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這三個條件出現，組織必定混亂，要提前做好準備
很多人驚嘆於權謀家未卜先知的能力，對其料事如神，非常羨慕，其實權謀家的預測並不神秘，他們只是發現了事物的規律，如果外部的條件符合，那麼自然就會有相應的結果。比如這段通鑒材料，阮孚就提前認識到了即將來到的危險，從而遠離了禍患。阮孚是「竹林七賢」之一阮鹹的兒子。
【出處】《資治通鑒》第93卷 晉紀15
【原文】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譯文】丹楊尹阮孚因為太后臨朝聽政，政事由皇帝的母舅一族把持，對自己親信的人說：「如今江東朝廷創業的時間不長，君主年幼，時世艱難，庾亮年輕，德行和信譽卻未能使人信服，在我看來，禍亂將要發生了。」於是自請出任廣州刺史。阮孚即阮鹹的兒子。
【解析】
歷史上太后臨朝並不鮮見，遠得有西漢，知名的太后一堆，近的有清朝，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都沒有出現混亂，為什麼東晉第三任，五歲的皇帝剛上位，組織將會出現混亂呢？熟讀歷史的一眼都能看出來，那些王朝的太后都是出現在王朝的末期，而且都是出身士族大家。但是這不是最重要的，最為重要的是，這三個混亂的條件同時出現，所以危機即將來臨：
1、權力基礎：創業尚淺
東晉317年建立，到此時326年，建國不到9年，朝廷成立的時間太短。時間短就會帶來權力基礎不穩的狀況，原因有三個：
首先是，宗室不強。任何的王朝和組織建立，都是領導和一大堆的能人共同締造的。所以，王朝初期，是明主能臣共同治國。皇帝自身的宗室能力並不強大。因此，王朝早期都會面臨清理能臣的過程。東晉也不例外，王與馬共天下，琅琊王氏，王導，王敦，一文一武就控制著朝廷的大權，而王敦剛剛發生了叛亂。皇帝背後的司馬家族還沒有來得及控制著核心權力。
其次是，權臣林立。因為沒有來得及清理權臣，所以，權臣林立，各個世族大家，充斥著朝野，誰也不服誰，王氏家族，謝氏家族，桓氏家族，周氏家族，蘇氏家族，祖氏家族，等等，他們誰也不服誰，大家都是世家，都是有功之臣，都有部分兵權和地盤，憑啥就聽你太后外戚的庾氏家族的管理？大家誰也不服誰，權力劃分上位邊界清晰，所以，矛盾多發。
最後是，百姓困苦。因為西晉的八王之亂，導致經濟的衰敗，從而讓北方的少數民族的崛起，導致衣冠南渡，大量的人群都跑到了南方，而東晉此時的南方的經濟條件養活這麼多的不幹活的人，非常的困難，老百姓的賦稅嚴重，這也讓這些百姓不能夠安心的從事生產，但凡有人號召造反，總有一大批人參與其中，所以，窮困的群眾基礎就是不穩定的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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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力環境：主幼時艱
做領導的就怕內憂外患，這樣就會精力和能力分散，所以無論是搞軍事還是搞政治，就怕雙線作戰，而此時的東晉的政治環境就是如此：
一個方面：皇帝太小。皇帝如果有威望，有能力，作為居間方，就能夠平衡各方勢力，但是皇帝才五歲，最高權力幾乎是缺位的，這就讓內部的組織權力環境缺乏穩定性，大家都想為竊取最高權力而互相爭鬥。為了爭取最高的權力，不通過幾場戰爭，是不會有人認輸的。
另一方面：北方戰亂。此時的北方，是前趙的劉曜，後趙的石勒，兩位雄主的天下，他們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不斷的對南方用兵，邊境線上，幾乎上每年都有戰爭。權力的外部環境不穩，這也就為臣下失敗後，有逃跑的地方，所以，都有後路的情況下，鬥爭不避免。
3、權力控制：德信未孚
庾亮作為皇帝的舅舅，因為自己妹妹是太后的關係，走向了歷史舞台。此時他才37歲，政治經驗，非常的不成熟，也沒有強大的家族力量，控盤能力有限。主要體現在兩點：
首先，是德，庾亮自身素質不高。沒有高的政治能力和道德素質，對大臣的震懾能力，控制能力都非常欠缺。沒人聽他的，指揮不動朝廷的大臣。
其次，是信，庾亮沒有自己班子。任何領導上位都要迅速的形成自己的班子，給自己團隊建立恩信，這樣形成一個既得利益的強硬核心，才能夠控制局面。而庾亮沒這麼做。
所以，經過上述的條件集中爆發，阮孚就預判了組織動亂的到來，自己提前跑到廣東，躲避戰亂去了。後來果然就發生了蘇峻叛亂，庾亮出逃。我們學習這段歷史，核心的就是要明白，一個組織創業階段是最容易出現混亂的，領導缺乏權謀控盤能力，手下人又能力強，利益劃分不穩定，沒有鐵杆的粉絲客戶群，一旦外部環境有風吹草動，這個組織立即就會面臨危機。作為高手要預判這樣的局面到來，而提前做準備，要麼以患為利，渾水摸魚，要麼提前準備，找好後路。這是我們學習的核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