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江津客——陳獨秀的晚年歲月
本文摘自：《黨史縱覽》，作者：祝彥。
核心提示：1938年5月 5日，我……接重慶《時事新報》漢口辦事處轉該報總主筆薛農山函。內附30元鈔票。要我馬上轉陳獨秀先生……我不吃午飯，按址前往，問成衣店夥計：「樓上有姓陳的嗎？」「是安徽的老頭兒嗎？他住在樓上。」由這些答話，顯然他不知那老頭兒是中共創立者和曾連任總書記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樓，那個人又說：「小心啊，當心跌下來！」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樓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內。那是大約8個榻榻米的前樓，在左方靠窗的牆邊放一張木板床，上掛蚊帳，中有單被。床前一張方桌，三四張木凳，兩三隻紅皮箱放在床邊。看見我，室內3個人有些驚訝，因為才下課的我，穿黃布軍裝（我是上校教官）。也許他們以為我是受中共指使來殺「托匪漢奸」的暴徒！那3個人中有一位婦人，我認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絕我和李素麥兄會見陳先生的陳夫人。另兩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頭髮，有鬍子。我問他：「這兒有陳仲甫先生嗎？」他走到我面前說：「你是誰？」我忙把名片遞給他。他看後微笑道：「啊！我們是『漢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陳獨秀先生。他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的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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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所謂「政治上軟禁」，是指儘管陳獨秀在政治上已聲明無黨無派，身體也是疾病纏身，但是對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國民黨當局仍不放心，時時派特務監視著他。據時任江津縣長的黃鵬基說：「陳先生是受監視的，重慶方面常派人來偵察他的行動，一兩個月要來問問。」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南京局勢越來越危險，陳獨秀於1937年9月9日匆匆離開南京，14 日抵達武漢，租住在華中大學校園後側一所舊式的四合院民房。陳獨秀雖然不能親自操戈上戰場，但他對抗日滿腔熱情，積極鼓動宣傳民眾抗戰救國。期間，除了遇上王明、康生製造的 「漢奸」冤案干擾外，陳獨秀的生活基本是平靜的。在武漢期間，從延安叛逃來漢的張國燾在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駐漢口特派員、萍鄉老鄉蔡孟堅的安排下，與陳獨秀見了面。對此，蔡孟堅回憶道：
因戴（即戴笠）悉國燾與我同系萍鄉小同鄉，即親帶他來我家會晤，囑我對他力加保護，一如保護彼時已被釋放也住在武昌糧道街的陳獨秀一樣，恰好陳、張二人同是北大中共建黨發起人，他們原屬魚水相得，又是同病相憐，我讓他們見面，因而他們密切往返，我與國燾為小同鄉又中學先後同學，從鄉誼成為友誼，同時我對他與陳獨秀均有保護責任，有時招待他二人便餐。
但這種老友相談的日子並不長久，由於兩人所做的選擇迥異，心境也不相同，逐漸越走越遠，正如有人分析指出：「一個陳獨秀，一個張國燾，同是共產黨的元老，同是被共產黨宣布開除的人，但兩人對共產黨的態度又迥然各異。陳獨秀是從愛護共產黨的角度出發批評共產黨，雖被共產黨開除卻始終保持晚節，不當國民黨走狗；張國燾是從痛恨共產黨的角度出發反對共產黨，心甘情願地效忠於國民黨。」
只有應邀到大學演講，面對眾多熱情的青年學生時，人們才能看到革命家陳獨秀的獨特風采。據當年曾親自去陳獨秀家裡邀請他到華中大學做抗日演講的許俊千回憶，陳獨秀的演講，場面十分熱烈。對於邀請經過，他作了詳細的敘述：
其時，我正在華中大學學生聯合會參與宣傳工作，曾在《新青年》雜誌上讀過陳獨秀先生的文章，也偶爾見過他的書法。其學識淵博，翰墨清香，素為人所仰慕。我與幾位同學計議，應趁時請他到校園做一次演講，幾經打聽，才問明他就住在華大校園後側候補街5號，離校園後門不過幾百步遠。
一天，我和同學焦傳統去敲門求見，一位容顏端秀，穿淺蘭色旗袍女士（應是潘蘭珍），輕輕啟開門縫問我們找誰，我說要見陳獨秀先生，並將學生會的邀請信送上，她忙說，呵！你們大學生。她進去告知，隨即拉開大門請我們在天井旁另一間簡陋的書房等候。一會兒，陳先生進來，我們起身鞠躬致敬，他一見我們都是年輕學生，喜形於色，熱情地伸手讓座。他的身材不高，鬢髮灰白，顯得有點駝背，一口安徽鄉音，聲音不大洪亮，但話語清楚好懂，啟口就問我們個人的學習和家鄉情況，接著就談他對武漢三鎮的了解，我們都做了簡單的回話，他的態度謙和，使我們一點都不感到拘束，我即提出來同學們都想請他到華大校園作一次抗日演講，他低頭想了想就答應了。好在距離很近，約定了一天由我們學生出面接送。我們高高興興地告辭出門時，對潘女士也表示了謝意，只知她是由南京陪伴同來，而不知她是何許人，以及與陳先生的關係。
演講之日，早飯後，我們兩人再到他家，陳先生穿上新的深色長袍、布鞋，顯得非常雅潔，我們扶著他出門，請潘女士放心，她替陳先生理理衣領，對我叫一聲，同學慢走。我們為迴避路人圍觀，一進校門就從女生宿舍後側轉上根書林樓上大禮堂。陳先生剛上講台，掌聲不絕，聽眾越來越多，連講台地下、窗台上都擠滿了人。演講開始，陳老問了一聲大家好，就對抗日形勢和抗日戰爭的意義做了一番思想深刻、邏輯性很強的講演，看來事先做了很好的準備，不是即興敷衍。……講了一個多鐘頭，聽眾多作筆記。結束時，我們擋住不讓人上台請他簽名，呼籲讓他休息。又從後門陪送回家，陳先生在校園流連忘返，精神很好。1938年2月，亞東圖書館將這次演講的內容與陳獨秀的其他幾篇抗戰文章結集出版，名為《我對於抗戰的意見》。除了這樣偶爾的熱鬧之外，更多的時候陳獨秀則是「閉門不出」。由於經濟上沒有固定來源，因此生活也很清貧。陳獨秀的學生陳中凡「擬推薦先生至武大教書，或轉託人向參政會設法，暫維目前生活」。但對於這些學生與舊友的好意，陳獨秀都婉言予以謝絕，他主要考慮的是不給人添麻煩。當時武漢大學的校長王星拱與陳獨秀是好友，但陳獨秀說：「撫五與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書，我所學亦無以教人。」校園後面的獨院住不起了，便又搬到更為擁擠簡陋的地方。對於陳獨秀當時的窘迫生活，曾資助過陳獨秀的鄭學稼非常真實和生動地做了描述：
1938年5月 5日，我……接重慶《時事新報》漢口辦事處轉該報總主筆薛農山函。內附30元鈔票。要我馬上轉陳獨秀先生……我不吃午飯，按址前往，問成衣店夥計：「樓上有姓陳的嗎？」「是安徽的老頭兒嗎？他住在樓上。」由這些答話，顯然他不知那老頭兒是中共創立者和曾連任總書記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樓，那個人又說：「小心啊，當心跌下來！」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樓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內。那是大約8個榻榻米的前樓，在左方靠窗的牆邊放一張木板床，上掛蚊帳，中有單被。床前一張方桌，三四張木凳，兩三隻紅皮箱放在床邊。看見我，室內3個人有些驚訝，因為才下課的我，穿黃布軍裝（我是上校教官）。也許他們以為我是受中共指使來殺「托匪漢奸」的暴徒！那3個人中有一位婦人，我認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絕我和李素麥兄會見陳先生的陳夫人。另兩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頭髮，有鬍子。我問他：「這兒有陳仲甫先生嗎？」他走到我面前說：「你是誰？」我忙把名片遞給他。他看後微笑道：「啊！我們是『漢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陳獨秀先生。他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的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
由此可見陳獨秀在武漢期間的日子過得多麼艱難！但是沒多久，即使這樣清貧的日子也不能平靜地過下去。由於長江中下游地區不斷淪陷，日本侵略者的飛機開始對武漢進行轟炸，武漢也面臨淪陷的危險。滯留在這裡的逃難者於是又開始向上游地區逃去。陳獨秀也在朋友們的幫助下，開始做逃離武漢的準備。
其實，早在1938年2月，陳獨秀就有離開武漢的打算。只是由於碰上王明、康生栽贓陷害他是「漢奸」，為了辯誣，便耽誤了下來。6月16日，陳獨秀正準備乘坐好友包惠僧為他安排的船離開之時，分別30餘年的大姐一家從安慶逃難來到武漢。姐弟兩人難中相見，既悲又喜。於是，陳獨秀抱歉地對熱心的包惠僧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這樣一來，陳獨秀就在武漢又呆了十幾天，於月底和姐姐一家一起動身。7月初，陳獨秀一行抵達重慶。在渝逗留了一個月，便感到留在重慶「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江津在重慶上游90公里處，陳獨秀於8月3日到達江津。誰知在江津也住不安穩，於是又於1939年5月份遷居到離江津縣城10餘公里的小鎮鶴山坪。陳獨秀哀嘆道：「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來之則安之而已。」由於落魄逃難，陳獨秀在江津的住所很不固定，先後住過郭家公館、延年醫院、施家院子、聚奎書院、溜馬崗鄧家院子、康莊等處。對於一個垂暮之人，這樣頻繁搬家，且不說體力難支，而且心理和精神上會產生強烈凄涼的感覺。
當地士紳楊魯承的孫子楊慶余想出版祖父的遺著，很希望有一位名家代為校正並作序。有一次，陳獨秀偶爾在街上的舊書攤上看到了楊魯承讀《皇清經典》的手稿，頗感興趣，便買了這本手稿。此事傳到楊家，楊家便邀請陳獨秀住進了頗為氣派的石牆院，幫助整理其祖父遺稿。這樣，陳獨秀才算稍微安頓下來，在這裡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近4年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