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田：敦煌寫本《貞觀姓氏錄》與新發現的虞弘

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唐寫本《貞觀姓氏錄》為家族郡望譜錄，藏品編號BD08679（原千字文編號位79，膠捲號8418）。捲軸裝，首殘尾全，全卷長114.5厘米，高28.3厘米，共2紙，兩紙紙質、顏色明顯不同，但字跡相同，首殘尾全，存46行，行字不等，有烏絲欄。通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35行，記66郡266姓，諸郡上首有朱點標記。第二部分計11行，為貞觀八年（634）五月十日壬（庚）辰高士廉奏疏和詔敕。卷末間隔2行為抄錄人題記：「大蕃歲次丙辰（836）後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魯國唐氏苾蒭悟真記」。悟真（約811—895）為沙州靈圖寺僧人，曾參與張議潮起義，大中四年（850）年奉使長安，朝授京城臨壇大德、賜紫、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此寫本是其26歲時所抄。題記後又間隔4行有硃筆「勘定」二字。

漢魏南北朝至唐代，世家大族壟斷中央和地方政權。世重高門，人輕寒微，崇尚姓望，遂有多種譜錄書流行，敦煌文獻中存6號4件，本卷即為其中之一。然而有關此卷性質、名稱、用途，眾說紛紜，向無定論。繆荃孫在《辛壬稿》卷三發表《唐貞觀條舉氏族事件跋》，定名為《唐貞觀條舉氏族事件》。1931年，陳垣編《敦煌劫餘錄》，定名《姓氏錄》。同年，向達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發表《敦煌叢鈔敘錄》，認為是貞觀《氏族志》殘卷。1934年，宇都宮清吉在《史林》卷19第3期上發表《關於唐代貴族的考察》，認為是貞觀《氏族志》的第一次版本，或者說是貞觀《氏族志》的目錄總說。1951年，牟潤孫在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上發表《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考》，懷疑其為「唐時山東大姓之衰宗破落戶為增高賣婚價格所偽托之《氏族志》」。池田溫在1959—1960在《東洋學報》卷42的3、4號上發表《唐代的郡望表》、在1965年《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卷13第2期上發表《唐朝氏族志之一考察》，肯定了牟潤孫的觀點，並認為這件文書的性質具有「通俗性、普及性」。1983年，唐耕耦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魏晉隋唐史論集》第二輯上發表《敦煌唐寫本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若干問題》，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二輯上發表《敦煌四件唐寫本姓望氏族譜（？）殘卷研究》，認為「不是官修的貞觀氏族志或偽托之氏族志，而是私人所撰的有關天下姓望的常識性著作。其可能是天下姓望氏族譜。」1986年，鄧文寬在《中國史研究》第1期上發表《敦煌文獻〈唐貞觀八年高士廉等條舉氏族奏鈔〉辯證》，定名為《唐貞觀八年高士廉等條舉氏族奏鈔》，用途與唐初解決舊士族的賣婚有關，悟真和尚抄寫它或是應當時寺院寫邈真贊和傳記等實際需要，或作為傳授譜學知識的教材。

文書記錄的是貞觀八年（634）的事，而現存抄件寫成於文宗開成元年（836），上距原件形成已有202年之久。由於經多次傳抄，訛脫甚多。此卷可以使我們看到唐朝初年各地的著姓，值得注意的是第1行記并州（今太原）三氏族中有魚姓，經史學家考證此即虞弘的本姓。其墓位於山西太原，1999年被評為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因央視等主流媒體對該項發現進行了專題報道，引起學術界和廣大公眾的普遍關注。

根據虞弘墓出土墓誌記載，墓主虞弘為魚國人，祖父為魚國領民酋長，「父君陀，茹茹國莫賀去汾達官」，後入魏，任朔州刺史。虞弘早年亦仕北齊，歷經北齊、北周、隋三朝為官，「大象（579—580）末，左丞相府遷領並、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開皇（581—600），轉儀同三司，敕領左帳內，鎮押並部。」粟特人是絲綢之路貿易的擔當者，2001年，榮新江在《文物》第4期上發表《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與粟特聚落》中人為：粟特人沿絲綢之路東來，在沿途重要城鎮留居，形成聚落，一部人留下來，一部分人再繼續東行，形成新的聚落。并州是北朝隋唐北方重鎮，同時是幾條重要的東西通道的交匯處，自然成為東遷粟特人的聚落和中轉站。這些聚落由胡人集團首領「薩保」主持，由於大多數粟特人信奉粟特傳統所信奉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薩保即成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北朝隋唐政府為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設薩保府管理，把薩保納入中國的官僚體制當中。薩保作為視流外官，專門由胡人首領擔任。魚國應為西北地區的一個小國，虞弘則屬西北胡人系統。2003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實驗室進行的人種學方面的鑒定，進一步證實了虞弘應該是具有歐羅巴人種血統的西北胡人的推斷。

虞弘墓的隋代漢白玉石槨為我國首次發現，石槨浮雕壁畫54幅，所繪內容多是宴飲、歌舞、騎射和狩獵，有著濃郁的粟特地區流行的祆教色彩，為了解中國與西域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如虞弘墓主人晏飲圖中，在主人前面一塊空地上，有六名粟特男樂者，分左右跪坐於兩側，每側三人，各持一種樂器，有小銅鈸、束腰鼓、豎箜篌、橫笛、篳篥、曲頸琵琶。在左右樂者中間，一個深目高鼻的男子左腳著地，右腳後翹，身首扭轉，正在舞蹈，據張慶捷考證這就是有名的「胡騰舞」。唐詩中就有詳實生動的記述，如李端的《胡騰兒》：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

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

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

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絲桐忽奏一曲終，鳴鳴畫角城頭髮。

2004年4月，張慶捷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學術討論會上提交的《北朝隋唐粟特的「胡騰舞」》，認為：與胡旋舞一樣，胡騰舞也起源於粟特地區，所不同的是，胡騰舞的舞者多是男子，胡旋舞的舞者多是女子。

敦煌文獻與新發現的虞弘墓前後輝映，為我們揭示了一段塵封已久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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