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研究者為何「郭雲亦云」？

被遮蔽的詩體探索

「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只有極少的一部分還能被閱讀、被闡釋乃至被記憶，但未必就成為進入中國文學史的經典之作，即使稱之為「經典」，其經典性很可能被遮蔽了許多，或者如胡塞爾所言被「錯感知」。

原文 ：《被遮蔽的詩體探索》

作者 |山東師範大學教授 魏建

圖片 |網路

對於郭沫若《女神》的解讀和研究，就是飽含這樣歷史教訓的例證之一。《女神》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的成果似曾相識，扎堆式、重複式的同質化研究特別突出，究其原因有三：

受制於作者的自述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兩本書為郭沫若研究者手頭必備：《郭沫若論創作》和《沫若詩話》。這兩本書里有關《女神》的自述被引用得最多，許多《女神》研究者往往先看郭沫若如何談《女神》，然後以郭沫若的自述為論據，再輔以「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顯得特別雄辯。這樣的「研究」，並不沒有進行真正的論述，而是對郭沫若有關回憶的複述和闡述，這不像是研究者論《女神》，更像是郭沫若論《女神》，所得結論自然大同小異。

這種研究長盛不衰，應該與長期流行的文學觀念有關，例如「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詩人是時代的歌者」等。一代又一代《女神》研究者跟著郭沫若「郭雲亦云」，同質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這種受制於作者自述的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

受制於某種研究框架

本來，郭沫若的自述只是為研究者提供論據，那為什麼論點和論證也是同質化的？原因是多數研究者都被某種研究框架「套牢」了，如《女神》研究中的「時代精神」框架和「浪漫主義」框架。

從革命史解讀到思想史解讀，「五四時代精神」框架一直把研究者束縛在作品所表現的歷史的、概念化的內容中，好像研究「五四時代精神」就是研究那個時代的理性內容，這樣難以形成對作品的審美觀照。但《女神》中的「時代精神」不是概念化的，而是被郭沫若詩化的。

大量的作品研究成果陷入循環論證。具體表現是，這類成果走不出「起點即終點」的怪圈。最常見的循環論證是：「起點」，《女神》是新文學浪漫主義的傑作；然後，舉例說明其中的浪漫主義表現；最後的結論，「終點」回到了「起點」。這種研究框架的制約，導致作品中超越時空的經典價值，被誤讀為一時的歷史價值——表現「五四的時代精神」；一部造就了中國新詩審美規範的新詩集，長期被拘囿在「浪漫主義」的已知世界裡摸索。

受制於被遮蔽的歷史認知

詩的革命最重要的創作實踐和文學實踐就是《女神》。從與胡適文學革命活動的對比中還可以發現，以往郭沫若一些看似個別、偶然的事件，個別的、偶然的人際交往，都與文學革命發生了關聯。

被遮蔽的個別、偶然事件，例證是郭沫若與泰戈爾相遇。郭沫若把自己的詩生活分了三個時段：「詩的修養時代」，「詩的覺醒期」，「詩的爆發」。以往的《女神》研究特別重視「詩的爆發」，忽視對「詩的覺醒」作進一步開掘。「詩的覺醒」起於郭沫若與泰戈爾的相遇。郭沫若的「詩的革命」獲得了比胡適等人高得多的立足點。他從一開始關注的就不是白話能否入詩問題，而是為新詩尋找取代舊詩藝術規範的「詩之精神」，進而促成郭沫若找到了新詩的詩美規範——「內在律」。

被遮蔽的個別、偶然的人際交往，例證是郭沫若在創作《女神》時與吳芳吉有過多次書信往來。吳芳吉的新體詩和舊體詩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民國初年到「五四」時期，有很多人在詩體上，曾有過如下探索方向：一是解放詩體，以胡適為代表；二是創造新體，以郭沫若為代表；三是改造舊體，以吳芳吉為代表。《女神》時期吳芳吉與郭沫若有關詩的交流，應是中國詩體發展征程中兩個重要方向之間的對話，也應是五四文學革命研究的重要內容，可惜因為歷史認知的遮蔽至今還在絕大多數研究者的視野之外。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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