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2019，中國樂隊的35個夏天

娛樂 07-15

輸

1984年——2019年，從第一支樂隊「七合板」算起，經歷過「一無所有」，到達了外界眼中的紅磡搖滾盛世，此後幾代樂手起伏，再到今年夏天，一檔《樂隊的夏天》又點燃了人們對樂隊和音樂的熱情。中國樂隊在這些年到底經歷過什麼，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新京報專訪了【唐朝、面孔、新褲子、痛仰、花兒、旅行團、CLICK#15、九連真人、青年小夥子、傻子與白痴】等樂隊，聽他們聊聊這35年里，關於中國樂隊的故事。

94紅磡演唱會，冬天裡的一把「虛」火

如果崔健是最早為中國搖滾注入人文思考和現實批判的歌者，那麼唐朝是最早將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融入中國搖滾的樂隊。

1994年12月，竇唯、何勇、唐朝樂隊等站在了香港紅磡體育館的舞台上，這就是後來被神化的「紅磡演唱會」。

在魔岩文化前負責人張培仁的回憶里，唐朝樂隊的風格在當時非常前衛，深刻且犀利，與當時的流行音樂背道而馳，公司選擇透過唐朝來擴大新音樂的邊疆。「我們在《中國火1》里已經把唐朝當成一面旗幟，如果這個旗幟能夠成功，那就表示解放了很多的年輕人對音樂的想像。」

唐朝樂隊的野心與局促

2019年6月30日晚，唐朝樂隊作為壓軸樂隊結束了在福建莆田的演出，45分鐘表演時間裡，老歌佔了七成。

今年是唐朝樂隊成立的第三十年，樂隊迄今發了四張專輯，但被人們記住和傳唱的，只有第一張專輯，或許對於更資深一點的樂迷來說，有時候也會加上第二張《演義》的部分作品。

唐朝的第二張專輯

第二張專輯是唐朝樂隊的分水嶺——唐朝樂隊的野心與局促都體現在那一張里，專輯發表於1999年，樂隊彷徨在自己世紀末之夢的邊緣。

他們不僅想延續《夢回唐朝》里塑造的盛世豪情，還要將這種豪情與現實對接，去擴大幻想，結果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加入了現代的背景，唐朝樂隊自己的美學系統被破壞了，聽眾的觀感也開始跳脫了。

主唱丁武說，那張專輯裡的一些歌，他從沒有在公開場合演出過。唐朝樂隊沒有將神話連載進21世紀。

「新世紀以後，唐朝樂隊的專輯不是好不好的問題了，後來的唐朝是一個正常的樂隊，作品水平什麼都很正常，也都很唐朝，就是沒有驚喜，對於一個樂隊的發展來說，這是好事，對聽眾來說，唐朝失去了自己的唯一性。」樂迷小孫說。

文化上的認同與個體意識的覺醒，都在激發90年代年輕人的創造力，處在轉型期的社會，為中國搖滾樂的發展提供了素材的土壤。搖滾樂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與先鋒小說、詩歌，第五代導演作品幾乎同時成為新時代新精神的剛需。

魔岩文化的另一位創始人賈敏恕擔任了唐朝第一張專輯的製作人，他最初接觸中國搖滾樂時便感受到了那種涌動的力量，「認識之後我就把琴送給他們了，自己再也沒彈過琴，因為（相比之下）沒有意義」。

音樂製作執行的是工業標準，需要理性推動，在製作唐朝樂隊第一張唱片時，賈敏恕的工作是將唐朝樂隊擁有的可能性變為現實，這是他的工作要求，但完成這個要求意味著什麼，又超出了他的經驗。

「那些都是血液寫的歌，不是生產的，是噴涌而來的，我現在很少說過去，說出來別人也把你當騙子，但在那時候，大家真的有一種共同的情懷。」賈敏恕記得樂隊拍攝MV時，在黃河邊，面對泥沙俱下的奔騰，幾個一米八幾的北方漢子流下了眼淚。

《飛翔鳥》視頻

在唐朝樂隊第一張專輯發表之前，代表作《飛翔鳥》已經在《中國火1》里率先面世，在大多數音樂人還處在模仿西方搖滾樂的階段里，唐朝率先找到了自己的風格——西方的肌理，東方的內核；動聽的旋律，恢弘的編曲。

這個理念也完整貫穿在唐朝樂隊第一張專輯裡。攝影師高原說，唐朝樂隊第一張專輯出來之後，所有人都在叫好，「無論我對他們有什麼個人意見，必須承認他們第一張專輯確實牛，雖然跟流行明星沒法比，但在搖滾圈裡，唐朝那時候已經（火）到頭了」。

在高原的印象里，那之後的很長時間，即使是幾年後集體發片的魔岩三傑，也都沒有取得那麼大的影響。再一次見到相似的場景，是汪峰走紅之後，「汪峰是更牛了，他有保鏢」，高原半開玩笑說，「後來我們看一個人牛不牛，就看他有沒有保鏢。」

唐朝樂隊是張培仁到內地後認識的第一個樂隊，已故貝斯手張炬是他在北京的第一個朋友。

從唐朝樂隊開始，魔岩文化將野蠻生長中的中國搖滾樂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市場語境。在高原看來，魔岩當時的理念至少領先內地二十年，「那時候他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記錄一些東西了，樂隊錄音的時候，拍MV的時候，我會去拍一些照片。」

高原是魔岩文化的攝影師，一百美元的月薪，魔岩從來沒有給過她具體的拍攝任務，她在創作上擁有絕對的自由，那時魔岩文化的宣傳物料，都是直接從高原作品中挑選使用。

唐朝樂隊在演出（供圖：高原）

2015年，高原發表攝影作品集《把青春唱完1990——1999》，副標題是《中國搖滾與一個文化群體的生活影像》，作品集記錄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搖滾音樂人的生活狀態，高原說拍攝時沒有明確的作品指向，那時大家天天在一塊，作品只是隨心隨手的記錄。

或許正因如此，這些瞬間在今天看來顯得格外生動。

作品集發表後，在小範圍引發了一場懷舊——這些很多早已成為浪潮棄子的中年搖滾人，在他們自己的年輕時代，也曾有機會改變潮流的走向。當然也有另一方面的評論，這是中國圈子文化的一個縮影，榮光都是內部加冕，他們只是幸運地出現在一個對的時間點上，在時代的橫截面上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記號。

工業化使樂隊成為經典

賈敏恕在認識唐朝樂隊之前，他已經在滾石公司聽到了他們錄製的小樣，在他印象里，小樣里只有幾首歌，都不完整，公司里有幾人聽過之後，準備當作垃圾處理掉，「那些小樣連歌詞都沒有，音也不準，丁武模仿英文發音瞎唱，張炬也唱，沒有人能聽明白唱的是什麼，後來大家把丁武的歌詞稱做丁語。」

在中國樂隊發展初期，樂手人數有限，通常一個樂手會在多個樂隊里客串幫忙，有一種很戲謔的說法形容過去——在北京，100個樂手能組50個樂隊。

初期的唐朝樂隊也不是穩定的陣容，除了丁武以外，秦齊以及第一張專輯主要詞作者楊軍，都曾間歇地在樂隊中擔任過主唱身份，真正到陣容確定，成員分工明確已經是簽約之後，這個陣容最終的確立，除了才華與創作力上的因素，還有身高的匹配，平均身高超過180cm，也成為第一張專輯宣傳文案上的一個醒目提示。

唐朝樂隊第一張專輯

整張唱片的宣傳文案，全部出自張培仁之手，在高原看來，張培仁在宣傳上擁有一種超強的煽情能力，「樂隊哥兒幾個一下子都神了」。當時內地唱片並沒有文案的概念，因此唐朝樂隊的專輯文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被當成商業上的包裝，而是作為一個言簡意賅的描述。高原說，後來很多媒體宣傳，也都受到這個文案的誤導。

改造與經營是全方位的，魔岩文化需要讓這些搖滾音樂人在形象、音樂上變得更加準確，當時，中國的搖滾樂還沒有任何存在感，只是在一個變革時期里忽然集體湧現的一個風潮，如何讓風潮變得讓更多的人承認，張培仁覺得最可行的方式是製造經典，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讓這種新文化可以不被主流音樂淹沒。

唐朝樂隊是這種理念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的歌詞、編曲都經過一次次地調整，最終的呈現堪稱完美，就像代表作《飛翔鳥》最初的名字叫《高度兩萬米》，似乎既可以理解為一種精神體驗，又能當作一種對生活不確定性的表達，改為《飛翔鳥》後便多了一些詩意，意境上超越了具象的存在，指向一種更浪漫的虛無。

中國樂隊後來的生存苦情戲在那時尚未上演，唐朝樂隊沒有賣弄生活的柴米油鹽，這是讓人抱有好感的一種設定。他們不是在共情當下，而是帶領聽眾去共築一個幻想，兩者間的差距，恰好是一個搖滾明星應有的距離感。

神化的紅磡只是一次商業嘗試

幾年後，被稱為魔岩三傑的竇唯、張楚、何勇集體發片，中國搖滾樂開始呈現更細化的風格，以魔岩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搖滾樂不再是個例，而是以一種群體形象被公眾重新認知，這一切在1994年12月那場被計入史冊的《搖滾中國樂勢力》的演唱會中得到了徹底的確認。那是內地音樂人第一次站上香港流行音樂的核心舞台——紅磡體育館。

內地搖滾樂隊在香港亮相（供圖：高原）

這場演出在隨後的日子被無限地神化，並衍生出「黃姓一人當場撕衣裸奔」、「四大天王相鄰而坐，被演出集體震撼」等子虛烏有的細節，沒有人可以分辨出這些信息最早的出處，雖然它們一次次被證偽，但至今仍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尤其活躍在很多搖滾主題的公眾號里。

中國搖滾樂隊在紅磡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是一種急切的自我證明，在被港台流行文化反覆衝擊的90年代，這場演出更容易被看作逆襲，是文化的反向輸出。而實質上，這一切只是拓展品牌影響力的商業嘗試。當時香港還沒回歸，幾十人團隊集體出發，在操作上有著不小的難度，很多貴人暗中伸手幫忙，才促成後來的一切。

演唱會的消息是在1994年夏天確定的，半年的準備時間，高原是隨行攝影師，除了記錄演唱會的現場，也要負責拍攝宣傳期間需要的圖片，「就是去演出去玩，除了小竇（竇唯），大家都是第一次出境」。

團隊在演出前一周多到達香港，四組不同音樂人在不同地方排練，再統一到紅磡體育館走台，走完台大家一起去天台抽煙。工作之外的時間多用來購物，「買皮夾克的買皮夾克，買琴的買琴」。

在她印象里，這場演出除了發生在香港以外，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唯一可能有些不一樣的，是演出現場張楚的吉他手曹均用了一把新琴，演奏的時候音準出了問題，張楚的唱被帶跑了，唱到一半喊停，說自己跑調了，想重唱一次，現場靜默片刻後，隨即報以掌聲支持。「這可能是紅磡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唱一半還重唱的」，這是高原的回憶。

張楚、何勇和竇唯（供圖：高原）

賈敏恕對這場演出的回憶是賠了錢，因為硬體上投入巨大，最後的實際收入是赤字，因此，這場演出的品牌與影響力沒有機會複製，被動地成為孤品。當時，香港媒體將竇唯、張楚、何勇稱為魔岩三太子，隨後，這個在香港誕生的稱號被內地媒體改為魔岩三傑，並成為一種堅固的存在。

魔岩沒有改變中國樂隊現實

客觀地回望90年代，與魔岩文化的市場化運作相比，中國搖滾樂尚沒有產業化、職業化的自覺，這也使魔岩文化退出內地市場後，這些中國搖滾樂的標誌性人物都隨之暗淡。

「魔岩肯定推動了中國搖滾樂的發展，但是受害的也是這些（音樂）人，他們一旦站到那個位置上就下不來了，作為這些人的朋友來講，這不是什麼好事；你要是說對於中國搖滾歷史，或者是怎麼樣，它是一個好事。」高原說，「魔岩他們撤了，直接留下的後遺症就是，他們所做的一些，魔岩三傑這三人，包括唐朝，就再也站不起來了，這是一個現實。」

張楚、何勇和竇唯（供圖：高原）

竇唯和何勇（供圖：高原）

1996年，魔岩文化撤出中國內地市場，對外說法是因為盜版猖獗，版稅收入令公司難以為繼，事實上，還有很多原因共同促使了這個結果，因為涉及太多人的利益，沒有人願意在採訪中去談及那些背後的故事。

張培仁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有十年時間不能聽到唐朝這兩個字，「我會崩潰的」。張培仁覺得現在仍不是聊往事的時候，他的立場擁有一個很官方的說法，「所有人都說我們當時做了搖滾樂，我們常常說我們沒有。」

在丁武看來，中國搖滾樂的影響力如同虛妄，所謂的盛世都是樂評人、媒體人給的定義。「中國搖滾樂一共才發展了30多年，有什麼可以回顧的呢，真的還沒到回顧的時候。所謂搖滾樂的輝煌，都是旁觀者的看法」，丁武對新京報記者說，「1992年我們發了第一張專輯，賣得還行，可是專輯發了一年，我們樂隊連一場演出都沒有。」

就像中國的搖滾樂大多時候只留有對抗的姿態卻從未真正改變過現實一樣，魔岩文化的短暫存在也沒有改變中國樂隊的現實。

想掙點錢還要靠走穴，各種拼盤演出，在丁武看來，走穴演出都不能算是演出，丁武說，有時候到地方一看，連音箱都不夠，兩把吉他要共用一個音箱，設備簡陋還是好的，更可怕的是很多組織走穴的穴頭是騙子，演完就找不到人，最慘的一次，是到地方之後，發現對方連舞台都沒有搭，還把樂器給扣下了。

在高原看來，那時候沒有誰真正靠搖滾樂富起來，大家還是得自己找事養活自己，掙的錢也就夠買買樂器，最有錢的是老狼，校園民謠火了之後，老狼演出最多，大家吃他的喝他的。高原說，如果這些人和作品的影響力放在今天出現，也許老哥兒幾個都能買私人飛機了。

但也有另一種可能，網路時代的信息對等，讓他們不再有被神話加持的機會，搖滾樂就是流行音樂的一種，是大眾消費品，而不是精神食糧，無論他們在這個語境下是否會成功，至少忘了過去會讓此刻更加純粹。

《一念》

2018年12月5日，丁武發表了第一張個人專輯《一念》，作品風格傾向極端金屬、工業金屬、金屬核，丁武也改變了自己的唱法，自從嗓子手術之後，唐朝樂隊的現場，他很難再去以絕對的高音取勝，這張專輯裡的唱法更適合他的現在。個人作品代表著他對金屬音樂的理解，歌詞相比唐朝樂隊的作品顯得更為直接，丁武說自己重新開始憤怒了，金屬音樂是表達憤怒最好的方式，所以比以前玩得更重。

很多音樂人到了一定年齡之後，會去玩民謠，布魯斯這種雲淡風輕的音樂，丁武覺得這樣的轉變多是一種逃避，而他更想直面這些，目前，他已展開個人專輯新一輪的巡演，演出場地回歸到live house。之前一輪的巡演，曾看到一家三代人共同來到現場，讓他很感慨。

搖滾樂的魅力在於現場，對於90年代這批搖滾人來說，年輕時沒有太多好的場地與設備可以演出，如今，整個音樂環境在改變，搖滾樂回歸搖滾樂的本身，或許丁武在表演個人作品時的感慨中會有一點，在live house里，這代搖滾音樂人重新走近觀眾，或者，終於走近了觀眾。

在窘迫的「樹村」，樂隊「死磕」音樂

90年代的樂隊最流行的詞是「死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地與現實「作對」。

這種態度在當年看來特別搖滾，也讓眾多樂隊度過了難熬的階段。

如今回憶起樂隊蓬勃發展的那十年，或許並非最好的時代，但被「魔岩三傑」催生出的這些青年，卻在「死磕」中，譜寫了搖滾樂最純粹的一段歲月。

粉飾出的90年代理想狀態

主唱陳輝加入面孔樂隊，是1993年之後的事。他回憶94年紅磡之後，「魔岩三傑」顯而易見的紅了，到處都能看到他們的音像製品，大街小巷貼滿海報。但真要說搖滾樂紅到什麼份上，陳輝認為，遠沒有外界粉飾的那麼理想。

面孔樂隊（供圖：高原）

「魔岩三傑」商業化失敗，導致內地搖滾樂市場並未真正拓土，所謂音樂節或商演機會對樂隊而言仍是泡影。

94年之後，面孔樂隊長達多年仍混跡於各種「Party」，即北京馬克西姆外交酒店、西郊賓館等，這些當年寥寥可數且稱不上live house的場地，一周最多時能有一場。而樂隊的收入就是和老闆分票賬，最多的時候一人能分到一百塊錢；後來一些「Party」被封掉了，場地愈發捉襟見肘，分不到錢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老說那是搖滾樂隊的輝煌年代，我不這麼認為。只不過是當時沒人搞這個東西，以至於外界開始關注搖滾而已。張炬去世以後，很多人才拿出1994年來標榜搖滾樂時代。」陳輝如今已經不願在採訪或公開場合回憶「紅磡」，在他看來，那被捧上神壇的一夜，終究已經過去了20多年，且搖滾音樂人並沒有因此得到相應的收入、相應的生活狀態，直到如今仍沒有活成當年理想中的樣子，「活在記憶里的人往往都是在衰退，搖滾樂還是要活在當下。」

月租金百元的「烏托邦」

94年紅磡一戰，樂隊雖沒能迎來真正的時代，但仍影響著一批18歲出頭的小孩們開始學著老大哥彈吉他、組樂隊。

新褲子、痛仰、反光鏡等如今仍活躍在搖滾一線的樂隊都恰逢其時。當時北京幾乎每個學校里都有新的樂隊，新褲子的主唱彭磊曾形容那股風潮，就像如今的偶像練習生，「當時我們感覺自己代表了中國獨立音樂的未來。」

然而，千禧年將至，搖滾樂隊蜂擁而起，風光背後的市場蕭條，卻和90年代初並無分別。演出仍是樂隊最主要的生存來源。當時偌大的北京，能供樂隊演出的酒吧屈指可數，多數集中在大學附近，好多俱樂部演不了多久就被關了，消費搖滾樂的人更是鳳毛麟角。玩搖滾樂的人依舊貧窮。

當年坐落於北五環的「樹村」是90年代末搖滾樂最有發言權的集散地。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貝斯手張靜以及一群準備和搖滾樂「死磕」的人都發源於此。

樹村的房子都是爛尾的平房，夏天終日晒不到太陽，冬天要點爐子取暖，一不小心還容易煤氣中毒。但每月一百塊錢的低廉房租，讓極度貧窮的搖滾青年們視這裡為「烏托邦」，自由地宣洩著對搖滾樂的熱愛。「當時從沒覺得艱苦，因為搞樂隊的都是過一樣的生活。雖然大家吃得差一點，房子破一些，但玩音樂的心非常純粹和開心。」高虎坦言。

那時，樹村的樂隊戲稱排練為「上班」。痛仰的「上班」時間是下午一兩點左右，高虎、張靜等人背著琴奔赴一間幾平方米的小屋。「排練廳」四周裹著隔音的棉被，夏天時每個人走出房間都如同蒸過桑拿。到晚上七八點，樂隊們集體出動尋找演出機會。

痛仰樂隊現在的演出現場

那時一個插線板、兩個KTV音箱，已算場地的「高級」配備；電壓不穩導致噪音震耳是常有的事，很多場地甚至都不能插電。通常一場演出，痛仰的收入只有幾十塊錢，半夜哥幾個擠在一輛麵包車裡回村，刨去路費和吃飯，每個人多的時候能分到10塊，少的時候只有2塊5，還不夠買一盒煙。

直到2001年，痛仰簽約唱片公司並發行首張專輯《這是個問題》，每人分到了幾千塊。但高虎放棄了買電腦的想法，咬著牙自己置辦了演出設備。

《這是個問題》

為了支撐生活，樂隊都曾另想他法。高虎曾被家裡接濟了一段時間，偶爾教學生彈琴賺外快，也跟張靜商量過合夥開間工廠；彭磊拍了自己的電影，新褲子的其他成員也都在外上班，只有創作的時候才聚在一起。「應該把生活搞好，再去搞音樂。」彭磊多年一直這麼認為。

高虎回憶，當年的樂手要麼「死磕」搖滾樂，要麼計劃南下到歌廳賺錢後再組樂隊，但後者幾乎「全軍覆沒」。「因為當他們月收入從幾百塊一下子增長到幾千塊，習慣了安逸的生活後，很難再回頭為了音樂理想而受苦了。」

搖滾到中年必須養得起家

2018年草莓音樂節上，新褲子一首《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點燃全場上萬名觀眾，大家齊呼新褲子的名字，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同場的流行歌手。追溯到10年前，如此盛況空前的招待是難以想像的事。

90年代樂隊談及自己的轉變期，大多歸於2006年左右。2006年，幾經離散的面孔樂隊宣布重組，陳輝、歐洋帶著新生力量重新以最初的面孔回歸搖滾樂。2006年，新褲子發行第四張音樂專輯《龍虎人丹》，音樂開始從朋克偏向新浪潮，並帶動了復古國貨潮流。又是2006年，痛仰樂隊開始全國大型巡演，走過的城市有50多個，各地的酒吧、俱樂部，都留下過痛仰的足跡。

高虎很難說清，為什麼那幾年樂隊市場會風雲巨變。他只記得，非典剛剛過去，奧運會即將來臨，那段時期北京的音樂學校如雨後春筍，全國大大小小的音樂節邀請蜂擁而至，「可能奧運把社會方方面面都帶動起來了。投資方開始願意去贊助這樣的演出形式，給樂隊一個表現的機會。」

樂隊明顯感覺到生活狀況開始有所改善，至少不用再四處找尋場地，或為了一頓飽飯而發愁。彭磊直言，音樂節的出現讓樂隊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好了，有更多人開始喜歡獨立音樂，市場從小眾變成了分眾，「這個時代，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那部分。」

但繁榮背後，樂隊仍不乏遇到良莠不齊的演出邀請。曾有一次，主辦方把痛仰接到所謂的景區里表演，演出場地只是山頭幾間小亭子，演出的舞台下面擺了一千頂帳篷，但一個觀眾都沒有，「我們只好戲稱這是帳篷音樂節。」高虎說，想要搖滾音樂繁榮，僅靠優秀的音樂人還不夠。

雖然這些90年代老炮樂隊經歷了與搖滾樂的「死磕」到如今終見明亮，但他們仍感遺憾，因為樂隊的環境看似變好了，但屬於樂隊放浪形骸的年代，終究還是過去了；可被這個時代定義的搖滾潮流還沒有真正到來，他們又已經老了。

面孔樂隊

今年是面孔樂隊成立30周年，陳輝和歐洋即將進入「知天命」的年紀。與年輕時向世界宣告反叛的態度相比，他們似乎開始尋求和解。

「今天的我已經學會抗拒不知名的放縱。清洗著失敗後的痛，做自己的英雄。」新歌《英雄》更好地表達如今的面孔。

當年的搖滾少年陳輝和歐洋都有了家庭和孩子，玩音樂餓不死就行的小夥子，成為了承諾「必須養得起家」的中年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覺得要征服全世界，征服我自己，但30年過去了，如今我們只希望做自己的英雄。真正的黃金年代，應該是大家都能夠爆發起來，而這個時刻還沒有來臨。」

彭磊

而彭磊答應上《樂隊的夏天》則是因為節目組承諾，參加這檔節目，就會招來100萬微博粉絲，都是真粉。作為各大音樂節的常客，彭磊的微博粉絲卻仍不足10萬。

而如今，《樂隊的夏天》成功破圈，播放量破千萬，眾人感嘆搖滾樂隊的生存不易，但彭磊距離一百萬粉絲，卻還有八十八萬的差距。

花兒反叛了「反叛」，旅行團初入夏天

1998年，北京南城崇文區的磁器口街邊，坐落著一家錦芳小吃店。焦圈、豆汁、糖火燒……培養了一大批熟客。

一天，大樂又來到這家熟悉的餐館。一碗豆汁下肚，他走出店門，聽到馬路對面一個正在拆遷的大雜院里傳出「叮叮咣咣」的聲音。身為麥田守望者樂隊的貝斯手，大樂馬上意識到：有樂隊正在排練。

被循聲而來的大樂敲響窗戶的，是初中生大張偉的家，和大張偉坐在屋子裡排練音樂的，是他的同學王文博和長他們幾歲的郭陽。後來，由他們三人組成的花兒樂隊，出道之後就被冠以「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樂隊」、「中國第三代搖滾領軍人」等稱號，加上當時的麥田守望者、地下嬰兒、清醒、超級市場、新褲子等樂隊，「北京新聲」誕生了。

那年，人們對於搖滾樂的認知仍舊停留在「苦大仇深」的階段，憤怒、反叛、死磕與黑豹、唐朝、魔岩三傑一起肩負著樂隊文化和搖滾文化的代名詞重任。誰能料想，一幫時尚、簡單、有些大舌頭的年輕人告訴世人：搖滾樂豐富多彩，搖滾樂並不沉重。

當全人類的新千年尚未來臨，中國樂隊卻不管不顧，一腳踢開了新時代的大門。

花兒輕快綻放

在7月6日播出的那期《樂隊的夏天》節目里，旅行團樂隊與周潔瓊合作了一首輕快的《周末玩具》，引起了現場許多人的爭論。大張偉支持旅行團一直在融合、創新、突破樂隊的固化思維，但也有專業評審認為，他們失去了身為「樂隊」的創作意義。

有著大張偉的花兒樂隊，已在十年前宣告解散。

但有趣的是，在節目播出的第二天，王文博和郭陽一起向新京報記者表達了與大張偉相似的想法，「有人說旅行團樂隊演的東西一點都不搖滾，其實那就是搖滾！誰說搖滾一定得是重重地燥？一定得是髒亂差？」

花兒樂隊，圖源視覺中國

二十年前，朋克的花兒，也曾被重金屬佔據主流的搖滾圈當做異類，但王文博十分堅持他們的「搖滾」屬性，「因為我們敢於把自己真實的心聲說出來。在採訪里我們都說自己喜歡小虎隊，我還喜歡理查德·克萊德曼，喜歡看小說聽相聲呢。」

更有趣的是，在節目接近尾聲時，旅行團主唱孔一蟬最終對大張偉坦露心聲：當年正是受到花兒樂隊的影響，幾位廣西柳州的少年才決定拿起樂器，開始組建那個後來北上的「旅行團」。

崔健調鼓，張亞東借琴

在被大樂敲窗戶之前，花兒樂隊還不叫花兒樂隊——他們有一陣兒稱呼自己為「銀刺樂隊」，每當去學校里彙報演出的時候，王文博就騎著爺爺的三輪車，拉著自己的架子鼓，旁邊放著三把箱琴。

彼時的主唱也不是大張偉——據王文博透露，曾經隊里有位聲音特別像竇唯的主唱，「但是因為他老愛踢球不愛排練，所以被身為隊長的我開除了，我說，沒有他我們也能練。」就這樣，大張偉憑藉著少年嗓從一位鍵盤手成為了主唱，樂隊名也一度根據這位愛學習的主唱整天迷迷糊糊的個性，改成過「迷糊寶貝」。

花兒樂隊，圖源視覺中國

在被大樂介紹到忙蜂酒吧演出之後，大張偉、王文博、郭陽認識了他們的第一個老闆付翀，並在付翀的介紹下聽起了Greenday，走上了朋克之路。

當時，忙蜂、豪運等Livehouse都是北京搖滾明星的聚集地，十幾歲的花兒在演出時，丁武幫他們調過效果器，演完了，仨人就拿著100塊錢的演出費去吃羊肉串，剩下的錢還可以打個面的回家。

在錄第一張專輯《幸福的旁邊》時，為了能發出更好聽的聲音，崔健幫他們的鼓塞過被褥，他們自己的吉他太爛，借的是張亞東的一把Gibson——那時候朴樹錄歌，也得借這把琴。

如今回想起來，《幸福的旁邊》與《草莓聲明》這兩張專輯已經成了花兒樂隊的經典之作，《靜止》《結果》《花》等歌曲也被不少歌迷珍藏在心。

《幸福的旁邊》

《草莓聲明》

但是在王文博和郭陽看來，當時的樂隊還是「雷聲大雨點小」，「雖然影響了一些人，但是沒有影響到你的收入，就是一個純精神領袖。那會兒大張偉對這件事想的也比較明白。2004年發了《我是你的羅圈腿》，不是，是《我是你的羅密歐》，」哥倆依然未改貧嘴，「2005年發《花季王朝》，當時交歌的時候多交了一首，然後老闆開會說要去掉一首，」王文博和後來加入樂隊的石醒宇，勸老闆去掉那首聽起來一點也不搖滾的《嘻唰唰》，而郭陽跟大張偉則是另一方的反對派，支持留下這首歌。

在雙方的爭執中，老闆無奈把多出的歌全都收錄了進來。後來，關於《嘻唰唰》紅遍大江南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旅行團假扮外賣小哥

在花兒四人因為轉變音樂風格而交鋒的時候，孔一蟬和韋偉這對熱愛音樂的柳州堂兄弟，正鼓足勇氣，從螺螄粉的故鄉來到北京，希冀邁入音樂的新開世界。

熟悉五月天的人都知道，李宗盛是他們音樂路上的伯樂。因為當年在無名時期，五月天曾騎著摩托車，把自己創作的歌曲Demo挨家挨戶地給唱片公司送去，大多杳無音訊，但當其中一張輾轉到了李宗盛手中，五月天的才華終於被發掘。而在旅行團身上，也發生過相似的劇情——他們的「李宗盛」，就是摩登天空的沈黎暉。

旅行團

2005年初，孔一蟬、韋偉在假扮外賣小哥混進摩登天空成功投遞Demo之後，終於被沈黎暉慧眼識珠選中。孔一蟬、韋偉加上一同做音樂的子君、小P，四人以「旅行團」為名正式被簽下，「因為從小就聽摩登天空的唱片長大，所以在公司我們看到每個角落裡有好玩的東西都會拍下，就像一個遊客一樣，所以就叫做旅行團了。」

在相繼擔任新褲子《龍虎人丹》、彭坦《少年故事》的專輯首發演出嘉賓之後，旅行團終於在2008年迎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來福膠泥》。但彼時的樂隊生態鏈不完善，四人發專輯之後的經濟狀況也並沒有改善，「2008年發生了5·12汶川地震，我們剛出道頭幾個月的所有拼盤演出的演出費基本都捐給了災區。所以那段時間對於我們來說，從經濟上有點困難，直到我們自己有了巡演才真正開始盈利。」

孔一蟬記得，當時摩登天空的地址在西三環首師大附近，而他們住在遙遠的通州，每當坐公交去公司或者去演出的時候，他就會去報刊亭買一份新京報，再換點零錢，晃晃悠悠搖到夢想開始的地方。

歌里總有夏天的影子

2009年，在石醒宇退出花兒樂隊之後，大張偉、郭陽、王文博最終宣告解散。「那個時候正好在瓶頸期，感覺樂隊風格也沒有一個突破口。後來大張偉說既然這樣的話，大家就分開吧，我們也挺痛快的。」

而同年，旅行團在音樂風雲榜拿下最佳新人獎。「我們因此得到了很大鼓勵，好像市場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糟糕。」旅行團習慣在夏天創作、冬天總結、春天錄音，所以哪怕生活再艱難，他們的歌里自始至終總有夏天的影子——《北京夏夜》《Summer Holiday》《夏之戀》……

旅行團，圖源視覺中國

夏去冬來，冬天之後的春天，依然有花兒開。1999-2009，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堅持夢想

樂隊的夏天

在未來

School Livehouse的老闆劉非，在十幾年前曾經遇到過一件「難忘的小事」——當時，正對著南鑼鼓巷北口的鼓樓MAO Livehouse還風華正茂，有一天，劉非跟幾位剛結束演出的樂手，一起坐在MAO的門口侃大山，一位老太太路過他們面前時，卻突然低下頭對身邊三四歲的孫子叮嚀道：「你長大了，可一定要好好學習，要不然就會像他們一樣。」

劉非和眾樂手聽到之後，都覺得心裡被扎了一刀，因為他們之中其實還有名牌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他只是穿著破洞牛仔褲，打扮成了酷酷的搖滾青年模樣。

時過境遷，音樂平台的發達和音樂節的普及擦除了大部分人們心中的刻板印象，他們發現，原來「玩樂隊的」也可以是身邊的鋼琴神童、程序員、工程師、美術老師，也具有真實可愛的一面。

同時，在音樂分眾化時代來臨之後，諸多被定義為「小眾」的音樂風格早已蠢蠢欲動，隨時準備躍出地面，成為早上八九點鐘的新太陽。

放克的覺醒

7月3日中午十二點，「Get Click#15」9月份北京專場演出準時開票。一分鐘後，預售票的頁面上顯示出三個字：已售罄。

此時，距離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節目里初次登台亮相才過去一個月零三天，而在最後一次與觀眾分別的時候，主唱兼吉他手Ricky道出了一番話，「我做音樂做了很多年了，我從來沒有靠音樂賺過錢，我也沒想過大紅大紫，我不抱幻想，」他說，「但是我希望我的粉絲足夠支撐我做音樂，我想做一個真正的音樂人。」

與雷鬼音樂的遭遇相似，Click#15所唱的放克音樂在華語地區也一直被歸於沙漠地帶。但是不同於Matzka曾經以樂團身份在台灣獲得金曲獎最佳樂團的認同，Click#15自2015年組團之後，一直沒有在華語樂壇激起太大的水花。

懷著對普林斯、詹姆斯·布朗等放克音樂鼻祖的共同熱愛，Ricky與從小學習古典樂的鍵盤手楊策，以及鼓手崔竣三人一直沒有放棄創作和表演，但經歷過2017年簽約太合音樂、發表EP、發表單曲之後，他們至今也沒能實現靠樂隊養活自己的願望。

所以，面對此次專場演出門票迅速售空的狀況，Ricky驚訝不已。他說，Click#15的夏天也許真的來了，「三年多了，大家的凝聚力從來沒有這麼好過。現在樂隊的精神層面多了好多榮譽，那自己的音樂也得跟上。十月份的時候，得把第一張專輯發了。」

Click#15鍵盤手楊策表演

奇怪的青年

青年小夥子，由「青年」謝丹青和「小夥子」馮廣健兩個有趣的人組成。他們這幾天的心路歷程，與Ricky並不相同。

在下了節目回到現實中的職場之後，青年和小夥子暗戳戳的期待過，是不是戴口罩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成為名人了，應該有許多部門同事和路人來簽名合照吧？說不定工作量還會因此減少呢？但這種幻想，很快被現實打破了——「目前為止，一個都沒有，生活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節目初登台，青年和小夥子穿著紅色披風，戴著「《龍珠》戰鬥力探測器」，打扮得像是十幾歲的中二少年。但其實在二十年前，這兩位高中同學就開始受到周華健等港台流行音樂歌手的熏陶，並密謀翻唱、改歌詞、創作了。

在2018年正式發行第一張簽約太合音樂的EP《第一關》之前的20年里，他們創作了十幾張Demo專輯，其中大部分都是二人在寒暑假期間集結的作品。當時流媒體音樂平台還未出現，青年和小夥子就用空白的磁帶和CD錄音，加上手工製作封面包裝，以一塊錢的優惠價格出售給同學，收穫了第一批聽眾朋友。

在青年小夥子的共識中，2002年和2003年發布的《大象歷險記》《宇宙王》兩張專輯，是二人最「拿得出手」的Demo作品。「至少吉他、貝司、鼓這些樂器都有！後來在2005-2006年，只要有我們喜歡的歌手到北京舉辦簽售會，我們就要把這兩張送給人家。2005年送給了品冠和陳綺貞，2006年送給了周華健。然後五月天當時也想送來著，但是後來看安保比較嚴，就沒有送。飛兒樂隊的簽售隊伍得排三個小時，我們也作罷了。同時，至今也都沒有收到大家的任何反饋。」

相似的煩惱

青年小夥子接受過港台流行音樂的洗禮，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動漫文化影響，他們有許多聽上去「不太正常」的歌，比如歌曲里經常出現的「Ka Ka」聲，就是聽到遊戲《拳皇》里的角色出招時得來的靈感。

但做著與眾不同的音樂，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希望擁抱主流。有一件讓青年小夥子久久難忘的事兒，便是2003年的時候，在FM974北京音樂台的全國校園音樂先鋒榜前五名里，1、2、3、5名都是他們的歌，當時一起和他們在榜單上競爭的，還有剛剛離開水木年華的李健。同時，直到2011年，青年小夥子還一直記掛著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時候自己才能簽約唱片公司。

很多年後，一個叫做蔡維澤的樂團主唱從台灣來到大陸，酷酷地在選秀節目裡面表示，他想好好地在節目里活下去，「活下去的話就有名氣，這算是地下樂團的一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