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教授：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杉山正明（1952—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歐亞史學者。曾參與日本NHK「大蒙古」系列紀錄片製作。2003年以歷年研究成果獲第六屆司馬遼太郎獎；2007年因《蒙古帝國與元朝》等書獲日本學士院獎。著有《蒙古帝國的興亡》、《忽必烈的挑戰》等歷史專著十餘部。杉山正明教授通曉13種語言文字——漢語、英語、法語、德語、俄語、拉丁語、波斯語、梵文、土耳其語、阿拉伯語、蒙古語、藏語、滿語；因此他能夠充分掌握亞、歐、美各地區的豐富史料，貫通東西方學術，整合民族學、社會學、語言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突破斷代與區域研究的局限性，開拓新的領域與方向。他能將世界史與亞洲史及中國史有機地結合起來，從微觀研究體現宏觀視野，論著質優而量多，兼具深度與廣度，疊有新見，久為國際學術界所推重，不僅是國際蒙元史學界的頂尖人物，也是世界著名的京都學派現階段的代表人物。

歷史上有許多頗難證明的事物。這不是虛構所致，正因為那是真正發生過的事物，所以反而才很難證明。然而，只要仔細比較之前與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有明顯的不同。那到底是什麼？疑問形成旋渦湧上來。於是，當我們看到極為微小事象的一端，那旋渦就越來越大。一個問題的解決會引發更多的謎題。蒙古和蒙古時代，以及其為世界與人類進程所帶來的變化不也是這樣嗎？

當代法國漢學家代表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寫落入蒙古軍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導言」中，有如下敘述：「1276年，杭州遭蒙古人侵佔，而整個中國也在其歷史中首次全境失陷……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擊偉大的中華帝國，這個帝國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這一歷史性事件卻讓中國歷史遭遇了巨大挫折。」這段描述鮮明地反映出將中國與西方世界作為文明國度，將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為蠻族的荒唐意識。

不過，是否真如謝和耐所言，蒙古入主中原給中國帶來了沉重打擊呢？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將蒙古視作一個逆所有文化而行，只為戰爭而生的「蠻族」呢？並且，謝和耐書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奪去了史上罕見的高度繁榮呢？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1959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緻聞名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當時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此書目前已有英譯本及中譯本，享有極高的聲譽，至今也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然而，只要通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他在引用談論南宋時代杭州的繁榮的史料時，除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波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敘述，因為其坦率的描寫總是被當作最有價值的資料來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悅」一節中，謝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馬可·波羅如下的一段話：「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頂級城市。在這裡可以享受到各種樂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處天堂。」

但是，馬可·波羅來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時代的杭州。有關這一點，謝和耐在序文最後做了附帶說明：馬可·波羅於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1276年到1292年為止都生活在當地，「當時的城市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將馬可·波羅的記述解讀為南宋時代杭州的見聞亦無妨。筆者對於這位名喚馬可·波羅並聞名於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問：他是不是一位確實存在於世界上的人物呢？

因為現無確證指出馬可·波羅這位在威尼斯檔案館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與我們通稱為《東方見聞錄》的一系列遊記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更何況，能否將所謂的《東方見聞錄》視作一部書，也是一個疑問。雖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這些抄本的內容與時期都各不相同，要設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難，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停留在東方的1276年到1292年的這段時間，杭州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這一點上。若是單純來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蒙古的入侵幾乎沒有對杭州造成任何影響。如果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要引用馬可·波羅的敘述來討論南宋時代的繁華，很明顯就是自我矛盾的。

越是引用《馬可·波羅遊記》等蒙古時代的文獻來描繪杭州的繁榮，就越是反證了所謂「蒙古的打擊」這個想法只不過是一種虛構。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著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其實，就算不使用馬可·波羅等異邦人的記錄，所有一切同時代的漢文典籍史料，都顯示杭州自南宋時代至元代始終是罕見的繁榮的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語氣來責難蒙古，悲憤慷慨地指稱他們給中國文明帶來了沉重打擊，其實都是無法用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的。這樣的誤解其實不限於謝和耐，在日本或中國以及歐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時常可見。倒不如說這才是一般的見解。

油畫《中萬國商——元代泉州港》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學說與結論，總是會擅自開始流行，許多人都會聽從於此。但是，那隻會造成重大的結構性誤解，成為「定論」或「通說」，被人們廣泛接受。這麼一來，在許多人的認知里，當然就會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蒙古大軍進入杭州城的實際情況，1276年初，曾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顏（Bayan）所率的蒙古軍隊前不戰而降。滅亡的南宋當時的年號為德祐二年，用使其滅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權的年號來說則是至元十三年。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軍隊實際上完全沒有掠奪杭州市街。其中少數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內外，有總計達四十萬人的軍隊駐守，面對南宋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方針，一部分擔心日後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將士引發了暴動。他們對於蒙古軍進駐一事既軟弱又無能，對南宋政府卻態度強勢。暴動的主力是下級士兵。軍中將領和贊成儘快投降的高層官僚一樣，熱衷於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臨城下之際，想盡辦法要在和平中獻城的那些人，與對此主張抱持不滿的人之間產生了衝突，也就是發生了內訌。

《西湖清趣圖》中的南宋臨安酒庫與酒樓

反叛的一方遭到鎮壓，另一方帶著被稱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趙昺兄弟——兩位幼童——逃出杭州，企圖前往南方東山再起。在這場混亂當中，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闖入杭州市內的民宅，放肆地進行強搶、掠奪等暴行。本應是征服者的蒙古軍隊，反而是紀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軍為了維持治安，令杭州市內家家戶戶在門前貼上家族全部成員的姓名，並禁止夜間外出，當時蒙古軍隊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勢，即使在歷史上幾個類似事例中也是相當突出的。雖然這是因為有大汗忽必烈的嚴格指示，但從此事也可窺知蒙古進駐軍中以伯顏為首的將官們的能力非比尋常。

謝和耐在前引書中曾指出：「與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國歷史在人類歷史中是其他國家或區域無可比擬的衝擊性事件之連續，是最沾染血腥的歷史。」這是難以否定的。

元代白描畫家王振鵬《龍池競渡圖卷》局部

與此不同，1276年蒙古對杭州的佔領，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近似於「接收」的這種溫和的印象。並且，在此前後，蒙古極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舊領江南（中國本土長江以南之地）全境，情況也可以說是大致一樣的。但是，這樣一來，千篇一律的「歷史」就不成立了。因為蒙古是「蠻族」，所以不破壞「文明」的話就於理不合。因此游牧民從一開始就被視作惡徒。

然而，明明沒有根據，「杭州遭受蒙古打擊」這種說法卻被大肆宣揚。這就是「結論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撥開層層迷霧，才能看到歷史的新面貌。

本文節選自《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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