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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發現甲骨文,證實古蜀國與商朝奇特關係,商朝並非第二王朝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出土,堪稱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不僅揭開了神秘的古蜀國新篇章,也徹底顛覆了「四夷之地落後於中原」的傳統偏見。

三星堆文化堆積共分為四期,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到了商末周初,出土的地域性特色文物分布範圍北至漢中,東至長江三峽,南抵雲貴,由此可見古蜀國延續時間之長、疆域之廣。

不僅如此,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縱目面具、太陽輪等青銅器,呈現出古蜀國獨特的文明模式和文化類型,佔地3.5平方公里古城測定年代為早商時期,是南方發現的最大城池,也可窺見古蜀國實力之強盛。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於這個僻處西南腹地的古蜀國的性質判定總是局限於2點:

一是將古蜀國看作是上古時期的自成一體的地方文明,屬於中華文明多源論的其中一個脈絡,代表著「長江文明之源」;二是將古蜀國看作是夏商時期的方國之一,屬於中原正統王朝的臣屬。

實際上,這兩種看法都不準確。因為古蜀國雖然在地理上與中原相距遙遠,但卻並非與世隔絕,反而與商朝(甚至夏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通過對三星堆一號、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器進行示蹤分析,發現絕大多數產自低比值高放射性異常鉛銅礦,無獨有偶,二里頭、殷墟二期青銅器也有部分屬於低比值高放射性異常鉛,而這一特徵的銅礦分布於我國西南的滇東、黔西一帶。此外,殷墟5號墓的青銅原料,經測定也證實來自雲南。

這也就意味著地處古蜀國腹地的雲貴,是商王朝青銅器重要原料產地之一。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頭像雙耳所飾雲紋、青銅神樹夔龍紋,都是中原青銅器常見紋飾,青銅爬龍柱形器上的龍也完全具備華夏龍的主體特徵。這些都說明,古蜀國也是沿襲自黃河文明的「龍的傳人」。

但是,古蜀國卻不是商朝所屬方國。

在殷墟卜辭中,「蜀」這個字屢見不鮮,但卜辭對蜀卻從不稱「方」。而眾所周知,凡是納入商王朝共主體系的方國,均有入貢、入衛、參加征伐它國的義務,而甲骨卜辭中,完全沒有關於古蜀國朝貢入衛的記載。

此外,上文提到,古蜀國三星堆古城佔地3.5平方公里,面積遠遠大於偃師商城和鄭州商朝(均為2平方公里)這兩座商朝前期都邑,這清楚的表明:古蜀國絕非商朝方國(方國城邑大過王都屬逾制)

那麼古蜀國和商朝之間,究竟是怎樣一層關係呢?

我們都知道,殷墟甲骨文是我國漢字的早期形態。但是,甲骨文出土於殷商晚期都城,已經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統,在殷墟甲骨文之前,必然還有一種早期文字形態。

而在廣漢出土的古蜀國時期的玉器、青銅器和龜殼、牛甲骨上,均發現了文字(稱古蜀國甲骨文或三星堆甲骨文),呈現出圖形刻畫與早期象形文字相結合的特徵,其成熟度低於殷墟甲骨文,但二者卻一脈相承:殷墟甲骨文上的一些文字(如「東」字)可以在古蜀國甲骨文中找到。

上文已述,古蜀國既非商朝方國,也非偏居一隅不為中原王朝所知的域外之地,商朝反而需要通過對古蜀國的征戰(殷墟卜辭中有正蜀、征蜀、蜀人被用作人殉的記載)和貿易,來獲得雲貴的銅礦資源。

三星堆甲骨文的發現,證實了古蜀國與商朝的奇特關係:並行與繼承。

因為古蜀國已經被考古證實,其時間上限是早於商朝的,而古蜀國青銅文明發達程度也高於商朝前期,直到殷墟二期(約為商王武丁、祖庚、祖甲在位時期)以後,古蜀國青銅文明才逐漸衰落。

這也意味著,在商朝建立之前,古蜀國已經具備了國家存在的所有要素:文字、城市、宗教祭祀、發達的青銅器製作工藝,古蜀國自然更應該算作「朝」。只是受到王朝必在中原的傳統觀念影響,總是被習慣性的降格為「方國」。

雖然目前考古發現還無法梳理出古蜀與夏朝的關係,但這並不影響蜀朝存在於商朝之前的這個事實,所以,商朝應是我國的第三個王朝,而非第二個。蜀朝創造出發達的文明之後,商湯建立的商朝才崛起於中原,商、蜀並行存在了很長時間,直至商周鼎革,商朝滅亡,蜀則降格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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