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中的長安

藉助文學作品想像長安是一種積極的文化記憶，它既有所憑恃，又難免建立在疏離的時間中。長安，在中國城市傳統中的尊貴地位常讓今人有所遐想，它與燦如星辰的文學作品有著直接的聯繫。但隋唐長安已經不可復睹，雖然有著豐厚的文字層面的長安，然而現實中的長安早已被深埋在經年累月的後發「建設」之下---自從五代末年，長安就開始了它作為廢墟的歷史。在　《游城南記》　的作者張禮和友人陳明微於宋哲宗元祜元年　(1086年)　遊歷故都之後不到二百年，唐長安城的大部分已經淪為茫茫農田。相形之下，現代的高仿「長安」來得過於迅猛了些。今天廉價的「滿」，過去一度的「空」，這種無情的反差也許正是長安歷史最有價值的東西，在「見與不見」之間，或者說在熟悉和陌生之間，一種更富於生命氣息的記憶誕生了。

唐代的文學作者們大多和兩京，也就是長安和洛陽，有著交集。我們熟知的很多作品都寫作於長安，可是，對於這些作品確鑿的時代語境和物理空間，我們已經說不出什麼端詳了:除了時間之河中的信息流失，多少還因為長安是一座異乎尋常的大城市。在中古時代，僅僅是它的規模就已使人不得其解。即使不算上後來增建的大明宮等，長安城的平面已是一個近10公里見方的准正方形，內約有108「坊」和皇宮、市場，而一「坊」之地經常比同時期的一座歐洲城市還大。縱使是個大帝國的首都，這樣的規模顯然也超出了尋常所需，以至於到了王朝末年，長安城南部的三分之一依然是空置的。後來五代的佑國軍節度使韓建以皇城為基礎興建新城，也就是現在西安磚城的起源，只有這個大城的八分之一左右---繁華與冷寂同存，盛期的長安便是這樣自我矛盾著。

城市史對文學史將發生影響，文學史也將給城市史不尋常的回饋。因為具象和精準的描述相當匱乏，傳統的城市史研究者通常直接引征一部分文學史材料來說明長安的面貌。因為忽視文學本身所具備的規律，特別是缺乏「文體」的常識，這種做法有時難免出現一些問題。

例如初唐詩人盧照鄰　(約636一約680)　為人熟知的　《長安古意》:「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一上來就道出長安城市形態的一個基本特點:「大道」是類似現代規劃手法勾勒出的規整街衢，「狹斜」和唐代文學中的「段子」、「狹邪」文類大有關係，它們既是對城市中那些後發的不平直形態　(例如「巷」、「曲」)　的形象說明，又是對冠冕堂皇生活所導向的隱秘生活的概括。這些難以在考古中揭露的城市形態，是唐代有名的「傳奇」故事的現實基礎。但是如果僅僅因此就說盧詩每句都是寫實，就未免低估了文體自身的力量:「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盧詩寫盡初唐帝京生活的豪奢，這種鋪陳常常以接二連三的對句來表達。「挾彈」和「探丸」均有典故，「杜陵北」、「渭橋西」確有其地，它們都是當時著名的宴遊之地，但下面就不一定了:「北堂」和「南陌」恐怕只是相對的說法，「北里」倒可能確有其指，一般認為《北里志》的「北里」是指長安城北的平康里，或者是「平康里北部」(「……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　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詩人清楚地展現了他的「文體自覺」，上舉末聯，盧照鄰連用兩個「北」字兼「南」，以便和「三三」、「五」的下句對仗。在這種情況下，盧照鄰心　目中的長安和中和四年(884年)　成書的　《北里志》跨越二百年的關係就值得推究了。事實上，大多數時候，文體的對偶不一定意味著空間意義虛實的匹配。長安確有「三市」，除了人們熟知的東市、西市，還有一個中市，但「五劇三條」所指並無共識，或者只是為了在這裡求得形式上的圓滿。

先揚後抑的　《長安古意》使用這種古體，與其說是揭露了城市形式的某種規律，不如說它說明了詩人對城市現實的一種諷喻式的態度:「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詩歌本身說明了人們對於他們眼中的城市幻化無常的看法。雖然從某些視點來說，看得見的長安有如規整的棋局，或許，因此也引發了杜甫「聞道長安似弈棋」(《秋興》　八首第四)　的感慨，但更多的時候，對於城市面貌的籠統描述，和它內部發生的各種變故有著不對等的關係。尤其是從唐代中後期開始，不僅是城市的結構發生了巨變　(街東、街西不再對稱)，「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白居易　《登樂遊園望》)　的城市經驗還多了繁庶的人情，比起初唐規劃來是大大不一樣了。這不一樣，既是指那108個方塊難以盡言的城市細節，還因為出現在傳奇小說里的種種「驚喜」和「意外」。這並不是民間傳說，它們對應了長安城中微妙的管制與放縱的心理變奏，常常是蓄意製造出來，通過「行卷」(當時科舉士子向達官貴人自薦的一種方式)　之類的風俗，廣播於城市的心理現實中的。

從這個意義上裁剪文學作品作為城市史的史料，至少要能體味兩種不同的哲學:研究「規劃的傳統」常常用力於對規則的探究和抽象，而文學卻往往導向具體的感性，是「人」而不僅僅是「物」的歷史。唐代文學對於唐代城市研究的價值或許也就在於此。這些詩句和故事其實無法告訴你過去的城市「是什麼」，而是告訴你過去的人們是如何感知城市的，最終它將建立起我們和過去真正的關係，也就是此刻和傳統的關係。如果我們不像那個在時間之流中徒勞地打撈失去的寶劍的人，那麼刻在船幫上的印記應該也是驗證了今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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