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求職信——干謁詩，寫得好，分分秒秒走上人生巔峰

近段時間《長安十二時辰》正在熱播，偏冷色調的畫風、劇中人物的服飾、不時穿插的歷史小知識點，都極為考究，看得出編劇在藉助唐代這一大的歷史背景敘述故事時，對於唐代細節的把握十分嚴謹。

歷史點之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不知各位是否記得，曾有一集提到過一個名詞——干謁詩。 干謁詩在唐朝算是一個普遍詩歌類型，多為千里馬希望尋求伯樂，進而實現自己人生抱負所作。

干謁詩從作用上來講，類似於我們今日比較普遍的自薦信。不同的是，古人的自我舉薦相對含蓄，偶然幾筆淺訴心意 ，不似今日自薦信一般直白羅列。從文詞上講，干謁詩多是詠物抒情，因為關係到自己仕途，在選詞方面，古人仔細推敲，使得詩作達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干謁詩發展的淵源

國家機器形成以後，與之相伴的人員選用、更新方面的制度也逐步發展。三代時期，選拔官員多採用世卿世祿原則，按照出身門第，血緣關係授任官職，官宦階層較為固定，但堯舜禹時代，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一些原則，也被保留下來，雖僅作為世官制的補充，但在促進階層流動，保持社會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既要選拔賢才，擴大搜尋人才的寬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把握人員進出仕途的官員在數量與精力上都很難滿足廣泛挖掘人才的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以"舉"選官便得到了發展完善。

春秋戰國，社會經過大分裂大變革之後，世官制逐漸走向衰落，流官制興起逐漸為各國採用，秦國建立大一統帝國，更是將「郡縣制」在制度層面上確定下來。如何確定官制人選，戰國動亂時代早已給出了答案，基本原則，仍是「選賢任能」，但形式上，通過周遊各國，直接向國君舉薦自己的方式已經出現並緩慢發展。這一基本形式為干謁詩的出現起到了奠基作用。

由於自我舉薦的多為地位較低的寒門儒士，享有選擇人才推舉其就任的多為顯貴人士或為社會知名人士，兩者之間存在著身份的不對等，因此，被舉薦者就需要開創一條與選舉者溝通，進一步影響舉薦者從而使得自己被舉薦幾率增大的途徑，這便是干謁。

「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便是廣大士子進出私門的形象寫照。憑藉干謁，朝廷大臣，門庭若市，而在干謁中，人員交往頻繁，朋黨營結，極易形成。對於朝廷而言，利弊均有，因而對於干謁這一形式，朝廷政策並不具有統一性，總是與朝廷官員處於相對平衡狀態。

唐代是科舉制度正式確定並完善的時代，通過進士、明經等項目選拔人才，擴大國家統治基礎。但僅依靠考試，對於人才選拔又過於單一，因此科舉考試之外的干謁行為也是受到社會認可的。干謁所憑藉的制度保障為薦舉，其中官員個人推薦舉子的「公薦」更是干謁行為廣泛存在的領域。由於進士科考察詩賦的確立，在廣大社會下層文人中形成了與「公薦」相契合的以詩文的形式干謁，詩文地投送對象有禮部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壇上的大亨。由於向禮部投遞詩文過多，難以引起禮部相關官員的重視，對於舉子來說，這一途徑對於增加自己被舉薦的幾率作用不大，他們往往更傾向於向後者，也就是當時社會各領域知名人士。

唐代知名詩人白居易也是這一群體中的一份子，《悠閑鼓吹》中就記載了「白尚書應舉」的長安居大不易。

謀求授官與選調的干謁詩

這一類干謁詩，對於官位的要求則更為明確，投遞對象也範圍也相對縮小，主要為吏部官員，及與其相關聯的權貴，與朝廷外派巡察人員等。

杜甫作為憂國憂民的詩人，擁有滿腔報國熱情卻仕途坎坷，這期間，他就寫過大量求取官位、與調遷的詩作。

天寶十一年，杜甫為早日授官就曾寫了《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此時已是大唐出現衰落趨勢的時代，詩人所寫的干謁詩與初唐時期的風格已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杜甫投遞干謁詩之時，朝廷局勢已出現變化，楊國忠接替李林甫為相，楊國忠一黨人才早已彈冠相慶，朝廷的人事安排也隨宰相的更改而重新洗牌。杜甫所投奉贈的鮮於正是依靠楊國忠而掌握權力的。

《上韋左相二十韻》為杜甫於天寶十四載所寫，《奉送王信州崟北歸》是詩人載夔州時，詩人送別郎官王崟贈予的藉以表明希望王崟歸朝後舉薦自己的願望。岑參的《秋夕讀書幽興獻兵部李侍郎》中的「年經蹉跎四十強，自憐白頭始為郎。」自憐自嘆之餘，希望提拔，調遷官制的意味也躍然紙上。

高適的《奉酬睢陽路太守見贈之作》，此時詩人高適擔任丘尉，而題目中的睢陽太守便是路齊暉，奉迎之意也很明顯。這類干謁詩的人員構成要比科舉求進士的人員構成更為一致，多為已有一定的官位人員，相比尚未及第的舉子而言，身份更高，因此所寫的詩作在表達願望上也更為得體。

請求入幕與出幕的干謁詩

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科舉考試所達到的階層轉化效果吸引著萬千讀書人以讀書中第當做人生理想，但科舉考試選拔的人才極為有限，這可類比「供大於求」。這一情況使得落榜考生將目光投向塞外，進幕府也就成了士子實現抱負的平台，但常年受的讀書傳遞觀念的影響，大多數人入幕是為了出幕。

唐代文人進入幕府情況在中唐期以後較為多見，唐朝初期形式大好，文化發展繁榮，百姓安享太平，統治者對於幕府的重視度也不夠，幕府人才選拔制度建設遠遠落後於朝廷官員選拔機制，文人在選擇進入幕府也多採用詩作的形式，這從實際選拔效果而言作用很有限，軍事所需的各項技能，從干謁詩上很難表現。

駱賓王的《詠懷古意上裴侍郎》，背景為詩人仕途遭受挫折，東台詳正學士的頭銜被罷去，適逢吐蕃大舉入侵龜茲，安西四鎮告急，詩人向裴行儉干謁，請求從軍效忠。

杜甫的《贈田九判官梁丘》也是由於向皇帝投賦無果，安史之亂起，軍事告急，哥舒翰等人被任命討伐亂黨，哥舒翰又通過《田司馬梁丘傳》喜獲人才，杜甫方轉換思路，希望通過干謁田良丘進入哥舒翰幕府。

岑參作為邊塞詩人為人熟知，但罕有人知，岑參並非一直安於邊塞生活，畢竟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發展上來看邊疆都難以與中原地區相論。「戎幕寧久駐，台階不應遲。別有彈冠士，希君無見遺。」想要被援引出幕府的願望十分強烈。

干謁詩背後的文人心理

干謁詩已經成為唐朝一種文化現象，背後所折射的文人心理也是頗值得注意的，干謁詩作不同，詩人各異，表現出來的思想也千差萬別。盛唐氣象不只是一種文化氛圍，在發展中也逐漸內化成文人自信，對於功名的追求是這一時期文人的普遍心態特徵。

初盛唐時期，我們很難從詩作中品出真正的淡泊名利，魏晉時期那種文士自隱於南山的現象也變的少有。初唐詩人對功名直接追求的結果便表現在依賴權貴，隨著干謁風氣的盛行，文士的獨立性逐漸遭受衝擊，詩作也會根據投遞對象做適度的修改。但那個時代，對文士而言，仍是最好的時代，兼容並包的寬容文化政策激發了詩人創作的才思，即是對權貴有所依附，文人仍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在干謁詩中流露出對自身才能的自信 並保持自身人格。

如杜甫的「致君堯舜禹，再使風俗淳」表現出的文化張力令人讚歎。有詩仙之稱的李白，在干謁路上也是行走了多年。十五歲余便開始習作干謁詩，直到上元二年干謁王忠臣及劉都使，漫漫五十載，從年少輕狂到謙虛得當，「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干謁的急切心情畢露無疑。

急切的干謁心態也會影響干謁對象的選擇，長久的待業狀態令詩人的耐性逐漸消失，這一點在杜甫、高適身上表現的更為明顯，過分自信產生的對社會的過高估計，使得詩人在融入社會時困難重重，自視甚高的干謁心理與有求於人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往往使干謁詩難以契合被干謁對象，導致干謁失敗。

晚唐時期，宦官把持朝政，各大臣之間也是黨派林立。通過詩賦取士的標準也流於形式，科場更為混亂。此時的干謁詩中的文人獨立性進一步瓦解，詩作內容也多為哀嘆時光易逝，乞求干謁對象能哀其不幸，進而提拔幫助。

干謁詩後期發展

唐後期由於干謁文人獨立人格逐漸喪失，詩作形式與內容也趨於僵化，在權力集中、階層日趨固化的態勢下，社會流動速度減慢，官員多為內定，干謁所取得的實際成果也漸少，這一題材的詩作趨於衰落。

干謁詩對今人求職有無啟迪？

如今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嚴峻，龐大的學生群體，有限的工作崗位，求職人員懂得創新已成為必要素質，即使是最簡單的求職信，也應仔細斟酌。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介紹自身優勢時也要注意方式，做到即突出特長又讓人感到舒適。這一點，古人的干謁詩或許可以參考一二。

首先找准自己的定位，對於自身能力素養方面應有充分認知。再者明晰自己的目標，古人的干謁詩往往意圖抒發的比較含蓄，為被干謁者留下一定的空間。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既抒發自己希望得到貴人幫助又含混其意，如今快節奏的環境下，這一做法似乎有些不妥，詩作中表達自己目的的智慧卻值得後人學習。

參考文獻：《初盛唐干謁詩論》，趙繼紅 《中晚唐干謁詩研究》，陳海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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