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格爾唱紅硬核版《卡路里》：「老要張狂少要穩」

曾經一曲蒼茫令人落淚，

如今唱紅硬核版《卡路里》的萌叔，

他說：「這個時代的男人有一顆年輕的心。」

攝影：haochen採訪、撰文：Maggie

化妝、髮型：Shailen

編輯：暖小團 /服裝造型：傲寒

燈具提供：德大象 /場地鳴謝：純情商店街

可能大多數人不知道，我一天都沒有學過唱歌，我學的是作曲。流行歌、搖滾樂、民歌我全都可以唱，但是不要把我定性成一個民歌手。我對自己的聲音屬於哪一類考慮不多，只是盡量用我的聲音把作品唱完美。

鄧麗君是我的第一個偶像。70 年代末的流行歌就只有鄧麗君，誰能唱一首鄧麗君的歌就不得了了，一幫朋友彈著吉他唱，特別興奮，我基本上把她的歌都學過唱過。80 年代初有了劉文正，我也模仿過，但是後來走著走著，發現光靠模仿不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個性，也在這麼多年當中慢慢形成了一個所謂的「騰格爾的唱法」。

我喜新厭舊，干一件事時間長了就容易乏味，需要換一換。所以我最早學舞蹈，覺得沒意思，然後學器樂，彈三弦；三弦學得很好，又覺得沒意思，去學指揮，指揮沒多久又學作曲，然後唱歌、拍電影，一直在改變。

我現在演電影，就是因為覺得搞音樂不出新，重複，特乏味，沒意思，必須換一種活法。我跟他們說，不能讓我演蒙古人，也不能讓我演音樂家，就要跟自己不一樣，才能引起新鮮感和好奇心。他們就跟我說，騙子演不演？我說可以啊，這太好玩了。做一件事兒之前，我會問我自己，這件事兒好不好玩，如果是我沒嘗試過的，又讓我感到好奇，做起來又好玩，那就太完美了。

拍了兩部電影，我覺得這幾年沒有白過，真的。剛開始特別緊張，畢竟沒學過表演，大概拍二十天以後適應了。《飛馳人生》這片子上映的時候我特別有成就感，特美，但我也有點遺憾，總覺得現在要是再讓我演，我可能會發揮得更好。《大哥你好嗎》這首歌還又紅了一回，觀眾看得哈哈大笑，我也跟著哈哈大笑，這種快樂讓我覺得其實多做嘗試挺有意思的。

十幾歲考上內蒙古音樂學院的時候，我以為舞蹈是一種很美的東西。但是，開始學才知道特別乏味，沒有音樂，天天壓腿，非常枯燥的基本功練習。不到三個月，我故意哭著去教務處，說要改學器樂。剛好，那年三弦專業還有一個名額。

真不是我吹，我三弦學得特別好。有一年我寫了一首難度極高的曲子，現在還是內蒙古三弦專業的畢業考試曲目。但當時我已經把三弦上面怎麼彈、下面怎麼彈全弄明白了，沒得彈了，就覺得三弦這東西，彈得再好也就這樣了，又沒意思了。

我的大學夢是半路上被點燃的。從內蒙古音樂學院畢業，我就留校當老師，教了半年三弦，一邊自學指揮。這時候學校送我到中國音樂學院進修，那是我第一次來到北京，眼界一下子開闊了，看到好多跟我一樣十八九歲的孩子都在那兒補習，他們的目的都是考大學。我本來沒這想法，結果去了以後也覺得自己還年輕，該考個大學繼續學習。

考大學這事，我們學校不同意，我母親更反對。學校說你走了工資什麼的就全部歸零了。母親說你本來工資都有了，該結婚了，現在又要跟家裡要錢，家裡還得再養你五年。當時我的工作在當地是一個很好的職業，可以讓人生活得很好。

但我一心想上大學，誰都攔不住。那時候我想當指揮家， 1978 年還是 1979 年，小澤征爾來中國演出，整個音樂圈都轟動，我看了那個紀錄片，覺得當指揮家真是太美了。那段時間，我一聽見交響樂就興奮得不行，兩隻手情不自禁地揮動。1980 年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不招生，天津音樂學院招生，指揮系和作曲系是一個系，叫「作曲指揮系」，我就考那裡。

沒多久，我當指揮家的激情又消退了。考上天津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後，我們先學音樂基礎，兩年以後開始學指揮。過了兩年，我又不想學指揮了。可能因為我開始唱歌了，注意力全被唱歌吸走了。1985 年到這兒， 1986 年，畢業後我在中央民族歌舞團擔任三弦演奏兼指揮，指揮了一年，我就不想繼續干指揮工作了。

我最開始唱歌純粹是玩兒。根本沒有演出服，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化妝，當天穿什麼衣服，就直接上舞台了。那時候都是那樣，觀眾也非常瘋狂，有的光著膀子，真是來過癮的。台上歌手唱得好的話，台下觀眾玩命地叫好，要是你唱得稍微不好，全場就會喊「下去下去下去」。有時候我在台上唱完，特安靜的時候也能聽見一兩個人大聲喊「下去」，那我也不能下去啊。那時候很多男歌手都是這樣，玩著玩著就唱出來了。

唱了幾乎十年以後，我才開始覺得需要認真對待唱歌。之前我覺得唱歌只是一個兼職，主業是作曲，自我介紹都是學作曲的，說唱歌的都特不好意思。進入 90 年代，我得過很多獎，音樂上取得了很多成績，也有好多人認識我了，慢慢覺得這可能是我的一個事業。90 年代中期開始，我給自己定製演出服，也向港台學習，慢慢專業化，有了經紀人，之前沒有經紀人的時候被騙的多了。我是大陸第一個受邀去台灣的歌手。台灣有個電視紀錄片叫《八千里路雲和月》，介紹大陸的風土人情，主題歌是我寫、我唱的，因為節目很火，這首歌也幾乎人人會唱。另外，我跟台灣的蜂巢唱片公司一直合作，在台灣發了好幾張唱片。到了 1993 年，他們邀請我去台灣開演唱會。大家太熱情了，我第一場演唱會在劇場，人太多了，根本裝不下，第二場就讓我站在中正紀念廣場唱《我熱戀的故鄉》《紅高粱》這些歌。其實我那會兒唱得並不好，技巧也沒有多成熟。可能受歡迎有幾個原因，一是台灣人想聽一聽大陸的流行音樂是什麼樣的，滿足大家對大陸的好奇心，還有一個就是我這樣的聲音當初在台灣還真沒有，那時候台灣都是民謠，很柔的，沒有我這樣的「西北風」。

我那時候還是年輕氣盛，跟台灣的音樂人交流的時候，我一看很多台灣歌曲都是愛情歌曲，就提了一個問題，說「怎麼台灣的歌都是我愛你你愛我的」。當時好多前輩在場，李宗盛也在，他當然不高興。其實我真沒必要說這話，換成現在我根本不會提，年輕的時候還是太衝動。

因為想在圈內混出名堂，我成立了自己的樂隊。90 年代初，搖滾樂特別受歡迎，那年代有樂隊是一件特別有面兒的事情，大牌明星都有自己的樂隊。我那會兒也是長頭髮，就覺得長頭髮搞搖滾樂才帶感。我們蒼狼樂隊成立以後，第一張專輯就是搖滾樂，每年有好幾場演出。

其實 90 年代中後期算是我的低潮期，港台流行音樂進入了內地市場，搖滾樂徹底不行了，我們的音樂沒什麼人聽。現在想起來，那幾年值得紀念的就是做了電影《黑駿馬》的全部音樂創作和主唱，獲得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的「最佳音樂藝術獎」。如果連這個電影都沒有，那我的 90 年代中後期真是一片空白。

我的歌可能熱得慢一些，好在生命力比較長。1997 年我創作了《天堂》，沒多少人知道，大概三年後，我都快忘了這首歌，也不唱了，突然之間到處都在聽，莫名奇妙地就火起來了。

我現在再怎麼寫，新歌超過《天堂》《蒙古人》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我的風格已經在人們心目中定型了，再寫這類型的沒多大意思。所以我的新歌就不要跟《天堂》比了，另外開闢一條新的道路吧。

我這兩年翻唱流行歌曲，其實大都是綜藝節目安排的。他們問我可不可以唱哪首歌，我聽一下，既然讓我唱，就盡量不要模仿，模仿非常沒出息。畢竟我學過作曲，改編一下，做一個二度創作，玩一玩，把這首歌變成一個新的版本、我的版本。

其實我不怎麼關注流行趨勢，現在很多歌我都沒聽過，抖音、快手這些我知道，但是不玩，我也不追劇。年輕人想像中的萌叔可能跟我不太一樣，但是觀眾的一些評論我都會看，年輕人用「硬核」「鬼畜：」來形容我，這兩個詞具體是什麼意思我不是特別清楚，我就知道網上那些評論還是誇我的多。

老要張狂少要穩。大家說我萌、有喜感，我說實話，這其實不是我本意。我拍電影是特認真地演，根本沒有要逗誰笑，沒說我要演個喜劇的，拍著拍著變成喜劇了，我一出來大家就笑，我也覺得很奇怪。我唱哪首歌大家都覺得不一樣，有意思，來轉發。沒關係，喜感就喜感吧，大家喜歡就行。

人的性格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的。我年輕的時候愛較勁，好多事情過不去，說兩句話就戧起來了。現在我基本上什麼事都過得去，年輕時候不能忍的事情我現在都能忍了。到了一定的年齡，就覺得吵架沒必要，吵什麼啊，幹嗎那麼較勁呢？

人一定得耐得住寂寞。我年輕的時候喜歡熱鬧，現在比較內向，不怎麼玩了。平時話很少，也不太喜歡出去，不工作的時候就自己在家待著。過去我一進屋先把電視打開，不好，這是毛病，現在我改了，有足球賽的時候看看電視，沒球賽就喝茶、讀書。

我年輕的時候天天造，錢都花沒了，值了，現在也沒什麼可後悔的。掙了錢就花吧，花了再掙，我現在也是這樣，沒有錢的概念。我年輕時什麼都沒買，車啊房子都沒買，就玩啊，喝酒啊，全部玩完了。年輕就好好造，該花就花，該玩就玩，別留下遺憾。但我也不提倡、不鼓勵大家這樣。我身上有缺點也有優點，大家學優點，別學缺點。

誰也不要跟我一樣，唱歌也是。前不久，和年輕人們一起錄真人秀，我從來不去跟人家講道理，幹嗎啊？年紀這麼大了，去人家那兒湊熱鬧，不合適。很多人讓我教他們唱歌，我說不能，誰都不要跟我一樣，騰格爾的歌大家已經聽得差不多了，咱們聽聽別人的歌。

我希望全世界只有一個騰格爾就夠了，沒必要我培養他們，讓他們唱得跟我一模一樣，那樣沒有意義。應該是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風格。所以我從來不教，不要有一天出來第二個騰格爾，這不是前進，也不是創新。

人這一輩子在路上走，好事和壞事就在兩邊，死亡在後頭跟著。我那會兒唱歌出名了，記者第一時間去採訪我母親，我媽沒什麼要說的，就用蒙古語說了一句：「出名不出名無所謂，不幹壞事就行了。」這句話成了我的座右銘。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不幹壞事挺難的，一生當中多多少少都會幹些壞事，能少干一件就少干一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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