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大建：生態文明僅僅是環保？其實，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長」這樣

【編者按】在日前舉行的第二十三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指出，可持續發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點和最佳合作切入點，是破解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為什麼要把可持續發展視為「金鑰匙」？可持續發展與中國正在進行的生態文明建設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在同濟大學諸大建教授看來，加強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之間的對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用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解讀生態文明，可以消解目前我們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一些認識誤區。同時，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理念建構和實踐經驗，也可以為深化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以下是他在中國可持續發展年會上的演講。

6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十三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發表題為《堅持可持續發展 共創繁榮美好世界》的致辭，指出可持續發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點和最佳合作切入點，是破解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這是習近平首次專題論述可持續發展的講話，許多內容高屋建瓴，提振了眾多可持續發展研究者和實踐者的信心，看了非常解渴。

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一位」。但是從目前來看，從可持續發展角度解讀生態文明的研究工作還不多見。很多人僅僅把生態文明理解為環境保護，甚至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這其實就是沒有將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聯繫起來看。因此，加強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之間的對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用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通用語言解讀我國生態文明的思想、政策與實踐，講好生態文明的中國故事，有助於推進聯合國2030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二是將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融入我國的生態文明，可以深化生態文明的理論、戰略與政策，更好地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關於生態文明的一些認識誤區

最近10年來，特別是2012年聯合國召開里約 20首腦會議以來，國際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成果新思想。這些新成果新思想可以概括為對象、過程、主體三個維度。

（一）對象維度：可持續發展要求人類發展與環境壓力脫鉤。這種脫鉤可以分解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脫鉤，這是提高資源生產率問題；二是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這是提高經濟的服務效率問題。我國過去40年來，在經濟與環境之間的資源生產率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未來需要在經濟與社會之間的服務效率上做出相應的進步。

從對象視角看，生態文明包含了環境與發展、生態與文明兩個方面，沒有經濟社會文明提高的資源環境保護不能認為是生態文明，沒有資源環境保護的經濟社會發展也不能認為是生態文明。現實中存在的一個誤區是，人們常常將生態文明拆解，而沒有意識到它是資源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合，導致有文明無生態或者有生態無文明的認識或做法，前者表現為以GDP為導向的唯經濟增長，後者則是將生態文明等同於環境保護。例如，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常常自稱是或被認為是生態文明好的地區。實際上，從生態文明的視角衡量發展中地區，應該看生態環境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衡量發達地區，則應該看經濟社會發展是否資源環境友好。

（二）過程維度：可持續發展要進行因果鏈的全過程變革。簡單來說，就是如何看待經濟、社會、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從因果關係看，人們對經濟、社會、環境三者關係的認識及其思想演進，存在四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增長模式。環境被看作是經濟社會的微不足道的子系統，這是1972年聯合國環境大會前國際發展思想的主流。並列模式。經濟、社會、環境在可持續發展中是並列關係，環境問題得到重視但是強調末端治理，這是1972-1992年間的思想主流。相交模式。注意在經濟、社會、環境的交界面進行改進，但是物質效率提高與物質規模擴張之間存在矛盾，這是1992-2012年間的思想主流。包含模型。即經濟社會發展要與資源環境消耗絕對脫鉤。

從過程視角看，生態文明是超越末端導向污染治理的新環境主義或深綠色革命，生態文明強調的壓力—狀態—對策管理方法，要求對資源環境問題的處理，從被動的救火式事後治理，轉化為主動的預防性事前防範。在這方面，常見的一個誤區是，人們常常強調發展模式不改變下的末端環境污染治理，忽視了源頭導向和全生命周期的物質流和能源流控制。

（三）主體維度：三個層面合作治理推進可持續發展。2012年以來，人們越來越多地強調可持續發展需要擴展成為經濟、社會、環境、治理四位一體的體系，合作治理是其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有學者2012年提出可持續發展需要三個層面的合作治理。第一層面是宏觀管理和社會管理，第二層面是組織合作和公私合作，第三層面是公眾參與和個體管理。可持續性發展把合作治理納入理論體系，是要發揮各種組織的作用以及公私合作等混合形式，通過共同目標下的各自行動實現可持續發展。

從主體視角看，生態文明的發展涉及政府、企業、社會、公民等利益相關者的上下互動和廣泛參與，而不是把生態文明歸結為政府單主體的意願和動員，甚至只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意願和動員。這方面的相關誤區在於，人們常常強調生態文明是資源環保部門的工作，而不是多部門的協同合作和全社會的網路治理。由此，對政府的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政府體制在目標和手段上常常存在衝突，生態文明特別需要政府管理從碎片化轉向整合化。一是目標的相互增強，有不同目標的部門，例如發展部門與環保部門，需要在生態與文明之間找到交集和平衡點。二是手段的相互增強，政府的管理手段通常包含規制、市場、公眾參與等三種方式，不同手段之間應該相互支撐。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用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解讀生態文明，可以消解目前我們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一些認識誤區，可以為生態文明深化提供新的理論啟示，從而增強我國生態文明理論在國際上的話語能力和說服力。同時，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理念建構和實踐經驗，也可以為深化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生態文明發展的三種主要模式

黨的十九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出2020年後分兩個15年，到2050年與我國現代化相適應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並給出了具體的指標。那麼，中國要建設怎樣的生態文明呢？

目前，世界上關於生態文明發展主要有三種模式。在這裡，我簡稱為A模式、B模式、C模式。

（1）先增長後綠色化的A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一個國家先從低人類發展低生態足跡進入高人類發展高生態足跡，然後再降低生態足跡進入高人類發展低生態足跡的目標區域，這是發達國家的先褐色後綠色的發展模式。發達國家人均GDP普遍在3萬美元左右，人類發展指數在0.8以上，但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10噸左右，人均生態足跡普遍超過地球生態供給能力兩倍及其以上。這實際上走的是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長的發展道路。

（2）跨越式進入目標區域的B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人們希望發展中國家能夠從低人類發展低生態足跡狀態，一步進入可持續發展要求的高人類發展低生態足跡。這意味著在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同時降低生態足跡。理論上，這樣的思路看起來有道理；但是實踐上，常常走不通。因為跨越式發展的B模式常常需要有高度的思想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而發展中國家總是受到舊觀念、舊制度、舊技術等狀況的抑制，有效法先行者的慣性。

（3）追求有綠色競爭力的C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人均GDP達到2-3萬美元，人類發展指數達到0.8以上，人均生態足跡有走高的趨勢，雖然超過地球人均生物承載能力，但是嚴格控制在不超過全球人均生態足跡水平即2.6地球公頃之內，特別是不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均3.5地球公頃。這是一個宏偉的綠色發展目標，如果中國能夠實現，就意味著我國用低於發達國家的人均生態足跡達到了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

對於中國來說，發展C模式是相對可行的。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相對於西方國家後工業化社會的生態文明，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是要把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結合起來，或者說是用生態文明的原則來改造傳統意義上的工業文明，中國式生態文明的實質是新工業文明問題。概而言之，我國未來的發展，既不是沿襲傳統的工業文明，也不是提前進入後工業化的生態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態化的工業文明道路來。未來20-30年生態文明的主流，應該強調三個融入：一是融入新型城市化，強調城市發展要從空間蔓延、物質浪費轉向空間緊湊、物質集約；二是融入工業化轉型，強調產業發展要從線性經濟、高碳經濟轉向循環經濟、低碳經濟；三是融入現代化生活，強調生活模式要從擁有導向轉向共享導向。

加強面向生態文明的合作治理

在演講最後，我想結合我們手頭要做的工作，談一下實踐中如何將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相融合。

大家或許知道，從今年開始我國要研究制定第十四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這是面向2035年現代化基本實現階段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傳統上，五年規劃被認為主要是發展規劃，有關合作治理的內容不多。但事實上，生態文明的目標，淺層次看是發展層面問題，深層次看則是治理層面問題。因此需要在2020以後的五年規劃編製中，強化合作治理對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

我想先簡單回顧一下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五年規劃。在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方面，表現為一個由淺入深的演進過程。粗略研究一下，可以發現，「六五」「七五」「八五」規劃的指導思想主要是增長模型，社會發展得到重視，開始與經濟增長並列，但是沒有單列的資源環境部分；「九五」「十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是並列模型，由於引入了可持續發展概念，資源環境部分開始與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並重，但是仍限於末端污染治理等內容；「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是相交模型，開始強調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能源強度和資源生產率等概念，綠色發展從經濟社會過程的末端進入到源頭；「十三五」規劃的指導思想開始顯露包含模型，強調了生態紅線和生態功能分區等概念，要求用生態紅線倒逼發展模式轉型。按照這一思路，「十四五」規劃研製中，應從生態文明全覆蓋全滲透的角度處理經濟、社會、環境、治理四者的關係。

我在前面提到，未來五年發展規劃的制定要把合作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怎麼結合？首先是要加強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政府間合作與整合，包括規劃整合、體制整合、政策整合、指標整合等內容。

——在規劃整合方面，五年規劃要能夠超越傳統的資源環境領域，進入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包括在資源環境部分強調紅線約束和生態門檻，在經濟增長部分強調內涵提升和改進效率，在社會發展部分強調生態公平和綠色消費，在合作治理部分強調適應性管理與減緩性管理雙管齊下。

——在體制整合方面，有兩個方面的內容需要加強：一個是發改委等綜合部門應該更好地進行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個生態文明的工作，而不是簡單重複資源環境部門的事情；另一個是各個發展部門應該把生態文明融入專業領域，促進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生態化和綠色化進程。而傳統的資源環境部門除了進一步做好末端治理的防守工作之外，應該更好地加強生態紅線、環境底線、資源上限的把控，倒逼各個領域的發展模式轉型。

——在指標整合方面，要加強將環境與發展整合起來的複合指標，例如在綠色增長方面，可以用單位土地的經濟產出、單位能耗的經濟產出、單位水耗的經濟產出、單位廢棄物的經濟產出等資源生產率指標測量綠色經濟的發展水平；在綠色發展方面，可以用單位生態足跡的人類發展測量地方生態文明的發展水平和類型；用發展與環境的相對脫鉤、絕對脫鉤說明生態文明的發展狀態等。

——在政策整合方面，面向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和政策設計要有「確定規模、分配產權、市場交易」三個環節，由於生態規模和公平分配是在市場之外由政治機制和管理機制決定的，因此這是一個將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機制整合起來的合作治理過程。

其次，加強組織合作與公私間的界面管理。在生態文明進程中，組織層次的戰略創新與協作創新，一方面需要在自身層面加強面向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組織變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組織之間加強有利於生態文明的界面管理與公私合作。

在組織合作方面，今後五年規劃研製要強調，生態文明建設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組織發力，更需要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自下而上的廣泛參與。生態文明需要協調整合所有組織的力量，每類組織在生態文明中承擔起與自己業務有關的責任。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各類組織，不管有什麼利益偏好，都要在組織願景中通過追求經濟利益、社會利益、環境利益的整合去組織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不影響甚至增加其他利益的前提下實現組織自己的價值。在界面管理上，需要注意從內外部有交集的地方發現符合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三重底線的優先事項，在此基礎上制定出有利於生態文明發展的戰略，然後進入有可操作性的計劃、執行、評估等管理流程。

第三，公民參與生態文明的能力建設。在演講一開始，我提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生態文明建設不能是單打獨鬥，而是需要與其他幾大建設相結合。其中，我特彆強調要與文化建設融合起來，開展有中國特色的面向生態文明的教育、宣傳、研究與國際傳播活動，培養公民參與生態文明的新倫理、新人格。具體包括從環境教育深化為生態文明教育，開展生態文明的全民終身教育，加強與新倫理新人格有關的知識生產與國際合作。要重視相關知識生產與知識創新，推動高等院校和人文社科深入開展這方面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加強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新思想之間關係的研究。例如，生態文明新倫理的「四個需求」如何與可持續發展的「四個資本」形成對接，如何與馬斯洛心理學關於人的發展的五個需求相對接，如何說明中國的「五位一體」建設與生態文明新倫理新人格的內在聯繫，等等。要與國際組織合作，用國際上接受和可以理解的語言講好中國生態文明與文化建設相結合的故事，為國際可持續發展教育注入中國生態文明的思考與實踐。

【思想者小傳】

諸大建，同濟大學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現任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聯合國—同濟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綠色經濟責任教授、清華大學全球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首席科學家、上海市委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世界未來委員會理事等。主要研究可持續性科學、綠色經濟與循環經濟、城市與區域發展、公私合作與合作治理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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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shhgcs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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