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和高適，走過多年燃情歲月，友誼小船為何說翻就翻？

公元744年，正值唐天寶年間。

那年春天，李白剛剛因為和朝堂相互厭棄而被玄宗賜金放還，開始浪跡江湖；杜甫則是考試剛剛落榜，但家境尚好，因為在兗州任職的父親的緣故往返於洛陽和兗州，其中也有不少漫遊神州各地的時光，不久前才寫完《望岳》；高適當時四十歲，那幾年裡一直居於宋地，也是在這段時間裡寫完了《燕歌行》。

那年四月，杜甫先是和李白相遇，兩人一起同游梁、宋一帶，即今日的河南的開封、商丘等地，而在那裡他們會見了高適。

用郭沫若的話說，這場會面是中國文化史上繼孔子與老子（倘若真的見過面）以後，最為偉大的一場會面。當時李白已經名滿天下，而杜甫名不見經傳，高適生活也很清苦，但三人卻因為詩人的身份彼此欣賞，一見如故。李白是個眼光不精明，甚至可以說糊塗的人，然而卻能一眼鑒別出杜甫的詩品，所以兩人交往時毫無輩分、名氣等身外物的拘束。高適做東，三人喝酒寫詩，野澤狩獵，拜訪名跡，暢談天下大事。他們三人一起去過王屋山，本是因為李白想拜訪一位道士朋友，然而到達時李白得知友人去世，惆悵的他在觀賞朋友留下的山水畫時留下了勁草《上陽台書》，成為了梁宋之旅永載於史的證據。

這場歡聚雖短，卻後韻無窮。

在第二年的又一次短暫碰面後，杜甫一生未見李白，卻終生懷念這位絕才神性的朋友：「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然而李白與高適卻彷彿看得開些。李白是因為生性洒脫，他可以天下皆朋友。雖然他有時感受到確實自己未免孤高孑然，說自己「月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但畢竟這樣行走山河才真正身輕自在。而高適則是不提私情，他本來也不是那麼至情至性的人，而是這三個人裡面真正懂得經綸世故的政客。

這三個人一別十多年後，杜甫和李白關係未變，李白和高適卻是白首相逢猶按劍，後來也確實絕交了。這中間的十多年，安史之亂、肅宗登基、永王謀逆接連發生，這三個人也各自在仕途中隨風波沉浮：杜甫雖然跟隨了成功即正統的陣營，肅宗帳下，但僅僅是任一個「拾遺」的小官，明面上是為肅宗諫言補闕實際上卻人微言輕。高適正如前文所說，是個很懂官場的政客，他先入朝後又入軍，奉命討伐永王時已經做到淮南節度使，手上已經掌握了一方軍政大權。而李白的政治經驗卻太蒼白了，政治敏感性也十分欠缺，他沒有意識到永王與肅宗先是君臣後是兄弟；他雖然憧憬「談笑靜胡沙」，卻一開始就選錯了陣營，還在永王帳下寫了不少歌功頌德的詩文，成為了眾矢之的。

永王兵敗以後被定了反叛的罪名。李白因為永王而下獄，他想當年的朋友高適身居高位也許能救他，遂寫信給高適。但高適作為一個政治家對利害關係看得很清楚，李白屬永王一黨，永王是皇帝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倘若他出來摻和，和謀反一黨扯上關係，肯定會因此貶黜遭禍。為臣之道在於明察君心，他絕不想被連累。

高適對求救置之不理，還燒毀了兩人以往的書信撇清干係。李白得知以後斷然絕交，後來在他夫人的周旋下，加上宰相張鎬、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的求情，最後李白被長流夜郎。

杜甫幾年後流落秦地時得知李白被長流夜郎的下落，寫了那首著名的《天末懷李白》。雖然他也不贊同李白的政治選擇，但他始終關心著朋友的生死下落。後來得知李白已經獲釋了，那時杜甫初居成都，他們分別已經有十五年，李白已經快六十了；而蜀地是李白的故鄉，杜甫就在《不見》里對他說，匡山有你讀書的故居，頭髮白了就應該回來了吧。

李白卻再沒有回來，包括杜甫最終也還是離開了蜀中。

他們兩人的晚年在物質上都十分落魄：杜甫攜家帶口卻無以為生計，李白孑然一身四處飄泊。高適卻在晚年任了刑部侍郎，封渤海縣侯，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雖然高適封侯時也不過一人一車，生活簡樸，但論個人人生的經營，高適確實做得好得多。

李白受不了朝廷和政斗，走了；杜甫受不了官場和混沌，也走了，他們因為真性情先後都得罪於皇帝，不容於名利場，失意於仕途；高適更現實、利己，並不那麼抵觸妥協，也得到了他的政治追求；但，即便沒有永王謀逆這一事件，李白與高適也不可能像與杜甫一樣。

即使都各有成功，李白們與高適們也本非同類。即便一時相見甚歡，倘若人本就道不同不相為謀，同途殊歸又何足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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