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父子為何不肯重用「名將薛岳」？

問：求教編輯，為何蔣介石在內戰中，還有去台灣之後，都不肯重用薛岳這樣的名將？

影響蔣氏父子對薛岳的信任的，主要有三件事情。

一、薛岳「以岳飛自詡」事件

1941年8月20日，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的唐縱，於日記中寫道：

「晚賀主任宴客，魯蕩平自湖南來，言薛伯陵之飛揚跋扈與部下之阿諛逢迎。長沙近有『新戰長沙』之戲，演薛伯陵湘北大勝故事。魯用戲台辭令，形容有聲有色，聽者皆笑不可抑。」

《唐縱日記》本系私人性質，後唐隨國民政府退往台灣，日記不慎失落於大陸，遂被公開。魯蕩平時任湖南省岳陽縣縣長。薛伯陵，即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湘北大勝故事」，即俗謂「第一次長沙大捷」。

為什麼「新戰長沙」這出以「第一次長沙大捷」為主題的戲劇，在魯蕩平和唐縱看來，所表現的卻是薛岳的「飛揚跋扈」和其部下的「阿諛逢迎」，其台詞竟使人「笑不可抑」呢？

曾任第九戰區長官部參謀處副處長的趙子立，有一段可供參考的相關描述：

「這個戰役（筆者註：即湘北之戰）的結局，是雙方互有傷亡。在全戰役中，我軍所佔的地形，都比日軍高些，因此，日軍火力雖強，他的傷亡也不少於我軍。但我軍也沒有擊破任何一個日軍部隊，日軍也沒有擊破我軍任何一個部隊。……（戰後）吳逸志（筆者註：曾任第九戰區參謀長）讓人編了一出現代京劇——《新戰長沙》。薛岳頭戴帥盔，身穿帥甲，前有馬童，後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寫了一個『薛』字，兩廂的龍套打著『精忠報國』的旗子(這四字是薛岳標榜的口號)，儼然以『岳武穆』自居。吳逸志頭戴『綸巾』，手持『羽扇』，身著『八卦衣』，儼然以『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譏誚和內部的反對（如當時的秘書長王光海，看了這齣戲的一半，就生氣不看了）以後，薛岳、吳逸志二人互相推諉，薛說：『這都是吳參謀長搞的。』吳說：『這是得到長官同意的呀！』」

該戲劇的腳本，或已不存。不過趙子立的描述，尚可得到諸多親歷者的證實與補充。

如第九戰區軍務處長賀執圭稱：

「敵退後，第九戰區參謀長吳逸志由耒陽回到長沙，竟集合秘書室和副官處人員，胡編了一個《新戰長沙》的劇目，強迫長沙、湘潭各劇院演出一年之久。劇中稱薛岳為元帥，他自封諸葛亮，道白時說什麼『山人吳逸志自有道理』……」

第70軍軍長李覺則說：

「尤其可笑的是：他們還編了個《新戰長沙》的戲劇，在大會期間演出，把吳逸志塑造成諸葛孔明，登台點將，各軍長挎腰刀應『有』，弄得大家臉上發燒啼笑皆非。」

其餘，如羅文浪、鄒繼衍回憶，薛岳曾「編成一出『新戰長沙』戲劇，交各劇團一再公演，廣為傳播，大造輿論。」劉正材回憶，「在長沙首次公演自編的《新戰長沙》時，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和參謀長吳逸志也親臨觀看，當飾演吳逸志的娃娃演員穿著八卦衣出場自白『俺參謀長吳逸志是也』。薛、吳相視而笑。」

事實上，該劇影響力並不僅限於第九戰區，桂林等大後方輿論重鎮也有上演（如1941年12月11日，麗華平劇團曾在桂林金城西園演出該劇）；1943年，戲劇家歐陽予倩曾在文章中評價該劇：

「湘戲的《新戰長沙》之類，現今的團長、營長、總司令都穿著舊戲的盔甲上場，大唱其二黃西皮，馬童帶馬翻著筋斗。這大約也是舊瓶裝新酒。」

流風所及，1941年廣東省政府組織慰勞團北上第九戰區慰問時，「演出的劇目：一是《薛剛》（即《舉獅觀圖》），二是《岳飛》。這兩個劇目暗喻對『薛岳』的歌頌。」

劇情如此，唐縱和魯蕩平據之評價薛岳「飛揚跋扈」、評價其部下「阿諛逢迎」，並非全無道理。這種來自國民政府同僚的評價，與地下黨人郭光洲（時任湖南省委組織部部長）1939年底給延安的秘密報告中的描述，大致相同。郭在報告中如此形容薛岳：

「關於薛岳我想說幾句話。這個人不僅對我黨存有『成見』，而且腦筋狹小、固執與橫蠻，特別是極喜『表功』。每當別人談論起張治中在湖南的施政成績時，他是很不高興的。如果你說一聲薛主席的施政成績好，則很易得他的恩惠。他自己時常說，他的軍隊是岳家軍，百戰百勝的。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這名字，就是為表明他有薛仁貴、岳飛之才能。在湖南的政府機關報《湖南日報》，現在差不多變成了薛岳個人的『表功』的報紙，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辦理，而編輯和主筆不能有任何自主的權利（以上這些都是根據事實中的表現和接近薛夫人的婦女會同志的報告）。」

第九戰區這場「以岳飛自許/詡」（在薛的支持者看來，薛是以岳飛自許；在薛的批評者看來，則是以岳飛自詡）的宣傳風潮，最終引來了蔣介石的干涉。

1942年4月18日，蔣介石致電薛岳，禁止其將九戰區部隊擅自命名為「忠精軍」，命令薛立即抹掉所有關於「精忠軍」字樣的宣傳。蔣的電報全文如下：

「長沙薛長官。頃閱長沙會戰報告，內有『忠精軍』字樣。以後切不可再有此字樣，並將已有之文字從速抹去為要。此對黨國與軍紀為最不良之影響。若為外人所見更對兄發生不利之批評。事雖小須知關係甚大。望即改正勿忽。如何，速復。」

所謂「忠精軍」，顯系源自岳母刺字「精忠報國」這一歷史傳說。

薛岳在給蔣介石的「長沙會戰報告」中，於正規軍隊序列之外，將九戰區部隊特別命名為「忠精軍」，實是抗戰期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創舉。

蔣不允許薛將九戰區部隊命名為「忠精軍」，與其對薛的個人觀感關係不大，而另有政治深意。

其時，為防軍閥借抗戰之機坐大（或戰區長官演變成為新軍閥），國民政府在各戰區推行「軍政分治」。薛岳所在之九戰區首當其衝，被蔣寄予充當「軍政分治之表率」的厚望。但薛岳對此極為抗拒，不願交出湘省行政。作為對抗，薛還屢次以辭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職務要挾重慶。

薛的這種立場，令陳誠處境極為尷尬（薛崛起執掌九戰區，系陳誠竭力扶持所致）。

1942年1月29日，陳誠致電薛岳，請求其撤回辭職之舉，擁護蔣介石的「軍政分治」政策，認可中央選定的湘省省長人選：

「長沙薛長官伯陵兄：密。養電敬悉。吾兄公忠體國，勛勞卓著，委座倚俾特殷，希望尤切，吾人處此艱巨之局，絕不宜言辭。至軍政分治，中央已成定案，刻正分別著手調整中。以湘省地位之重要，自不能輕易託人，吾兄薦尤青兄（羅卓英）自代，此種忠誠實為敬佩，惟委座已決定調尤青兄至三戰區，襄助經扶先生。弟意以湘省民情及吾等關係，除尤青外，當以東原（王東原）兄為宜。委座已於二十六日會報時提出討論，咸認極為妥當。總之，今日委座對於人事極為重視，吾人之出處，一唯委座之命令與革命之需要而定，以減委座對於人事上之困難，想吾兄當以為然也。隆冬天寒，尚希為國珍重，並盼示復。弟陳誠。元月三十日。」

2月26日，陳誠再次致電薛岳，告以相同的請求。3月6日，薛岳回函，再次以辭職相要挾：

「辭公鈞鑒：奉讀手諭，感激泣下。職對軍事政治之交代，已於元月準備完畢，上令一到，當可立即交代清楚。爾後歸耕九峰，誓不再出，以免誤己誤國，有負總裁、鈞座培育之深恩。萬懇鈞座轉請總裁早日賜准，實感再生之恩。對鈞座軍糧，據湘糧政局報告，已交一百五十三萬市石。以鹽易谷，仍請鈞區卓辦較為切實。余請琪兄（黃琪翔）代為面稟。敬叩鈞安，並祝健康。夫人暨公子等均此請安。職薛岳謹稟。三月六日。」

一再規勸無效之後，陳誠只得於1942年4月17日致電蔣介石，就此事引咎自責，並繼續替薛岳開脫，稱薛之所以一再負氣辭職，乃是「彼深誤會，以為職欲去其主席」；且稱薛所誤會者乃是陳誠，認為陳誠出於個人原因欲剝奪其湘省行政權，而非故意對抗中央和蔣介石的「軍政分治」政策。

電報全文如下：

「重慶委員長蔣：親譯。前薛長官岳電辭本兼各職，鈞座擬准其辭去主席，專任長官，職知其此次辭職，完全出於負氣，故有先由職告以鈞座意旨，再行決定之建議。惟職自勸其可辭去主席，專任長官，並說明此舉為中央軍政分治之已定政策，自應由吾人首先提倡，彼深誤會，以為職欲去其主席。擬乘此次參謀長會議之便，令吳參謀長逸志晉謁鈞座探察，是否出自鈞座之意。職對於此事，無以報命，深以為罪。職陳誠謹呈。筱施。」

陳誠此電發出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4月18日，蔣介石直接致電薛岳，明確禁止其將九戰區部隊擅自命名為正規序列之外的「精忠軍」，不允許薛岳以「岳飛」自許/詡，其用意不問可知。

二、薛岳與「華南分離運動」

但薛割據之心已盛，蔣的禁令適足以強化其離心，故後續仍動作頻頻。

如1943年，薛岳曾命其親信幕僚吳逸志，通過吳氏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越過重慶中央，向美國總統羅斯福呈遞了一份《關於美國加強亞洲作戰的方案》，獲羅斯福複電嘉許。此種地方戰區越過中央政府，直接與盟國「外交」的行為，令蔣介石極為惱怒，聞訊後欲嚴辦吳逸志。因薛岳力保，僅以免職另調告終。

1944年日軍攻擊長沙前後，薛岳又參與了「華南分離運動」，在史迪威的支持下，密謀脫離重慶另組新政府。

「華南分離運動」一名，來自宋慶齡與蘇聯的書信往來。宋在書信中寫道：

「當初美國人直接支持同李濟深派的接觸。各方願意協同行動。美國人已經承諾供給李濟深所需的武器輜重。萬事俱備之際，李濟深突然赴梧州，從而打破了美國人的計劃。……一說起李濟深的行為，美國人總是極其憤懣。」

所謂「極其憤懣」的美國人，指的是史迪威及其同僚。

查美方檔案，史迪威於1944年7月間，已得到其下屬軍官Lindsey的報告，對李濟深的活動有所了解。Lindsey電報稱：

「為回應薛岳將軍提出的由我們協助其重新裝備並訓練位於長沙的第四軍的援助要求，派往第九戰區的Z部隊(Zebra Force)觀察員已於7月20日抵達其總部。該援助包括使用我們存放在桂林支援中國的既定裝備，以及來自您的額外裝備。

「薛岳將軍不會將該要求提交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他認為這樣做將被否決。我和白崇禧將軍也討論過此事，他表示不會向重慶傳達該要求，若有可用軍用物資，此時不應被送往該區域。我的看法是：第九戰區不適合接受提供給中國的裝備。據可靠消息來源，一個由李濟深元帥(Marshal Li Chi-sheng)、張發奎將軍、余漢謀將軍、薛岳將軍、龍雲省長(雲南)，以及一群四川的持不同政見者組成的政治集團，一直在密談脫離重慶，於中國東南地區成立自治政府。我認為目前裝備分配問題的困難，是因為中央政府在擔憂這個集團。」

1944年8月8日，衡陽陷落；次日，李濟深前往美國駐桂林領事館，要求將其意見轉達給美國最高當局。據美國領事Ringwalt報告，李的意見是：

「為應對中國的嚴峻局勢，一個名叫『西南聯防政府』的新政權，將在不久後成立。該政權的參與和支持者，包括廣東、廣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雲南和西康等省的諸多軍、政要人。該政權之目的如下：1、取代目前重慶的一黨一人獨裁政府；2、實現國家統一，全民動員擊敗日本；3、與盟國更緊密的合作。各軍政要人會以公開發出聯名電報的方式，要求蔣介石辭職，預期不會發生武裝衝突。臨時政府將由李濟深領導。李是重慶軍事參議院院長，在1926年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中，擔任過總參謀長。」

史迪威對李濟深等人的密謀態度微妙。一方面，他曾致電馬歇爾，反對由李濟深來取代大元帥（蔣）的陰謀，萬一此事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希望美國密切關注白崇禧，史迪威認為白可以解決亂局，並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史迪威又對馬歇爾聲稱：蔣若得到李濟深密謀的消息，為自我拯救，應當會同意由我統帥全部中國軍隊。

在日記中，史迪威對李濟深等人的密謀，興奮地寫道：「Hooray for crime!」（犯罪萬歲）；更早一些時候，史還曾在一份筆記中寫道：「中國問題的藥方是除掉蔣介石。」

李濟深晚年則回憶稱：

「我派李卓賢到重慶去見史迪威，……要史迪威給予裝備，史迪威答應可以。……同一時期，我又派人去與薛岳聯絡，薛岳那時也與美國接上了頭。我又派人與余漢謀聯絡。」

上述密謀，因史迪威被驅逐離開中國，而終告流產。

三、「薛岳等於叛變」事件

其實，在「華南分離運動」暴露之前，蔣對薛岳總體上還是一種信任態度。比如，1944年2月11日，蔣在日記中如此評價薛岳：

伯陵能力與工作成績，皆有顯著之進步 ，即其對於中央之信仰，亦已漸增，但其對所屬之軍隊，總以一念之私，不能至公大正，甚至捏造余之手令，派委師長，使牽制中央軍，以為其掌握各軍之計，此乃幼稚之舉動與心術，思之可笑。應以理義啟導之，使之成材也。

該2月，蔣在衡山召開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這段日記顯示，蔣雖然察覺到了薛岳與中央之間存在隔閡，甚至發現薛捏造蔣的手令，但仍相信「其對於中央之信仰，亦已漸增」，相信「以理義啟導之」可以使薛岳「成材」，即仍對薛岳抱持著希望。

但「華南分離運動」極大地影響了蔣對薛的觀感；之後，在史迪威被驅逐出中國後，又發生了讓蔣對薛徹底喪失信任的「薛岳等於叛變」事件。

「薛岳等於叛變」一詞，出自蔣介石日記。該事件的始末，蔣日記中亦有較完整的記載。

1944年11月16日、17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晚經兒由贛回來，知薛已自由行動矣。

薛岳不奉命令，擅將其胞弟所率之第九十師，開駐贛州自由行動，此人狡詐詭譎，不講情理，好變成性，終非以理與情所能感召。余平生待人一本至公，惟才是用，而不問其已往罪惡如何，不忍執法以繩，此所以有今日養癰遺患之憂也。

薛岳的胞弟，即薛仲述。蔣日記所述「薛岳不奉命令」、「開駐贛州自由行動」，指的是薛岳在沒有得到任何上級命令的情況下，命部隊進佔了本由空軍控制的贛州機場。

薛為什麼要佔領贛州機場？蔣日記後文會有敘述。這裡先依時間順序摘錄蔣的日記：

十一月十八日上星期反省錄：一、薛岳在贛自由行動，等於叛變矣。十一月二十一日：最近桂柳失陷，敵寇西進不已，中外輿論對我譏刺誣衊，……各種形勢惡劣，尤以薛岳在贛自由行動等於叛變，對於我手令，久置不理，最令人難堪。十一月二十二日：近日最難問題無法解決者:……三、薛岳自由行動，佔領贛州機場，不能令其撤退，亦不能下令處治，而倭寇向金城江進逼，西進未已，則猶在其次也。

由這幾則日記可知，蔣對薛岳擅自佔領贛州機場一事，定性非常嚴重，稱之為「等於叛變」。而且，日記顯示，贛州機場被佔領後，蔣曾下達手令要求薛岳的部隊撤出，但薛置之不理，令蔣非常惱怒；同時，在日軍進逼的大環境下，蔣又不能對手握重兵的薛岳採取任何懲治措施。

不得已，蔣只能對薛岳採取懷柔政策：

十一月二十四日：薛岳事，以經兒意，只有暫時置之，以待其自悟，正合余懷。上星期反省錄：薛岳亦覆電遵命，不設贛州警備司令部。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緯國飛贛。

這段日記顯示，蔣介石曾與蔣經國商議薛岳之事如何處理，蔣經國的意見是「暫時置之」，因為處理不了，暫且不做處理。同時，薛也給了蔣一點「面子」，在拒不撤出贛州機場的前提下，同意不設立「贛州警備司令部」這種常駐機構。蔣緯國飛往江西，目的很可能也是為了安撫薛岳。

再往後，蔣的三則日記，道出了此次「薛岳等於叛變」事件的核心要害：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與魏將軍(德邁)討論作戰準備各事，彼對我前方將領作戰不力，後方機關辦事散漫懈怠，以及薛岳向美軍私自求給軍械，並問余，薛是否忠實可靠。

本月反省錄：本月嚴重局勢：甲、桂柳、南寧，短期間同時失陷。乙、伊寧、伊犁被俄侵佔。丙、薛岳擅占贛州機場，私求美軍接濟武器。丁、敵寇侵入黔境。戊、成都學生罷課。己、昆明、成都謠諑頻興，人心不安。此皆極惡劣之現象。

十二月三日：美軍在華最近之策略與行動，正在吸誘我地方軍隊與軍閥，以削弱我中央之力量，而處處以武器為餌。彼不僅對於××、對於滇龍，而且薛岳亦為其所誘，乃知薛之所以要佔領贛州機場者，其欲美軍空運武器，在贛接受也。

由上述日記可知，魏德邁告訴蔣介石，薛岳曾「向美軍私自求給軍械」，請求美軍繞過重慶直接向九戰區援助武器裝備。薛的這種行為，實際上是之前與史迪威勾結的餘緒。但此時的駐華美軍司令官已換成了願意與蔣介石合作的魏德邁，所以薛的行為被魏透露給了蔣，而且魏還意味深長地詢問蔣「薛是否忠實可靠」。至此，蔣終於徹底明了薛岳擅自侵佔贛州機場的真實用意。

有了魏德邁的支持後，蔣介石對薛岳的處理開始有了主動權：

十二月二十一：預定 ……四、對薛、余之慰書。十二月二十二：下午批閱公文，寫薛、余、顧、曹等手書六件。十二月二十三：昨哺，與辭修、天翼研討對薛岳之方針，使其安心消萌之道。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午與魏參長及廖耀湘談話畢，約天翼、辭修談東南各戰區近情，彼等由東南視察回來，皆以薛岳並無異狀為慰。

由上述日記可知：一方面，蔣讓薛知道，他即便佔領了贛州機場，也不可能再繞過重慶獲取到美軍的武器裝備；另一方面，蔣也通過親筆手書等方式，對薛進行了撫慰，以免其發生不測之變。

失去了史迪威的支持，薛只好選擇與蔣介石和解，「並無異狀」，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事件始末，大體如上所述。另有兩點需要補充：

（1）1944年11月，薛岳突然出兵佔領贛州機場，欲利用該機場，跳過重慶中央政府直接從美軍手中接收軍械，當與1944年10月，史迪威被驅逐離華有直接關係。之前，薛曾在茶陵修築臨時機場（九戰區內的贛州、大余等機場屬於空軍，不受薛岳控制），史迪威的突然被逐，令薛岳不得不鋌而走險。

（2）薛岳如此鋌而走險，既是在賭重慶軍委會不能處置自己，也表明在史迪威被逐後，在華美軍中仍有致力於分裂國民政府者，否則薛無處聯絡，當不致有此行動。薛未料及者，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乃是重慶國民政府的堅定支持者。故魏向蔣言及了「薛岳向美軍私自求給軍械」一事，且問蔣「薛是否忠實可靠」。

此次事件之後，薛岳遂終生不受蔣介石父子（蔣經國曾深度參與處理「華南分離運動」與「薛岳等於叛變事件」）重用。

注釋

《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P223。

趙子立、王光倫：《以「後退決戰、爭取外線」取得會戰勝利》。趙當時系第九戰區長官部參謀處副處長，王當時系第六十軍第一八三師營長。

賀執圭，《記第一次長沙會戰》。

李覺，《第一次長沙會戰回憶》。

羅文浪、鄒繼衍，《第一次長沙會戰親歷記》。劉正材，《我在一O二師的片斷回憶》。

《桂林文化大事記 （1937-1949）》，灕江出版社，1987，P451。歐陽予倩，《後台人語（之二）》，1943年1月15日，原刊於《文學創作》第一卷第四期。收錄於《歐陽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P 313。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烽火歲月的豐碑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廣東兒童教養院校友會/出版，1995，P101。另可參見：冼政光，《登台演出喚醒黃魂》。

《郭光洲關於湖南黨的工作概況給中央的報告》，收錄於《抗日戰爭時期湖南地下黨歷史文獻選編》，湖南省檔案館編，P96。

《蔣中正電令薛岳速刪改長沙會戰報告冊[忠精軍]字樣》，「國史館」檔案。

陳誠，《電薛岳告以湘省人事之決定經過》，收錄於《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P203。

同上，P204-205。

陳誠，《電呈委員長蔣對於薛岳辭職事引咎自責》，1942年4月17日。

李玉貞/譯：《宋慶齡與蘇聯駐華外交人員談話紀錄(1942-1945)》，收錄於《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2》，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該檔案原件，現藏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

李濟深/口述，張克明/整理：《李濟深先生略歷》

蔣介石日記，1944年2月21日。下文引自蔣日記者，不再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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