比中國還快，日本從唐代開始全面接受中國文化，他們拋棄中國文化而接受西方文化沒有任何障礙。中國在甲午戰爭後師法日本、學習西方，就深受明治維新的影響。造成日、中兩國在面對強敵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的深層動因，還需要在儒家文化中尋找，而促成日本脫亞入歐、全面西化的「明治維新」的福澤諭吉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道、釋的互動為基本結構，又以儒家為正宗與正統。然而我們並不認為儒家是一種宗教，儒教理解為倫理教化更為合適。每一種宗教都有特有的鬼神系統（儘管有一神與多神之分），但儒家卻排斥鬼神。據《論語·述而》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先進》記載：「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為儒家對於一般老百姓僅僅要求他們對上拜祭祖宗孝敬父母，對下生育子女傳宗接代，而對於士大夫則要求他們跳出小家而利大家，以「繼絕學」的精神傳承社稷的文化血脈，憂患家國天下的興亡，也就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因此，中國古代文人只有心懷這種憂患意識與使命感，才有資格進入「士」的行列，成為憂國憂民的士大夫。而「五四」激烈反傳統的深層動因正是來源於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來自他們那種拯救危難中的中華民族的強烈憂患——他們感覺如果不徹底批判反省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就難以擺脫落後挨打的困境，因而他們恨不得全盤拿來西方的先進文化，使中華民族很快得以振興而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由於激烈的反傳統植根於傳統，因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既沒有做到徹底拋棄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沒有做到全盤西化，而是締造了一種中西合璧的新文化。新文學的載體白話文比起印歐語系更像文言文，比起文言文更像印歐語系，它恰好處在中間，也就是中西合璧的結果。五四新文學比起傳統文學來更注重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在這方面確實接近西方文學；但是比起西方文學來，新文學更注重感時憂國，在這方面則更接近中國傳統文學，因而準確地說，新文學是中（傳統的感時憂國精神）西（西方注重個人的自由傳統）文化合璧而造就的。

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悖論：一方面，一些學者不滿於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進而指責這種西化已經造成了「失語症」；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卻以為新文學拿來西方文學的僅僅是皮毛，深層的文化並沒有拿來。陳獨秀、李大釗與瞿秋白等早期共產黨領導人確實具有濃重的反傳統與西化傾向，「五四」一代熟讀中國書的先賢們，也都以學成歸國拯救中華為榮，因為他們身上流淌著傳統士大夫那種振興家國社稷的文化血脈與憂患意識。我們一直強調弘揚中國文化，期待建構起包容西學的中國哲學—文化圖式。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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