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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5000年前的古國良渚:它有什麼迷人之處?

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良渚街道、瓶窯鎮及周邊地區的良渚古城遺址,隨著世界遺產委員會(下稱ICOMOS)執行主席加拉耶夫的木槌重重落下,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5處世界遺產,也使得中國的世界遺產總數位居世界第一。

申遺成功現場

良渚的申遺成功更標誌著中華5000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

距今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遺址為良渚文化的權利與信仰中心,包含其外城佔地800萬平方米,相當於八個故宮那麼大,他是我國遠古時期,規模最大的——「國」。

古城內外,有宮殿和碼頭,有墓地和祭壇, 還有陶、玉器作坊,這一切,都是經過規劃,而各有其職能與分工。

顯然, 這是一個通過地緣政治產生的政權,而非以血緣為基礎自然形成的氏族。有分工,有規劃,便已進入文明社會,國家跟著也就產生了,我們所見良渚古城,已儼然若一國都。

符號的契約

良渚文化造了個那麼大的城,那城是否可做國家起源的標誌呢?

或曰可,或曰不可。

曰可者,以出土所見為據,可謂言之鑿鑿;言不可者, 以為地下之物雖多,乃由不同時期的迭壓造成,在混淆之中,難以確認其真實年代。

但是正反之言,均為推測之詞,都沒有拿出決定性的證據。

除了殷契,中國上古文明似乎還拿不出更早的文字依據。可殷契之文,

亦非憑空而來,其淵源有自,自不待言。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一文指出,仰韶文化半坡遺址所見彩陶上的刻畫記號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

或為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

很顯然,郭沫若把刻畫在彩陶和黑陶上的符號,都當作中國文字起源的原始形態。但是,這樣的刻畫符號,還不足以作為國家和文明起源的標誌。

不過,有人對大汶口文化的陶文符號,從「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角度做了探討,認為距今5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發生階級分化,以此產生了國家萌芽。

那些「閃爍著文明火花」的陶文符號,恰在此時出現, 剛好對應了古代國家起源的說法。

大汶口文化大致同一時期的良渚文化,也產生了相似的刻畫文字。

何天行在《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文中提到,一橢圓形黑陶盤上的十個刻畫符號,其中有七個字與甲骨文同形,有三個字與金文相似, 這些字,

「刻於原器口緣四周,並有鋸齒形紋繪聯絡,故知其為文字而非繪畫」。

他還進一步指出,

「這種文字還在初創時期,大約是從象形紋繪所演進的,由這些象形文字的形體來觀察,不獨比春秋時所傳鳥篆等銅器銘刻為早,且當在甲骨文之先」。

玉制的國家

玉器時代的良渚化起源

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五大區系中最為發達,宗教色彩也最為濃厚,有一套相當統一的宗教法器,如神徽及玉璧、玉琮等,而且神的祭壇同時還是貴族的墓地。

由此可見,良渚文化已經有了政教合一的樣式,不僅修城池、蓋宮殿,更以新石器時代代表生產力最高水平的玉器製作工藝與文化,作為制度化的和普世性的國家禮制。

由於是國家體制化用玉,故其數量之多、工藝水平之高,也遠非同一時期的其他文化可比。

良渚有動員很多人力物力建造大型工程的社會機制,各地玉器紋飾高度一致,反映了高度一致的社會意識、宗教, 而且因為這種宗教思想滲透社會基層,所以宗教很可能參與了社會管理。

良渚文化以臻於完美、過分精緻的玉器時代拒絕了青銅時代的到來,它的文明樣式呈現出完美的僵化狀態,但它留下的成果,卻發展出多樣性的良渚文化世界。

良渚文化締造了一個玉制的國家,不僅有玉制的宗教信仰——代表神權的玉琮、 玉璧等神器,還有玉制的國家制度——代表王權的玉鉞等利器,更有玉制的國民身份 。

玉在良渚文化中的普及化程度和玉器所具有的全民屬性。但玉對於良渚人來說,並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正如青銅時代的國家公民必須佩戴青銅兵器以表明其國民身份,墓葬中的玉器其實就是良渚人的國民身份證。

當青銅時代來臨時,雖然青銅作為新的文明載體——禮器、兵器、工具更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更能代表文明開化在造物方面的新進展, 但玉作為國家上層建築,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倫理的人格層面依然發揮著神聖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至於青銅禮器再怎麼仿製玉器,也難以達到玉文化曾經達到的高度。

差距不僅表現在制度文明的最高端,如玉璽, 還表現在個人信仰與個體人格的精神層面,如君子佩玉。

在中國,遲到的青銅文化,雖然參與了禮制建設,卻未能決定禮制的文明樣式,形成中國文化的質。

「玉之美」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重啟了美的原始統一性,將文明的功利性、權威性和神聖性重新納入審美的統一性中,以新的本體性和主體性,以特有的玉器製作方式——琮鉞璧,締造了一個審美的國度。

這或許就是良渚文化所追求的玉的國度,這或許也是良渚先民為之流浪的詩與遠方。

- 本文節選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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