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有克制力的君王堯帝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

文｜郭曄旻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1926年2月25日，「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抵達了山西臨汾。在這個前清平陽府的府城，李濟的腦海中立即浮現出了《史記》中關於「堯都平陽」的記載。「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堯帝的古都。中國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各種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也許因為他是世界上歷來最有克制力的君王，假如他要耗費國幣去修造特洛伊和諾薩斯發掘出的那種豪華宮殿，就不符合他的道德原則了。然而，不論他在這個方面干過什麼沒有，事實上就連關於他的都城的精確位置的傳說也都沒有聽到??」

帝堯一般認為是黃帝之後。根據郭沫若的看法，帝堯一族所居之處靠近黃帝族所居的涿鹿，大致是在河北唐縣一帶，後來沿太行山南下，途徑太原等地，最後遷徙到了汾水平陽地區。從現在的地理環境來看，汾水流域位於太行山與黃土高原交界處，地勢稍高，適合躲避洪水，其中臨汾盆地地形平坦，汾水流過盆地，帶來了豐富的河流資源與土地資源，盆地東南部面向現在的華北平原地區，交通便利，便於與外界進行交流。此外，這一帶的河東鹽池也可以為人們提供日常的食鹽資源。平陽位於臨汾盆地的中間位置，汾水河畔，環境優越，很適合農業文明萌芽階段的先民繁衍生息。所以《漢書·地理志下》就說，「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唐堯」中的「唐」，指的就是帝堯所出的陶唐氏。

陶寺遺址中出土的土鼓，外形似長頸葫蘆，筒狀高頸，圓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圍又有三小孔，頸腹之

陶寺遺址偏偏就坐落在汾水流域，在地域上已經可以與古籍中提到的帝堯所居「對號入座」。按照中國古籍的說法，「堯帝」生活的時代，遠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左傳》里說：「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其中的「虞」指的就是任命大禹去治水的中原部落聯盟首領「虞舜」，而堯更是虞的先任。在時代上，堯、舜生活在一個緊接夏代的時代。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大約始於前2070年。若從此說，則堯舜時代就應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範圍內。

再看陶寺，經過從1978年開始的40多年的考古發掘，其遺址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陶寺遺址晚期的碳14測年為公元前2000—前1900年，這已進入夏初紀年範圍，自然與帝堯對不上號。但陶寺遺址早期至中期碳14測定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與堯舜時代大體是吻合的。陶寺遺址墓葬總數在1萬座以上，如此宏大的規模顯示，陶寺居民總數遠遠超過當時其他龍山文化遺址。尤其是晉南長約50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這個環崇山聚落群成為龍山社會中人口最稠密的區域。這裡發現的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遺址數量超越當時其他地區同等規模遺址的總和，它們的出現可能體現了當時大型政治聯盟的形成。此外，也有研究指出，陶寺文化早期雖存在著當地廟底溝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但又存在著明顯的外來文化傾向，且新文化因素佔主體地位。換句話說，陶寺文化在晉南地區的形成與當時某一外地部族的到來有關，這又與帝堯一族遷徙而來的看法不謀而合。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獸面，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屬於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晚期。

看來，「堯都平陽」的說法在地望與時代方面都能找到依據。從2002年出土的陶寺中期王墓也能發現，墓主人的確是一位高居於陶寺社會金字塔之巔的顯貴人物。為了撫慰他的亡靈，長寬分別在5米和3米以上的長方形墓穴穿地而下，殘深仍有7米多。陡直的墓壁上還裝飾著五周平行的手抹草拌泥寬頻，或許是對當時居室裝修風格的模仿。儘管在陶寺晚期遭到搗毀，墓主人的屍骨和貼身隨葬品都已被擾亂，但這座出土大墓仍然殘留隨葬品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繪陶器、漆器、骨器以及20片半扇整豬等。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在墓室東壁中央顯著位置，立有一具完整的公豬下頜骨，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粗壯的獠牙，也就是《周易·大畜》所說的「豶豕之牙」。以該下頜為對稱兩側各排列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鉞」與「戚」）。按照周代的理念，「豶豕之牙」及圍繞它布置的玉石兵器所表達的恰恰是「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也就是「修兵弗戰」的和善理念。這也同樣令人聯想到帝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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