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與張大千的金石緣
提起張大千這個名字，已是如雷貫耳，婦孺皆知；而說起方介堪，圈外人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方介堪（1901—1987）是現代最優秀的篆刻家之一。他一生刻印多達4萬餘方，數量之多，為印人中所僅見。中國書畫離不開印章，故而方介堪結交了大量書畫界的朋友，其中，他與張大千的友誼堪稱最為深厚，持續時間也最長。
1926年仲夏的一天，方介堪去拜訪書壇前輩曾熙，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了曾熙的弟子張大千。就是這一天，開啟了他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方介堪非常欣賞張大千的繪畫，張大千也十分喜愛方介堪的篆刻，於藝術的共同愛好和不懈追求，把兩位年輕人緊緊吸引到了一起。後來，兩人同在上海美專任教，來往更為密切。張大千在家中排行第八，比方介堪大三歲，因此方介堪親切地稱呼大千為「八兄」，終生未改。大千早期的書畫用印大多由方介堪奏刀。1930年，大千舉辦個人畫展，請方介堪為他配刻印章50餘方。畫展大獲成功。張畫方印，相得益彰，人稱金石書畫雙絕。
方介堪與張大千
1936年冬，方介堪到北平，一直住在頤和園內張大千的寓所。兩人經常一起到昆明湖邊漫步，一路上縱談古今，交流藝事，極友朋之樂。次年2月，方介堪與張大千、于非闇在北平中山公園先後舉辦了兩次金石書畫聯展，募集到一大筆資金，捐給了黃河泛濫地區的災民，也擴大了自己的影響。這樣的展覽，方介堪此後經常參與。他逐漸從配角轉變為主角，牢固確立了其在美術界的地位。
1937年3月，方介堪和大千被邀赴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的評審工作。評審結束後，他與同為評委的張大千、謝稚柳、于非闇、黃君璧等人同游雁盪山。那天，欣賞著雁盪美景，大家興緻高昂。樂清縣縣長盛情款待了這幾位藝術家。席間，侍者端上一盤魚，頓時一股香味撲鼻而來。只見幾條魚體形細長，略帶金黃色，周身細鱗密布。大千心生好奇，持箸不動，向方介堪詢問。身為本地人的方介堪頗為自豪地介紹說：「此即雁盪山香魚，乃淡水魚之王。早在明代，香魚就和雁茗、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鳥名）並稱為雁山五珍。」大千聽罷，下箸夾了少許魚肉，放入口中細細品嘗，果然味美香濃，不禁連連點頭，大加讚賞。餐後，縣長請他們留下墨寶。於是畫家們共同創作了一幅《雁盪山色圖》。由於大家事先毫無準備，都未攜帶印章，情急之下，方介堪當場操刀刻下「東西南北人」一印，鈐蓋在畫上，眾人拍手叫好。這「東西南北」暗指各位書畫家來自地區的方位：浙江永嘉方介堪、江蘇武進謝稚柳，東部；四川內江張大千，西部；廣東南海黃君璧，南部；山東蓬萊于非闇，北部。大千晚年在台北還憶及此游，稱為「一時樂事」。
方介堪國畫作品
不久，大千受聘於北平故宮博物院，任國畫研究班導師。受馬衡院長之邀，方介堪也來到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擔任科員。不料上班的第二天，「七七事變」爆發，方介堪和大千均困陷於故宮。九月，方介堪化裝成清潔工成功逃脫。回到上海後，他急與諸友商量救援大千之策，想出一個妙計，由他給大千寄去剪報一束，上載張大千已被日本人槍斃的新聞。大千收到此報後心領神會，持報和日方交涉，稱須到上海闢謠，遂乘機脫離虎口。脫險後，大千入蜀，隱居青城山上清宮，方介堪則回到溫州老家。次年9月，大千自蜀致信方介堪，印章大多遺落，請他刻「上清借居」、「青城客」、「卻吹長笛過青城」及名號印數十方。
1941年春，大千攜家人和學生遠赴敦煌臨摹石窟壁畫。臨行前曾寫信邀請方介堪同往。但方介堪因家累，未能成行。大千在敦煌待了兩年零七個月後，回到西南大後方，潛心創作。方介堪就沒有那麼幸運，他在家鄉淪陷區飽受戰亂和接連喪親之苦，身心備受折磨。
方介堪對聯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大千來電邀請方介堪到滬會晤，兩人才再次相聚。見到方介堪憔悴瘦弱的樣子，大千一陣心酸，差點落下淚來。兩人緊緊擁抱，久久無語。接下來幾天，方介堪以飽滿的熱情為大千鐫刻了多方印章。其中一方「張爰私印」，邊款云：
大千八兄，燕京一別，倏忽十載，今從川中來滬，劫後重逢，喜可知已，因作斯印，以志苔岑之契。
表達了與摯友劫後重逢時無比欣喜的心情。「苔岑」，典出晉郭璞《贈溫嶠》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岑，小而高的山。謂不同種類的青苔長在同一座小山上。後世因以苔岑比喻志同道合的朋友。方介堪在這裡用苔岑作譬，也可見他與大千交誼之深，關係之默契。
方介堪篆刻張爰私印
大千向方介堪展示了自己臨摹的敦煌壁畫以及創作的部分繪畫，方介堪特鐫「老棄敦煌」、「總是玉關情」、「春愁怎畫」等印以贈。
「總是玉關情」一印邊款云：
大千八兄自蜀來滬，出示近作。靈山樓閣，湧現豪端；閬苑瓊葩，香生腕底。元氣旁薄，直駕董巨而上之。世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今讀大千之畫，足以方之矣。為作此印，並系以詩，用志欽遲：
為探畫理踏窮荒，佛相莊嚴溯晉唐。元氣淋漓關造化，故應筆底有金剛。
六法薪傳久失真，應嗟藝苑亦荒榛。起衰賴有生花筆，五百年來第一人。
丙戌十月，介堪方岩謹呈。
方介堪篆刻 總是玉關情
方介堪篆刻老棄敦煌、大風堂
「老棄敦煌」一印邊款云：
畫自元明以降，風尚韻致，不重筆力久矣，江河日下，殊無足觀。大千居士才情高厚，詩畫清新。近數年來，不辭艱險，遍歷名山。嘗之敦煌摹寫壁畫，三易寒暑，唐宋菁英盡歸腕底。敦煌地處邊陲，盜賊、虎豹出沒之區，而能處之坦然，故其畫益沉雄庄厚有奇氣，真能遊戲神通者矣！今復游海上，傾談昕夕，殊慰平生。不日重有敦煌之行，屬篆斯石，因作此以為重逢之券。丙戌十月，方岩。
以上兩印的邊款均長達一百四五十字，相當於兩篇精緻的小品文。文中論畫史，見解精到；評張畫之特色與成就也能以數語點明，恰如其分，非泛泛諛詞可比。當年徐悲鴻稱讚大千繪畫為「五百年來第一人」，雖然也有人表示反對，認為言過其實，但大千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崇高地位早已為世所公認，不可動搖。
方介堪篆刻瀟湘畫樓
2007年西泠印社推出印章專場拍賣，此印以99萬元成交，創當時印章成交最高價。
1946年底，張大千在上海以重金購下南唐董源的山水畫名作《瀟湘圖卷》，欣喜若狂，立即邀請方介堪等好友來家中共賞，又將齋名改為「瀟湘畫樓」。方介堪篆「瀟湘畫樓」象牙大印以賀。該印為鳥蟲體，朱文，線條繁密謹嚴，動靜對比鮮明，得漢印遺韻而又過之，乃方介堪平生治印之傑作。
上世紀40年代末是張大千繪畫創作的高峰時期。他有一個習慣，每次舉辦畫展，都要更換一批新印章供使用。由於時間緊促，這樣大批量的印章只有篆刻快手方介堪才有能力承攬。方介堪刻印大多不打底稿，直接以刀代筆，一揮而就，既快又好，平時每天要刻三十餘方。1947年3月，他為大千畫展配刻印章70方，次年1月，又為大千畫展配刻印章100餘方。凡是大千囑刻，方介堪無不有求必應，按時完成，並且每一方印都能讓大千滿意。
1948年春夏之間，方介堪為大千收藏的20幅古代名畫的象牙軸頭鐫刻名稱；又為大千從甘肅尋覓來的20多枚珍貴的龍角（古象牙）章刻印。這批龍角章方介堪採用了他拿手的鳥蟲篆體來刻治，方方印文精美異常，難怪大千愛逾拱璧，出入與俱，從不輕易示人。其中「大風堂」印邊款云：
此甘肅出土龍角，數萬萬年物也。質已化石，猶發奇香，洵可寶已。今為大千篆此，所謂屠龍之手，亦足以自豪矣！介堪弟方岩並志。
交待了龍角的來源和材質特點，也流露出刻竣後的得意之情。方介堪晚年回憶起這兩件事，曾作《象軸留珍》、《龍角瑣記》兩文記之。
是年冬，張大千欲離開大陸赴香港，再度邀請方介堪同行，方介堪因鄉情難捨而婉謝。從此兩位老友天各一方，再也沒有相見。方介堪家中人口較多，加上他對待朋友一向慷慨俠義，常常拿出錢來接濟他人，因此一向毫無積蓄。大千深知這一點，臨走前，贈送給方介堪畫作20幅，供他應急之用。到港後，大千又託人帶來10幅繪畫，可惜被人盜取；後又郵寄來10幅，結果又被親戚冒領。「文革」期間，大千在海外聞知方介堪處境艱難，立刻匯來美金若干，方介堪怕擔罪名，不得不原數退回。
浩劫剛過，方介堪思念老友，特治龍虎文印「張氏大千」、鳥篆「三千大千」及「大風堂」三印，但因與大千失去聯繫，一時無法送達。後經四處打聽，始通音信。
1980年，大千特作潑彩山水畫一幅，以重金託人輾轉送至方介堪處；方介堪也以漢玉環一件、印八方以及照片兩幀，託人輾轉送至大千處。
1982年，正逢方介堪83歲壽辰，大千寄來《東方朔偷桃獻壽圖》，以表祝賀。不久，大千來函請方介堪鐫刻「以放易庄」、「以簡易密」、「閉門造車」、「有此山川」諸印，方介堪很快刻好，託人帶去。兩位老友魚雁往來，互訴思念之情，彼此都盼望著能夠衰年重逢。不料次年4月大千辭世的噩耗傳來。在病榻上的方介堪聞悉，悲痛萬分，立即發去唁電，表達深深的哀思。
後來據台灣友人說，方介堪為大千鐫刻的最後一批印章被帶到台灣時，大千已經病危住院。他用顫抖的雙手把印章緊緊抱在胸前，久久不肯放下。
方介堪篆刻大千居士
方介堪平生一共為大千鐫刻過多少方印章，現已無法精確統計。但僅以目前所見印蛻作粗略統計，至少也在500方以上。
方介堪與張大千的交往緣於金石，他倆的深厚友情也堅如金石一般，至死未渝；大千畫作上的那一方方殷紅的印章，就是他倆友誼的最好見證。兩位藝術大師不僅在藝術創作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對待朋友上也忠信仗義，值得我們後人緬懷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