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戰後，中日兩國的不同反思

文史 07-17

甲午之戰後，清廷與日本皆有反思。

清廷反思的是「軍事失敗」。

日本反思的是「政治失敗」。

晚清學者嚴復，曾赴倫敦皇家海軍學院求學，歸國後長期服務於北洋水師學堂。民國七年，池仲祐撰《海軍大事記》，請其作序。嚴氏當時已垂垂老矣，回首前塵往事，念及所教導的海軍學生，在中法、中日兩戰中，「為國死綏者殆半」，不禁悲從中來。

痛定思痛，嚴復想起了三十年前，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軍之於人國，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今之貴國海軍，……終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

赫德曾深入參與北洋海軍的成軍過程（如採購軍艦），自然了解，就硬體而言北洋海軍已是一支近代化艦隊——船艦主體基本購自西方，威海、旅順是遠東第一流的海軍基地；還有練餉局、支應局、軍械局、水師煤廠、工程局、徵信局、醫院等一整套較完備的後勤機構；且建設有數千公里先進的海防電報通訊；中法戰爭後，認識到軍事運輸能力在海陸聯防中的作用，鐵路事務也被歸入海軍衙門；其餘如海軍學堂等，均已略具規模。

但在赫德看來，這些強大的硬體，並不足以讓北洋海軍強大。想要建設強大的海軍，猶如求樹開花，須先有相宜的政治土壤，造就相應的政治環境，「終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僅一味苛責海軍硬體，而不從「根本求之」，只會徒勞無功。

嚴復感嘆，儘管清廷已被民國取代，政體已變，但赫德之言，仍值得國人深思警醒。

不過，李鴻章在向慈禧、光緒總結敗因時，仍強調問題在於武器的不如人。他在奏摺中寫道：

「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倭人於近十年來，……購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敢撒手舉辦，遂覺相形見絀。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至陸路交鋒，……固由眾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也。」

「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等用詞里，埋怨朝廷之意，至為明顯。

因朝中政斗，北洋海軍成軍後，確實長期未購入新艦。但就硬體而言，日本海軍在甲午年也未必處處勝於北洋。

比如，日本高薪聘請法國造艦專家白勞易所建造的、專門針對北洋「鎮遠」「定遠」的「三景艦」（嚴島、松島、橋立三艦合稱），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設計失誤。黃海之戰中，三景艦三門主炮共發射13次，但悉數落空，沒有擊中任何中方艦隻，「松島艦」反被「鎮遠艦」擊中兩次。

據此，海軍史學者馬幼垣曾感嘆：

「國人論甲午海戰，恆把日方寫成胸有成竹有備而來。其實日海軍是在主要作戰工具所存嚴重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時，便倉皇上陣的。」

也就是說，李鴻章戰後強調「器械之相懸」有他的依據，但就硬體而言，北洋海軍也並非沒有優勢。其全軍覆沒的根源，仍當從赫德之言中尋找。

以軍事體製為例：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設立了海軍省，統一籌劃管理海軍事務；稍後又設立了軍令、軍政機構，以完善統一指揮體系；再頒布徵兵令，實行普遍義務兵制，進而確立現役與預備役結合的近代常備軍制度；為適應出洋遠征，陸軍還效仿德國，改為師團制。

反觀清廷，雖於1885年成立了海軍最高機構「海軍衙門」，但詭異的是，該衙門的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鴻章、善慶、曾紀澤，全部另有要職，無一人在海軍衙門擔任專員。海軍大臣中，既無人專門研究與建設海軍，也無人出身海軍或受過海軍訓練。所謂「海軍衙門」，不過虛設，清國海軍，仍區隔為北洋、南洋、福建、廣東等諸多派系。甲午戰後，降將牛昶昞請求日軍將「廣丙艦」拆掉武器後「虛艦交還」，理由竟是「廣東軍艦不關今日之事」。

其實，李鴻章在給慈禧與光緒的奏摺里，將戰敗的主要責任推給了軍艦器械不如人，只是一種政治需要。真正的問題出在本國落後的軍事體制，這一點他是明白的。

1895年3月20日，在馬關談判會場，李鴻章曾做長篇演說，即明確表達了對"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的讚賞：

「此次戰爭，……其一，證明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並非白種之民所獨擅，黃種之民亦可應用並取得成功；其二，貴國之長足進步，使我國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得益匪淺……」

赫德的見解——政治土壤（風日水土）是比硬體建設更根本的東西，也見於日本學者藤村道生的總結。他在《日清戰爭》一書中如此寫道：

「北洋陸軍裝備毛瑟槍和克虜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它不過是打內戰用的、示威用的軍隊。」

與清廷的反思主要集中在「為何戰敗」不同，日軍在海陸兩處戰場獲勝，他們反思的焦點是「政治目標為何沒能達成」。

日本媒體當日曾如此感嘆：

「排斥了中國之後，依然不能單獨扶植朝鮮。一旦有事，便要倒退一步。從日清戰爭中得到的東西在哪裡？」

當時日本有一種較普遍的意見，認為甲午之戰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在政治上收穫的卻是失敗：

「日清戰爭在軍事方面雖然壓倒了清國，但從政治上來說，卻是一次失敗了的戰爭。這是因為戰爭……沒有實現朝鮮的殖民地化。」

因為認定這種「政治失敗」源自西方列強的干涉，作為應對，甫將清廷狠狠踩在腳下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求使中國朝野政治勢力再度「親日」。

當時，因甲午一戰帶來的奇恥大辱，清廷朝堂之上仇日情緒高漲，很多人受復仇情緒支配，外交立場已相當不理性。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是其中的兩個典型。

1895年7月，劉坤一上奏，激贊俄國「信義素敦，與我修好二百數十年，絕無戰事，實為千古所未有」，強烈建議聯俄制日。張之洞也於同月上奏，建議聯俄，他對俄國的認知，雖然沒有劉坤一那般泛道德化，但犧牲尺度也極大，主張「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均可「通融」，俄國若欲「用兵於東方」，其水師可由中國提供煤糧、其兵船可由中國船塢修理，其陸軍可「假道」中國通行無阻，且由中國「供其資糧、車馬」……

劉坤一與張之洞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為扭轉這一仇日局面，1896年，松偎內閣成立時，接受了犬養毅的建議，決定在內閣預算中，提出機要費用，派人調查中國問題。稍後，即按計劃派遣可兒長一、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以外務省諮議的名義，前往華南調查、結納革命黨；其後，又成立「東亞同文會」及諸多在華支部，以學校、報紙等為基本活動手段，推動其「親日」大計。

總結起來，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的「促華親日」布局有三個基本向度：

（1）針對革命黨。標誌性事件，是1896年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奉命赴華結納革命黨。啟行前，參謀本部少佐宇都宮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華南革命黨以孫逸仙為中心，抵滬後，宜即設法與之訂交。」

（2）針對維新派。標誌性事件，是積極結納康有為一系的「康黨」人物。比如，1897年2月，同文會領袖宗方小太郎，在上海與梁啟超、汪康年、李盛鐸等往來密切。據宗方日記，這些人當日皆反對「清政府依賴俄國」，梁啟超認為「中國之天下為滿人破壞，欲圖挽回，非脫離滿人之羈絆不可」，希望獲得日本支持，及至戊戌年，康黨還曾竭力向光緒推銷「中日合邦」主張。

（3）針對體制內重臣。標誌性人物，可推湖廣總督張之洞。1897年，日本參謀本部特派神尾光臣與宇都宮太郎赴湖北遊說張之洞。據張事後給總理衙門的彙報電文，神尾等人大意謂：

「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熾，中、東日危。中、東系同種同文同教之國，深願與中國聯絡……並言今日武備最要，囑派人到彼，入武備及各種學堂，地近費省，該國必優待切教。」

意即希望聯合中國對抗西方列強，且願意接納中國留學生，幫助中國訓練將官。

該建議雖未得到清廷的響應，但張之洞卻由此與日本軍政界建立起了友好關係，開始積極低調運作赴日留學、聘請日軍武官等事。及至庚子年，北方拳事紛擾，據宇都宮太郎在日記披露，張之洞曾遣幕僚向其透露，張有拋棄清廷「或會設立新政府」的計劃，並探詢日本對此事的態度。

以上種種「促華親日」的舉措，頗有成效。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清廷高層多數已從甲午年的仇日轉向了仇俄。比如，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曾言：「日俄戰爭期間，在諜報上，袁世凱的功勞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