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馬案就這樣轉了一個圈，還是返回到原審結果

次年，張文樣先將子女托妻嫂羅王氏照管，自己到湖州新市欲與人伙開押店，被告知巡撫馬新貽已出過告示，禁止此項生意，但張文樣還是開張，並將妻嫂羅王氏並子女接來這裡同住。不料「該處土棍，以違禁私開，屢向訛詐，遂致本利俱虧」，張文祥「貧極愈念」。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間，他到杭州，訪見時在巡撫衙門當差的時金彪，「托其謀求衙門差事，並未告知別情。時金彪以巡撫已升閩浙總督，無從代謀差事，因念舊情，留在署中款待兩日」，張文祥未能下手，仍回新市」。

次年秋間到江寧，探知時金彪已離開，正慮找不到進入總督衙門的借口，不意「瞥見督署牆上貼有每月二十五日考課武弁榜文，以為得計」，遂窺測地場及散場時總督返回情形，「心中暗計」，待來年穿衣衫單薄之時節再圖動手。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九日，張文祥由新市上船，當月十九日進入江寧城，先住朱定齋客寓，到預備行刺地窺探情形，後又轉住周廣彩飯店，「暗將小刀磨利」。九月二十五日張文祥早往等候，因當天下雨考閱推退一日。待二十六日舉行時，如往常一樣「許眾人出人觀看」。

在馬新貽返回時，有個叫王咸鎮的人跪道求幫，為巡捕們攔問，而馬新貽繼續前行。這時，張文樣「乘眾不備，口內呼冤」，上前「用刀猛力撲戳」，致傷馬新貽「右肋近下＂」，「救治無效，至次日身故」。逮獲兇犯時，他有「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之語，「屢經執此語嚴訊」，其「堅稱實因常受龍啟澐幫助，令伊代朋友復仇，即為自己泄恨」。鑒於熬審日久，「該犯屢次絕食，現已僅存一息，奄奄垂斃，倘旦夕殞命，轉得幸逃顯戮，自應迅速擬結」。至於對其定罪原則及判決意見，是這樣的：該犯曾隨發遞打仗，又敢刺害兼折大員，窮凶極惡，誠如聖諭實屬情同叛逆，自應按謀反大遞律問擬。張汶樣應即照謀反大凌遲處死律，擬以凌遲處死。

恭候命下，即將該犯綁赴市曹，明正典刑，以彰國法而快人心這還不夠，又特附片陳明，將張文祥「明正典刑後，並請於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做凶頑而慰忠魂」。對「實不知情」的一干到案之人，擬定除人犯業已許嫁的女兒、妻嫂羅王氏等女性免議外，其十ニ歲的兒子「擬解送內務府，侯閹割後發往新疆為奴」，時金彪「擬發近邊充軍」，容留案犯食宿的各店主也各擬杖、徒之刑，對馬新貽身邊「失職」員弁亦分別擬以降、革處分。此處置方案基本上是對原車擬判的復認。清廷二月初六日就此諭稱： 前據魁玉、張之萬奏，審明馬新貽被刺一案，將兇犯張汶詳比照大問擬，案內人犯分別定擬罪名以案情重大，該犯所供各節恐尚有不實不盡，特派鄭敦謹前往會同曾國藩再行研究實在情形，從嚴懲辦。

並據給事中劉秉厚等、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先後奏請嚴究主使情節，復經諭令鄭教謹、曾國藩等細心推鞠，以成信讞。此據鄭敦謹、曾國藩奏，複審兇犯行刺緣由，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將張沒詳波遲處死，並於馬斷路前摘心致祭……余著照所擬辦理。接到此諭，在曾國藩主持下於二月十五日(時鄭敦謹已離江寧)將張文祥行刑，曾氏奏片中有現場「觀者如堵，同聲稱快」之謂。還需要補充交代一事:不是有大臣據傳聞懷疑此案與江蘇巡撫丁日昌有關嗎？這在鄭敦謹、曾國藩的複審中也予以完全否定，並以專片奏報，說查丁日昌的兒子丁惠衡，不能約束家丁，案事是由丁日昌奏交馬新貽審辦的，馬新貽據直接當事人的供詞定案，「並未將丁惠衡傳訊」，「嗣經丁日昌自請將丁惠衡革職，是此案在先之舉發，及在後之從嚴概革，均由丁日昌自行奏辦，毋府向馬新貽請託」，故「刺馬案」與丁惠衡之案「毫無牽涉」，原奏「得自傳聞之處應毋府議」。

「刺馬案」就這樣轉了一個圈，還是返回到原審結果，按「法定程序」畫上了句號。但輿論的疑問並沒有就此消弭，甚至在沸沸揚揚中逐漸放大，形成諸多歷史傳聞，甚至成為後世「戲說」的上佳素材。民間傳聞的一個最典型版本，是說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文祥仗義行刺。大致情節是：馬新貽署理合肥知縣時失守革職，戴罪操辦團練圖功。一日，在與捻軍交戰中被俘，摘之者便是時在捻營的張文樣。張氏本有「反正」意，便特意優禮馬新貽，並邀名叫曹二虎、石錦標的兩個契友與馬氏結交。馬新貽被放回後，請求上司招撫願降的捻眾，實際上是為張文樣等人鋪排出路。

事情果有所成，張、曹、石三人被接納「反正」，離開捻軍另謀生路，並起碼是在表面上得到馬新貽的關照，隨著其人的升遷，在特殊境遇中結交的兄弟們也各得所委，曹二虎還將家室接來隨居在時已任安徽布政使的馬新貽署中。不過，張文祥察言觀色，看出了馬新貽實際不屑與他們同群之意，曾勸曹二虎有所防備，但曹並不在意。不久，便傳出了馬新貽私下與曹二虎頗有姿色的妻子通姦的風聲。開始曹二虎並不信實，但傳言越來越凶，種種跡象也不能不讓他生疑。怒之下，曹二虎便想殺妻雪恥，被張文樣勸止，並且勸說曹把妻子休掉明讓予馬新貽，以全兄弟情誼。

曹最後表示了同意，並由他自己出面向馬新貽申說。不料馬新貽聽了，對姦情之事矢口否認，並勃然大怒，認為這是侮辱了他。張文樣聞知其情，料定馬新貽知事既敗露，決不會善罷甘休，定會設法加害於曹，便勸其趕緊遠逃。曹正在猶豫之間，一日忽被派差赴壽春鎮署領運軍火。張文祥恐其途中遇害，便邀上石錦標一同護送，結果去的一路上平安無事，曹二虎便放鬆了警錫，甚至懷疑張文祥多疑生事。豈料待其到鎮署請辦差使，忽有軍官將他作為「通匪之」喝令執拿。曹大呼冤枉，對方根本不聽辯解，便將其速捕處死。張文祥自能斷定，這必為馬新貽設計殺人，哲尋機為死難弟兄報仇，終於得逞。照此說法，張文祥顯然是一個江湖上的俠肝義膽之士，寧舍性命除奸滅惡，為友復仇。

而馬新始則是一個漁色負友、道德敗壞之徒。若真是這樣，那麼實際結案的定性，不是全馬新貽之體面了嗎？這當是一個令其家族感到欣慰的結局，可為什麼其弟馬新祐還有「終覺疑案之英明，悠悠蒼天抱根終古」之語呢？上述傳聞，顯然具有迎合「桃色獵奇」口味的傾向，情節上實際是很難經得起推敲的。

另還有傳聞，將此案歸結為當時複雜派系政爭的產物。大意是說，湘軍人員貪餉肥私，破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後更是瘋狂搶掠，大發戰爭之財，為輿論所指責，朝廷也不無懷疑，將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開而換上馬新貽，就有清查的意圖。再加以「兩江」本是湘軍人物的基地，豈容他人染指，於是其要員便秘密主使了這一兇殺之案。這種說法顯然比前者具有嚴肅的政治色彩，與當時宏觀的政治背景也不無輪廊性的一些吻合，但到底沒有真憑實據。從前邊揭示的曾國藩與馬新始的關係上看，雖不無微妙之處，但畢竟並非仇讎交惡的政敵，他自己斷不會指使做行刺這等事情。而無其指使，下邊的人又何敢貿然行此天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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