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墨子》典籍校刊與墨學發展
先秦時期，群雄並起，百家爭鳴，是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墨家作為諸子百家中最為獨特的一家，因倡導「兼愛、非攻、尚賢、天志」等思想而獨樹一幟，同時也是當時唯一能與儒學並立的「顯學」。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墨學後來衰微了，《墨子》典籍的傳承也飽受磨難。而現在明代以前的墨家典籍難覓蹤跡，使得明《墨子》典籍深受專家和學者重視，明《墨子》典籍的研究對墨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多數學者認為，《墨子》一書基本不是墨子自著，大部分篇章是墨子講學的記錄，是其門人或後學所記錄輯集，是墨家學派著作的總匯，成書大約在戰國中後期。
根據可考的《墨子》典籍記錄，《墨子》一書在《漢書·藝文志》著錄中為71篇；《隋書·經籍志》和《唐書·經籍志》皆著錄為15卷；到宋時《中興館閣書目》存63篇，明《道藏》僅收53篇，墨家經典整整缺失了18篇。
明代以前的《墨子》典籍刻本，尤其是北宋以前的《墨子》典籍刻本，應該有一些，可惜都已基本不存於世；其他散落在各種著作的字裡行間，讓墨學研究專家艱難地搜尋和考據。反而到墨學衰微到最低谷之時的明代，《墨子》典籍一版再版，成為我們現今可見的、最早的幾種版本的墨學典籍。
明代的《墨子》典籍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種：
（一）明正統張宇初道藏本《墨子》。該版本《墨子》為正統十年（公元1445年）刊印於道藏之中。張宇初是當時的道教天師，奉旨刊印道藏。其實從東漢道教興起以後，墨子就和道教有了分不開的聯繫。《道臧》的著錄使得《墨子》的15卷53篇從此再沒有喪失，對於留、傳《墨子》一書實在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明正德俞弁抄本《墨子》。該版本《墨子》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俞弁三卷抄本，共13篇。該版本應該是據宋本抄錄，因為篇目與《中興館閣書目》記錄相合。
該本著錄了大文學家宋濂對墨子的讚賞：「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宋濂的觀點，一方面體現了明學者對墨子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說明明學者試圖避開孟子辟墨的傳統觀念。
該本前著錄韓愈韓文公《讀墨子》，表明了「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的觀點。這也引起了後來諸多版本的效仿。
（三）明嘉靖陸穩銅活字本《墨子》。該版本《墨子》為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3年）芝城銅活字藍印本。該版本前有韓愈《讀墨子》，卷首目錄之末有「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吳興北川陸穩校行」之句，證明為明陸穩校印。該版本後經清黃丕烈校並跋，卷末復翁黃丕烈還留了後記。該版本仍為15卷53篇，還早於唐堯臣本一年，可惜因是活字印刷，技術原因，用墨有些散漫，輕重不一。
（四）明嘉靖唐堯臣刻本《墨子》。該版本為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1554年刻印。與陸本不同，該版本卷前有陸穩《新刊墨子敘》，卷後有「南昌唐堯臣書」。據陸敘記載，該刻本當為道藏本，是唐堯臣從陸穩處得「墨原本」，「歸而梓之」。而前一年活字印刷的陸本，當為內府本。陸本唐本微有差別。唯唐本字體舒展大方，印製較精美，又前有敘後有書，受到學者重視。後來，民國時多次影印出版。
陸穩《新刊墨子敘》，贊同賈誼「孔墨並稱」、韓愈「孔墨並用」的觀點，他於友人家覓得《墨子》內府本，「孟氏出其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絕之」，認為孟子辟墨是為了防其流傳。陸穩的觀點，比宋濂又向前了一步。
（五）明嘉靖江藩白賁枘重刻本《墨子》。該刻本為嘉靖36年（公元1557年）江藩77歲翁白賁枘重刻唐堯臣本。重刻本陸跋、唐敘俱全。重刻本卷前有白賁枘行書《重刻墨子序》。白序對墨子頗多讚譽，認為後世墨者，失掉了墨家真傳。
（六）明隆慶沈津編《墨子類纂》。該本為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沈津編纂的含山縣儒學刻本。卷前有《墨家類總題》、《墨子題辭》，著錄墨子親士、修身等15篇白文，不分上中下，是依據《墨子三卷》本節錄。萬曆年間改名為《墨子類函》。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該本為含山縣儒學刻本，對墨學採取了「窮其說而距之」的方法，《百子類纂》收錄墨家類，仍然讓學生學習墨學，客觀上傳播了墨子思想，而不是單單批而棄之不學；一是在卷前《墨子題辭》中，既有陸穩敘對孔墨並稱的讚賞之言，又有唐跋中「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之語，邏輯混亂，表現了當時學子既讚賞墨學，又不得不屈從於孟子聖人之道的矛盾心理。
（七）明茅坤批校本《墨子》。明歸安茅坤批校的《墨子》有兩個版本，一是明隆慶間童思泉刻本，一是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刻本。兩個版本相同的是，都分為6卷，卷前都收錄有韓愈《讀墨子》；不同的是，萬曆本卷前還收錄了陸弘祚（即陸穩）的兩篇《新刻墨子序》。這兩個版本應該是一刻兩印，萬曆本明顯墨跡重而散亂，為重印本。該版本重印相隔10年左右，說明當時對墨學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當時，刻印書籍可是個大工程。明茅坤批校本在萬曆年間，還有童思泉其他刻印本傳世。
（八）明萬曆李贄本《墨子批選》。該刻本為明萬曆三年（公元1575年）李贄批選本，兩卷節本，36篇，未收《墨經》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小取、大取及備城門以下11篇。該版本的特點是全書圈點，加入簡略眉批和評點。卷前仍有韓愈《讀墨子》一文。
該版本卷前刊印了陳邦泰所書李贄《墨子批選敘》。在序中李贄談到：「予讀墨子，謬為批選，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認為墨子作為古之聖人，其言必可用。最主要的是，李贄在後面的批語中，大膽的直接批駁了孟子辟墨之言：「兼愛者，相愛之謂也。使人相愛，何說害仁？若謂使人相愛者，乃是害仁，則必使人相賊者，乃不害仁乎？」（《兼愛上》批語），並指出儒家強入人罪的毛病：「明言節葬，非薄其親而棄之溝壑以與狐狸食也。何誣人強入人罪為？」（《節葬下》眉批語）這些言論標誌著儒學的僵化已讓學者反思，不以聖人語為然了。而墨學越來越受學者重視。
（九）其他版本的墨子典籍。其他版本的墨子典籍，很少有墨子53篇全文，而是多有刪節。如萬曆年間，潛庵子篡《墨子刪定》等。明中後期評點之風大盛，對諸子百家都有點評。對墨子的評點，除李贄的《墨子批選》外，還有陸可教、李廷機的《墨子玄言評苑》、陳深的《墨子品節》等，這些評點，對墨學的傳播和發展起了一定作用。
在明代，墨學研究有傳承、有發展，雖然還流於表面，但承上啟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恰恰在明代，到了儒學發展至頂峰，進而僵化之時，部分思想活躍的學者達人開始反思，尋找突破。而墨學則衰微到了低谷，開始受到部分學者的關注，悄悄起升。可以說，明代基本上稱不上有深入的墨學研究，有明一朝，不見有人註解《墨子》，多有一些人刊印，還有一些學者的評點。但正是這些《墨子》典籍校刊和評點，保存了墨學的精華，為清代墨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尤其是李贄的反思，為清乾嘉以後學者復興墨學開了先河，提供了突出儒學重圍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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