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
今天，《秦磚》終於要拿起「秦制」的最後一塊「磚」了，三解很興奮，決定用一個比較長的前言，為各位看官，講解一下來龍去脈（涉及一些概念辨析，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秦制」在當下，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辭彙，有人講秦漢史用「秦制」，講明清史也用「秦制」來概括，那麼，「秦制」到底是什麼？這個概念是否被濫用了？如果「秦制」確實對後世的中國式帝國存在影響的話，究竟是哪一部分？
解答這一系列問題，恰是《秦磚》的初衷。
在《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一文中，三解已經提到過一個關於「認識」的命題：
古代中國式的經驗主義邏輯思維。
說的「哲學感」十足，其實讀王安石《洪範論》講解萬物規律，看王陽明《傳習錄》自述「格竹」，就能發現，中國古代最精英的知識分子在面對「萬物」時的世界觀構建，非常「奇特」。
這種「奇特」更是對今人的歷史認知（實則也是世界觀的一部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解總結起來，卻不過「高、大、全」三個字。
得益於外洋舶來的科學技術體系，以及各個時代教育中滲透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技法，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概念」、「範疇」之類的辭彙並不陌生，然而，一旦脫離自己的專業領域，就快速地向「高、大、全」靠攏。
僅就歷史認知而言：
所謂「高」，即「高逼格」，通俗地說，就是關注「意義」、「評價」，而非事實本身，甚至於「事實」本身沒有意義。
所謂「大」，即「大概念」，通俗地說，就是關注「關鍵詞」，將複雜的歷史事實以一個又一個的關鍵詞來進行概括，「關鍵詞」的組合成為事件本身。
所謂「全」，即「全覆蓋」，通俗地說，就是關注「規律平移」，將抽象出來的關鍵片語合之間的邏輯關係，提煉成所謂的「歷史規律」，放之歷史而皆準。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高、大、全」清楚地表現在歷史試卷上，如「歷史意義」、「人物評價」、「名詞解釋」和「歷史規律」，其根源卻遠在中國古代，而非舶來品。
經驗主義的認知方式，自然而然地走向「整體論」和「循環論」，其根基都是「不可知論」，就像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所說的：
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因為「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所以，解釋「物」，多用「比喻」和「移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互相體會「平移」的「感受」就足夠了。
正因為如此，身旁反問，「知道這個有什麼用的」人就多有，因為「意義」既然是「賦予」的，我不接受你「平移」的「感受」，自然也就無妨。
這是大眾歷史傳播的基本點，更是一部分「專業歷史知識」與「大眾歷史認知」之間的「接駁點」。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悠久的「治史」傳統，卻有新、老兩個問題深入骨髓，老問題早在梁啟超的時代，就已經在《新史學》中指出：
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
以三解個人淺見，「舊史學」討論的「得失之間」，歸根結底就是「解釋學」，即為已經確定的事實提供一個符合「天理人心」的解釋，成為整個「解釋系統」中的一部分，這個「解釋系統」因為涉及的「概念」點過多，分別自成邏輯套路，而導致內容龐雜、邏輯混亂，甚至不能簡單以「儒學」概括之。
但是，得益於上文中的「高、大、全」思維方式，任何的具體問題在嵌入「解釋系統」時，都會削足適履，形成一個最終的「簡化版本」以供傳播，所以，就會出現只要進入具體問題研究，「簡化版本」就千瘡百孔的現象。
在此背景下，「新問題」應運而生，即「解釋學」邏輯和「事實」邏輯的瘋狂背離。
通俗舉例，近、現代軍隊組織、政府組織，本身是存在「科學」內核的，那麼，古代軍隊組織、政府組織，有沒有可能是「反科學」的？
當然不可能。
用「科學」的視角進行研究，和用「解釋學」的視角進行研究，最後呈現出的「現象」，會出現嚴重的背離，因為前者是基於「信息顆粒」的切割和科學重組，而後者則是基於「前人解釋系統」的文本結論，具體地說，就是「某某人曾經曰過」。
非常不幸的是，我們的諸多「歷史常識」，實際上就建構在這種大批量的「反科學」的邏輯之上而不自知。
「秦制」，正是這一系列「歷史常識」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也是諸多歷史講述的起始，對它的重新切割和去魅，將原本人們心目中由「統一」、「郡縣制」、「三公九卿制」、「軍功授爵制」等等概念構成的「大秦帝國大廈」，重新切割，分解為一塊塊「事實」的「秦磚」，正是三解的初心所在。
本文，將補齊最後一塊「磚」，秦帝國的經濟管理與財政。
一
在上一篇文章《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中，三解提到了三個秦朝的行政文書概念：「計」、「課」和「程」，並粗略講解了他們在秦帝國文書管理體系中的作用，其實，它們還是認識「秦制」經濟管理的一把鑰匙。
里耶秦簡中保留的「課」的「細目」最為詳細，也最能說明問題：
1、田課志
?園課
凡一課。
2、田官課志
田課
凡一課。
3、鄉課志
食
黔首歷課
寡子課子課
凡四課。
4、司空課志
為
課
課
舂產子課
船課
課
作務
……
5、倉課志
畜彘雞狗產子課
畜彘雞狗死亡課
徒隸死亡課
徒隸產子課
作務產錢課
徒隸行徭課
畜雁死亡課
畜雁產子課
凡
6、畜官課志
徒隸牧畜死負、剝賣課
徒隸牧畜畜死不請課
馬產子課
畜牛死亡課
畜牛產子課
畜羊死亡課
畜羊產子課
凡八課。
7、尉官課志
卒死亡課
司寇田課
卒田課
凡三課。
8、課
課
產子課
凡八課。
9、課上金布副 園栗 縣官有買用錢/鑄段（鍛）
桼（同漆）課 採鐵 竹箭
作務 市課 水火所敗亡/園課 採金
畤竹 作務徒死亡 貲贖責（債）毋不收課
池課 所不能自給而求輸
這一段引用非常之長，又非常重要，基本不用翻譯，其共同點在於，所有的「課」都是對「數字」有要求的科目，比如「馬產子課」，實際上就可以替換為「馬產子數」，也就是典型的「數目字管理」承載。
共性談完，要談個性，比如帶「田」字的，竟然有兩個，一個是「田課」，一個是「田官課」。
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一文中，三解講解了「田」和「田官」的區別，「田」是對編戶齊民進行耕種管理的吏，而「田官」則是對官有田地進行耕種的吏，前者偏管理，後者偏經營。
「田課」明顯印證了這一點，那就是其下只有「?園課」一項。
「?園」即「漆園」，即種植漆樹獲取生漆的園圃，在里耶秦簡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卅七年，遷陵庫工用計受其貳春鄉?：桼（漆）三升，?（飲）水十一升，榦重八。
貳春鄉主?發。
這是一個秦始皇三十七年的支出報賬單，簽發人是遷陵縣貳春鄉的「主漆」，這肯定不算個官職，而是個「職分」，其內容是遷陵縣庫所屬的手工生產，收到並使用了貳春鄉的三升漆、十一升飲水，榦是支撐用的木材，具體用途不詳。
此處的亮點在於，「主漆」設在「鄉」一級單位，而能夠給「遷陵庫工」提供「飲用水」，就意味著，「庫工」是在貳春鄉工作並收受物資，也就是劃定了「漆園」的位置是在「貳春鄉」。
而「?園課」又屬於「田課」，也就意味著「?園」的上級主管單位是「田」，對「庫」這樣的縣屬平行單位簽發文書，卻並沒有上報縣中的「都田」或是由駐鄉的「田部嗇夫」簽發，對於認識「田」的身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直白地說，即秦朝的「田」實為「都田嗇夫」（見《二年律令·秩律》）的省稱，「都田嗇夫」之得名，即在於其駐所，應為「縣」之「都鄉」，也就是「縣廷」所在地的「鄉」，此處的「田部」配置是最齊全的。
而此外的「鄉」則稱「離鄉」，「官佐」稱「離官」，見《秦律十八種·效律》：
及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如令、丞。
「庫」的「離官」，上面的簡牘中有「庫工」，「主漆」自然就是「田」的離官，而「田」居於「鄉」者，並不像「鄉部」一樣每「部」都設嗇夫，而是以「田佐」、「田部史」這樣的「離官」掌握具體業務和文書，「主?」在名稱格式上類似於「縣令史」的「主某曹」，又負責簽發文書，極有可能是特定職責「田部史」的別稱。
關於「主漆」的具體管理，在《秦律雜抄》中有這樣一條律文：
?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廿給。?園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令、丞各一甲。
這裡的「殿」和「比殿」，都是年度考課的結果，嗇夫會受到罰一甲的懲罰，是最大的責任人，而在他之上承擔連帶責任的是縣令、縣丞，懲罰要減等，只罰一盾，而需要注意的是「佐」，應該就是「離官」屬於鄉的「田佐」，再往下則是具體做工的「徒」，「絡組各廿」按照整理者的解釋也是「罰款」，即上交20條繩索。
「徒」呢，一般理解即為刑徒。
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一文中三解介紹過，地方的刑徒管理，有「司空」和「倉」兩個系統，當然也有比較悠久的歷史傳統，比如「司空」管理的「城旦」，其本意就是修築城牆的犯人，而「倉」管理的「隸妾」，則是官有奴隸。
這些刑徒和官奴，秦帝國是不會白養著的，除了給官嗇夫、令史派遣的「養」，也就是私人服務員之外，更多的是從事生產、經營工作。
而「田」所受的「徒隸」，在簡牘可見的部分，數量遠比「田官」要少，且「倉隸妾」和「小舂」，實際上都是「女性」，前者是女奴，後者則是未成年女性刑徒，也就意味著，「田」所轄業務的奴隸勞動相對較輕，也符合漆園的工作性質。
綜合來說，「田」的核心業務仍是對編戶齊民的「田政」管理，「刑徒勞動」只是對「漆園」這樣的特殊業務服務，因為其居住地、工作地都在「鄉」內，以「鄉」為經營單位，所以才由駐「鄉」的「田部吏」經營，屬於額外的附屬業務。
與之類似的還有「鄉課志」、「司空課志」、「尉課志」，都屬於管理部門，卻承擔著一部分「數目字」的考課。
當然，「鄉課志」中可以辨認的「黔首歷課」、「寡子課子課」、「司空課志」中可辨認的「舂產子課」和「尉課志」中的「卒死亡課」，肯定不屬於現代人理解的「經營」範疇，全部與「人」有關，比如「新生兒」、「死亡」。
在《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一文中，引用了《秦律雜抄·牛羊課》和《廄苑律》的內容，分別展示了：
「生」和「死」的格式。
「生」有指標，如有10頭母牛，1年後必須有6頭生牛犢，10隻母羊，1年後必須有4頭生羊羔，否則主管的吏受罰。
「死」也有指標，滿10頭牛有1/3以上的死掉，不滿10頭，死3頭以上，主管的吏要受罰。
也就是說，「舂產子」、「卒死亡」，乃至於「倉」所管的「徒隸產子」、「徒隸死亡」和牛、羊、馬、豬、雞、狗一樣，都是有比例指標的！
如果說，徒隸、居貲是官奴隸、刑徒和債務奴隸的集合體，屬於「特殊階層」，在法律上視為「非人」，「卒」，卻是編戶齊民輪番擔任的，也就是「大秦帝國粉」口中的「大秦銳士」的主體，他們的生命，也有指標……
要啰嗦一句的是，秦漢「更卒制」下，「卒」在被徵發脫離了「編戶民」組織，進入了國家使用他的新組織後，已經剝離了「人」的生存方式，而變成了新組織主官被考「課」的一個數字，與牲畜無益。
二
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識分子夢中的「輕徭薄賦」》一文中，三解為大家科普了「徭、使」的概念，一個編戶齊民的平民，從7歲開始，就註定進入了「為大秦盡義務」的系統里，這個年齡，倒是與刑徒平等的。
在人們眾多的錯誤歷史常識里，將明清社會生活平移到秦漢社會，是非常常見的謬誤。
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政權對於百姓的生活干預非常有限，從社會中獲取的資源也非常有限，「皇糧國稅」和「徭役」，也就是「稅」和「役」是最基礎的負擔，此外唯一可稱為大宗的「間接稅」就是「鹽利」（包括鹽稅和捐輸等）。
而「秦制」政權，卻是完全不同的圖景：
一方面，是對於編戶齊民的「賦」、「稅」、「徭」、「役」，根據不同的身份、年齡進行了精細的區分和制度安排，以達成更高比例的榨取；
另一方面，則是在編戶齊民之外，建設了一整套的「官營經濟體系」，比如上述的「課志」所及的業務，只有一小部分屬於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範疇」，絕大部分都屬於現代意義上的「經營範疇」，哪怕是那一小部分現代意義的「管理」，在秦漢法律意義上，一樣屬於「經營」，因為「人」，也是牲畜一樣的生產經營資源。
而「課」，就是對這些「生產經營資源」的經營成果進行統一制度性約束的「數字指標」。
「課」的評判，按照簡牘整理者的解釋是定期進行的經營成果評比排名老幺，則稱「課殿」，排名第一則稱「課最」。
根據就是《秦律十八種·廄苑律》：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爲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誶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
這裡的「大課」，讓很多研究者犯了嘀咕，甚至認為一個縣有多個田嗇夫，所以才會有「評比」的「殿、最」，其實，當我們看到上述種類繁多的「課志」之後，已經可以理解，「課」作為一種「指標考核」，最重要的評判是「達標」，而不是「比賽」。
所以，課「最」，實際上是「達標」，而「殿」則是「不達標」。
不過，正因為「課」的數字指標往往是「比例」性質的，所以，秦律中所見的「課殿」處罰，要比「不中程」的處罰低得多，根本原因就在於，前者的「比例」實際上是一個「經營行為」，屬於「增量約束」，而後者的「標準」則是一個「管理行為」，屬於「底線約束」。
比如《商君書·定分》中說：
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為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為法令以罪之。
這裡是對於「吏學法令」所設置的「程」，規定日數內，必須達成學習成果，否則要懲罰你。
再比如之前早已引用過多次的《二年律令·行書律》：
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過半日至盈一日，笞百；過一日，罰金二兩。
這個行書的「程」，實際上是預設了兩個常量，一個是速度，一個是距離，然後推導出每一件郵人行書的「程」的日期數，這個數字不是可伸縮的，是剛性的「底線約束」。
而其產生，可參考里耶秦簡的「御史問直絡裙程書」：
制書曰：舉事可爲恆程者上丞相，上洞庭絡帬【直】書 手。
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舉事可爲恆程者上帬直。
「舉事可為恆程者上丞相」，翻譯過來，就是公事中可以定為長期管理標準的要提交給丞相，而「絡群直」的意思是「絡裙」，也就是軍裝的價格，洞庭郡要上報給丞相。
注意，這裡有「恆程」二字，也就說明有「不恆」，或者說臨時的、短期的管理標準，比如在《2000年的輕稅童話：漢初休養生息的真相》中已經提到的「稅田」、「輿田」的「取程之制」，在秦漢算數書里，對於禾、枲（大麻的雄株，只開雄花，不結果實，稱「枲麻」，古時用以織褐編履。）、麥的程（計量單位產量）都不一樣。
哪怕是同一種作物，比如禾的干禾、濕禾也不同，枲的大株、小株也不同，「程」總需要重新評定，正如嶽麓秦簡中《為吏治官及黔首》簡文：
部佐行田……度稼得租。
這個「度稼得租」的本質是「田部佐」需要對轄區內的產區面積和作物產量計算出一個「常數」，為上一級管理部門的數字統計，提供一個基準值，作用還是維護文書管理，「好算賬」。
而「恆程」，就完全不同於上述的「干禾」、「濕禾」，放之四海而皆準，或者放之一郡而皆準、放之一縣而皆準，自此之後，就以這個「常數」計算成本、存量、達標等等。
所以，「課」和「程」的區別，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三點：
（1）性質不同，「課」是「經營性指標」，「程」是「管理性標準」；
（2）內容不同，「課」在不同單位間，是「變數」，「程」是「常量」；
（3）作用不同，「課」是「考核官吏的尺度」，「程」是「必須執行的標準」。
由於材料有限，我們現在很難確定「課」一定是上級下給下級的，以及「程」一定是上級要求下級上報，再由上級認可的，但是，從常理上推測，似乎應該如此，暫且擱置不論。
那麼，當我們確定了「課」的性質之後，能夠發現什麼樣的信息呢？
答案很簡單：
「秦制」國家具有鮮明的「經營性特徵」。
也就是說，「縣」之下的「諸官」，以及「都官」中的一部分，比如在陝西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官印封泥中就有「郎中左田」、「郎中西田」、「鐵兵工丞」、「弩弓室」、「造工」等明顯帶有生產色彩的官職，都是當時的「官營生產單元」。
必須指出的是，後世的中國古代王朝並不缺少類似的「官營生產單元」，但是，這種「生產經營組織」下沉到「縣政府」之中，成為縣廷組成部門，就屬於「秦制」的絕對特色了。
當然，再加上《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一文中一竿子捅到底的「上計」制度，「經營國家」 「文書國家」，秦始皇不但是個帝國的君主，還是一個分公司遍布近千個縣的企業家……
三
那麼，「分公司」都有哪些呢？
先上一下簡牘，《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中刊載的《遷陵吏志》釋文：
遷陵吏志：吏員百三人，令史二十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見]十八人。官嗇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見五人。校長六人，其四人缺，今見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見廿四人。牢監一人。長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見一人。凡見吏五十一人。
以遷陵縣所代表的秦代縣級機構來看，有如下幾個分類：
一，長吏，含縣令、縣丞、縣尉；
二，令史；
三，官嗇夫；
四，校長；
五，官佐；
六，牢監。
「校長」的職責，在《其實你一點也不了解劉邦》中已經細述過，屬於「治安官」和「職業軍官」合體；「令史」的職責，在《蕭何，人傑出「少年」》中也已經詳述過，屬於典型的「文書」和「會計」。
唯一沒有細說的就是「官嗇夫」和「官佐」所屬的「諸官」，當然也是最有意思的部門。
按照《遷陵吏志》中「官嗇夫」的編製，共有10人，參考《二年律令·秩律》中的縣吏配置，包括：
司空、田、傳馬、候、廄、倉、庫、少內、校長、髳長、發弩、都市、都亭、都廚。
除去「校長」、「髳長」這種在秦朝應該屬於「校長」單列的治安職位，剩下12個，考諸秦律有「都倉、庫、田、亭」設離官於鄉，可知為常規配置，卻未及「都市」、「都廚」，且從里耶秦簡所見的糧食廩給來看，沒有「廚官」的痕迹，則其可能於秦代遷陵縣未設，也就剩下11個。
還有2個疑似未設的職位，「都市」和「傳馬」，前者因遷陵縣編戶人口稀少，相關的案例中並未見到「都市嗇夫」參與程序，後者則是因遷陵縣地處水網地帶，或許有「傳舍」，但未必有「傳馬」。
剪掉之後，還剩9個：
司空、田、候、廄、倉、庫、少內、發弩、都亭。
當然，這些只是西漢高後二年的「有秩」嗇夫，還有一些「斗食」嗇夫，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囂園宣深有斗食嗇夫、史各一人。
也就是說，秦代遷陵縣的10個官嗇夫編製，也有可能有「斗食」吏存在。
當然，這些不是重點，基層官吏秩級的問題，我們下文詳述。
重點是，「官嗇夫」的分職執掌，也就是進一步分類：
（1）司空、田、廄、倉、庫、少內、都亭，這是一類，即經營管理產生「效益」的部門；
（2）候、發弩，這是一類，即軍事（社會）管理，不產生「效益」的部門。
當然，前一類的部門職責，也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職能」，比如「司空」，就包含了對刑徒的管理，「田」也包括了對編戶民的田籍管理，「倉」也包含了對隸臣妾的管理……
但是，其共性在於，它們的業務對象，全部都是「公家」相關的事宜，如「官吏廩給」、「刑徒廩食」、「刑徒授衣」、「刑徒作務」、「公物收納」、「交易押金」、「馬牛飼養」，全部都是針對「公家人」，或是「公家物」。
這些「部門」，完全不同於現代政府機構，甚至不同於後世古代中國的政府機構，沒有「公共服務性」、也沒有「公共管理性」，而是純粹的「服務公家」（如車馬迎送、官吏廝養等）或為「公家」獲取「物資」（兵器製造、官田經營、官畜孳息等）。
更弔詭的是，這些「縣廷」所屬機構，看似存在「管理」職能，後世王朝自編戶民身上獲取的資源的「最大頭」——「糧食」、「稅錢」和「力役」、「兵役」，這四個要素，只有「部分參與權」，比如「司空」涉及「發徭」，卻也只是「涉及」，而非決定。（見《2000年的「善政」童話：漢初休養生息的真相》）
真正的基層執行者，實際上是在「鄉部」。
在《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一文中，三解詳細解釋了秦代「鄉部」的特殊性，以及這種特殊性在漢代的「繼承」，其許可權包括：
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役」之先後，「賦」之多少，這是數據定籍的任務，也就是帝國的基礎統計單元，「主民收賦稅」，就是執行徵收「賦稅」的任務，相當於在秦、漢時代，「鄉部」即履行了明、清縣政府中「錢穀」、「刑名」兩大職責中的一半。
這一事實，恰恰印證了三解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秦制」下的「縣廷」，實則為「周制」下「朝廷」的「簡配版」複製，其真正的「治民」許可權，根本上是下放到了「鄉部嗇夫」一級，而「縣廷」則是一個「無君之國」。
這個「無君之國」的建制原則就是「小而全」，是對「諸侯朝廷」的「細胞分裂複製」，而整個「秦制」的財政與經濟管理系統，正是以「一個大細胞周圍簇擁著無數一模一樣的小細胞」的方式集合存在的，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後世王朝財政的「條線管理」或是「強幹弱枝」，乃至於「國庫」。
而在任意一個「小細胞」之中，被上級官吏以「課」的方式督導「經營效益」的「諸官嗇夫」，在「小細胞」的區域內建構了千絲萬縷的「分工協作」關係，比如上文所及的「漆園」為「庫工」提供原料，其成品數量，成為「諸官」上報「縣廷」原始數據，附上「課」要求的數字，就構成了「課志」。
原始數據以「課上金布副」，也就是「各種課」的副本抄錄上交「金布曹」這種文書形式進入「縣廷」，比如「漆課」就以一種單獨的「課」名，與之前的「田課志」中的「漆園課」重複，這也就意味著，「課」是有多份副本上交「縣廷」中不同的「曹」，同一個數據多處拷貝，一份備監察考核，一份備「上計」核算。
「課」的數據，實質上是「縣廷」對「諸官」的「經營效益」進行管理的依據和成果，看重的是「預計」與「實數」的關係，進行結果考評。
那麼，「縣廷」如何核實這些數據的真偽呢？
這就涉及到了「令史」的另一個重要許可權，就是里耶秦簡中所提及的「視平」，即監督物資出納。
具體的細節見里耶秦簡：
卅年四月盡九月，倉曹當計禾稼出入券。已計及縣相付受廷。
倉曹廿九年當計出入券甲笥。
這兩枚簡，均為「簡首塗黑」的簽牌，應屬於某個項目下的子類，但其作為「題名」的信息已經不少。
前者囊括的是秦始皇三十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總集，集納的是期限內的「倉曹」應「統計」所及的「禾稼出入券」，並已完成程序。
後者則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全年的「倉曹」應「統計」的「出入券」，還沒有完成程序，所以所有的「出入券」，類似今天的「收支單據」被存放在一個編號為「甲」的容器中，等待全年的集中統計。
也就是說，「倉曹」作為監督「倉」的物資收支的會計部門，以「禾稼出入券」或「出入券」作為「收支單據」，到一個統計周期末，要以之為根據，集中對賬。
至於說賬目本身，則有「月言簿」、「四時簿」等以「月」、「季」為單位的常規賬簿，提交上級。
也就是說，月、季、半年、整年，都有「計」，也就是要整理賬目，而並非專指年末的「上計」。
這條由「諸曹令史」主導的「計」業務線，是與「諸官嗇夫」主導的「課」業務線並行的，各自統計，並由「諸曹」在歲末對賬審查，也就是核對計算兩本「賬」。
四
作為「會計部門」，「諸曹令史」手中的「計簿」，才是真正意義的「某縣公司賬本」，或者說是「資產損益表」，只不過秦代的賬本不是用人民幣計數的，也不是用半兩錢計數的，甚至根本沒法「貨幣化」，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之分，所有賬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動資金」，並詳細分科。
見里耶秦簡：
司空曹計錄：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計，凡五計，史尚主。
倉曹計錄：禾稼計、貸計、畜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凡十計。史尚主。
戶曹計錄：鄉戶計、徭計、器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鞫計，凡七計。
金布計錄：庫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錢計，凡六計。
在這之中，「數字單位」無數，有「頭」，有「匹」，有「錢」，有「日」，也有「件」，有「輛」，有「石」，有「斤」，做成一份「資產損益表」的可能性是零。
甚至，我們可以將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錢的科目提取出來，僅五種：
贖計、貲責（債）計、錢計、租質計（也可能是糧食租質）、錢計
佔總項目數的5/28=17.86%。
涉及農作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禾稼計、貸計、田官計
佔總項目數的3/28=10.71%。
涉及人力的科目提取出來：
徒計、鄉戶計、徭計、工用計
佔總項目數的4/28=14.28%。
涉及公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船計、器計（4個）、畜計、器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漆計、兵計、車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
佔總項目數的15/28=53.57%。
以業務對象分，應有兩種：
面向編戶齊民的統計科目，包括：
贖計（贖罪錢、贖刑徒錢）、禾稼計、貸計（更卒貸口糧）、畜計、鄉戶計、徭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歸屬於田部）、鞫計（案件數）。共10項，佔總量的35.71%。
面向「公家」的統計科目，包括：
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共16項，佔總量的57.14%。。
另有2項缺字，未知所屬。
儘管「計簿」也像「課志」一樣門類繁多，並不局限於「公家」，也包括「民間」，只是「社會管理」的成分仍然極小，僅有「田提封計」和「鞫計」算是比較純粹的「社會管理」數據項目，「鄉戶計」、「徭計」具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特徵。
也就是說，至少在財政功能方面，秦代縣級單位的「社會管理職能」只佔「全部職能」的1/7，即14.28%。
信息分解到這個程度，足夠指出秦朝財政與後世王朝財政的根本區別了，具體來說：
縣級財政單元的「諸官」都有「生產經營」功能，這些「生產經營」行為的「成果」或稱「產品」，才是服務於「社會管理」功能的「基本器材」，所以，縣級「公物」的「計簿」佔到總項目的53.57%。
如，水郵路需要的船、武庫需要的兵器、刑徒授衣需求的布、駕車用的馬、力田用的牛、祭祀需要的羊、乃至於武庫需要的竹箭、轉輸用的大車等等。
而這些內容，在後世王朝，往往是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存在的，或為「發役」、或為「購買」。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提到了，現存的「秦印」顯示，「朝廷」中的「諸卿」和「宮官」也各自擁有「生產經營」部門，這也是「縣廷」從「朝廷」復刻功能而塑造的一個證明。
所以，「秦制」下的「朝廷」與「縣廷」一樣是追求「自給自足」的財政單元，而非「統收統支」的「主從關係」。
當然，在農業社會中，所有生產的基礎就是「食」，獲取它的方式其實就是財政制度的根基，往前一步才是滿足供養、維持「社會管理組織」的所需，再向前一步才是「社會管理組織」擴張和競爭所需調用人力資源的「徭」和「役」。
基礎的「食物」資源，取自於土地，也就是「田部佐」通過對編戶齊民耕種的土地「度稼得租」而確定的「田租」，以及「田官」通過對刑徒在官田上督促耕種所得的全部收穫，以及「戍卒」在官田上耕種的全部收穫，完全包括了未加工的農作物「禾」、「麥」。
也就是說，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將「秦制」下的基礎財政收入「兩分」考慮：
一部來自「編戶齊民」；
一部來自「官營經濟」。
但是很明顯，在一個財政單元之中，對基礎財政收入的收儲渠道是唯一的，禾稼，包括粟米、稻米、麥等糧食與芻、藁等飼料，均進入「倉」。見《秦律十八種·倉律》：
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自封印，皆輒出，余之索而更為發戶。……萬石之積及未盈萬石而被（柀）出者，毋敢增積。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其出入禾、增積如律令。
入禾稼、芻藁，輒為廥籍，上內史。芻藁各萬石一積，咸陽二萬一積，其出入、增積及效如禾。倉
翻譯過來就是，穀物入倉，以一萬石為一積而隔以荊笆，設置倉門。由縣嗇夫或丞和倉、鄉主管人員共同封緘，而給倉嗇夫和鄉主管稟給的倉佐各一門，以便發放糧食，由他們獨自封印，就可以出倉，到倉中沒有剩餘時才再給他們開另一倉門。
……已滿萬石的積和雖未滿萬石但正在零散出倉的，不準增積。在櫟陽，以二萬石為一積，在咸陽，以十萬石為一積，其出倉、入倉和增積的手續，均同上述律文規定。
穀物、芻藁入倉，都要立刻記入倉的薄籍上報內史，芻稾都以萬石一積，在咸陽以二萬石一積。其出倉，入倉、增積和核驗均同上條關於穀物的規定。
供養、維持「社會管理組織」所需的「財政收入」，儘管在各個「生產經營」部門中存在諸多分工，其收儲卻在一個點上交匯，那就是「少內」和「大內」。
見《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都官有用其官，隸臣妾、舂城旦毋用。在咸陽者致其衣大內，在它縣者致衣從事之縣。縣、大內皆聽其官致，以律稟衣。金布
注意，哪怕是供給刑徒、官奴的褐衣，也就是粗麻衣服，剩餘超過10件以上的，要輸送「大內」，「大內」是「內史」的「物資出納」，又負責咸陽的徒隸褐衣的發放，其設置正好與「縣廷」的「少內」對稱，說明，縣中下發褐衣的應是「少內」。
而「余褐」的「余」字就說明了，縣「少內」的褐衣製造數量本身應有預算，只有超出部分才需要輸送「大內」，這個預算數字，自然會產生對「枲」這種存放在「倉」中的原材料的消耗、也會產生對「布」這種歸屬於「少內」的半成品的消耗，更會與「徒隸員簿」產生對應關係。
也就是說，「褐衣」這種「公物」的結餘，應該是由「少內」到「大內」的物流路徑，類似的還有其他的「公器」：
縣、都官以七月糞公器不可繕者，有久識者靡之。其金及鐵器入以為銅。都官輸大內，內受買（賣）之，盡七月而觱（畢）。都官遠大內者輸縣，縣受買（賣）之。糞其有物不可以須時，求先買（賣），以書時謁其狀內史。凡糞其不可買（賣）而可以為薪及蓋〈蘙〉者，用之；毋（無）用，乃燔之。
翻譯一下，即各縣、都官在七月處理已經無法修理的官有器物，器物上有標識的應加磨除。銅器和鐵器要上繳作為金屬原料。都官所處理的器物應運交大內，由大內收取變賣，至七月底完畢。
都官距大內路遠的運交給縣，由縣收取變賣。處理時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時間，要求先賣，應以文書將其情況及時報告內史。所處理物品如無法變賣而可以作薪柴和蓋障用的，仍應使用 ；無用的，始得燒毀。
「倉」和「太倉」（太也通大），「少內」和「大內」，從上述律文可知，並不是以「大小」區分，也不是以「高低」區分，而是以「都-離」區分，「內史」統轄者為「都」的收儲機構，而「縣」統轄者為「離」的收儲機構。
這種財政邏輯，並沒有因為秦國設「郡」而改變，一直到秦朝滅亡，「郡」一級都不是一個獨立的財政單元，也就沒有與「內史」形成「都-離」關係。
這也是我們看秦朝的「上計」制度中，仍然存在「縣」向「內史」部分「上計」的原因。
五
在上期文章里，其實三解已經指出了，「郡」在「秦制」中就是個「軍分區」，在財政上，體現的尤其明顯，其可見的相關職責，往往與軍事有關。
不過具體的制度安排，非常奇特。
見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
金布律曰：出戶賦者，自泰庶長以下，十月戶出芻一石十五斤；五月戶出十六錢，其欲出布者，許之。十月戶賦，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戶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守。十月戶賦不入芻而入錢者，入十六錢。吏先為?印，斂，勿令典、老挾戶賦錢。
這條律文在討論秦漢賦稅的文章中早有引用，本文的著眼點在於「五月戶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守」的說法，即，五月的戶賦16錢/戶，每年都要送往郡守處。
又規定了「勿令典、老挾戶賦錢」，也就是說，「戶賦錢」應為「鄉部」收取的。
僅僅十幾年後的西漢《二年律令·金布律》的規定卻完全不同：
官為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為缿，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叄辨券之，輒入錢詬中，上中辨其廷。質者勿與券。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
注意，其中有「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的說法，「上二千石官」的不再是「錢」本身，而是「金、錢數」，也就是文書告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中還有一條：
金布律曰：官府為作務市，受錢及受齎租、質它稍入錢，皆官為詬，謹為缿空，耍毋令錢能出，以今若丞印封詬而入，與入錢者叄辨券之，輒入錢詬中，令入錢者見其入。月壹榆缿錢，及上券中辨其縣廷；月未盡而詬盈者，輒榆之。不如律，貲一甲。
這條之前也引用過的簡文與《二年律令·金布律》對照，基本一致，最大的區別就是「它稍入錢」和「戶賦、園池入錢」的表述區別，據整理者考證，「稍入錢」即少量多次的金錢收入，「園池入錢」應該可以計入，「戶賦」則完全不同性質。
此外，關於「戶賦錢」的徵收，《二年律令》編入了《田律》：
卿以下五月出戶賦錢十六，十月戶出芻一石，足其縣用。余以入頃芻律入錢。
「田部」負責徵收的是「田租」和「芻藁」，其上家是「縣」，而「鄉部」負責管理人口，其上家是「郡」，也就意味著，「戶賦」的部門歸屬和使用流向在秦、漢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郡」落到了「縣」。
其中的原因，自然要從「郡守」的職責來找，按《二年律令·置吏律》記載：
縣道官之計，各關屬所二千石官：其受恆秩氣（餼）稟，及求財用委輸，郡關其守，中關內史；受（授）爵及除人關於尉。
這裡面「郡守」的職責，實際上就兩個，一個是日常的官吏開支和刑徒供給，一個是物資調撥和輸送。
但是，在秦朝，這兩個職能，實際上都在「縣」中解決，前者已經很清楚，廩食來自「倉」，褐衣來自「少內」，「郡守」所在的也一樣是「縣」城，自然相應的配置齊全，無非是文書的「請」或告知，具體的運作完全不關「郡」什麼事兒。
至於物資調撥和輸送，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制詔丞相御史：兵事畢矣，諸當得購賞貰責（債）者，令縣皆亟予之。令到縣，縣各盡以見（現）錢，不禁者，勿令巨辠。令縣皆亟予之。丞相御史請：令到縣，縣各盡以見（現）錢不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請其屬所執灋，執灋調均；不足，乃請御史，請以禁錢貸之，以所貸多少為償，久昜（易）期，有錢弗予，過一金，貲二甲。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戊
意思是，在統一戰爭結束後，秦始皇下詔書，要求各「縣」立刻兌現對從軍者的「購賞」和「免債」激勵，並必須給予「現錢」。但這只是理想的原則，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請求有所變通，即「縣」可以用「禁錢」之外的錢完成兌現的就儘快下發，如果不夠，先各自向「屬所執法」申請，由「執法」來負責調劑各縣的「現錢」，還不行，就上書御史大夫，請求使用「禁錢」貸給「縣」，「縣」回頭償還。
這段記載明確告訴我們，在秦朝的「縣」級財政之中，包括「禁錢」與「不禁錢」，「禁錢」就是上文中《金布律》所提及的「縣道官勿敢擅用」，有資格調用它們的，只有「御史大夫」，還是要以「貸」的方式，而非「撥付」，也就意味著「禁錢」實際上是「秦王」、「秦始皇」的「私產」。
這一點，恰恰與《史記·平準書》所提及的：
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山川所出，其實就是手工業原料，變成錢，就是「官府作務市受錢」，也就是官營手工業銷售所得，園池市井租稅之入，正是市租、質錢、園池入錢，合在一起就是「天子」之「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反觀「不禁錢」，其跨「縣」調動的權力在「執法」手裡，「戶賦錢」又直接輸送太守，則應該就剩下「贖刑錢」和「貲債錢」，其實這也符合戰國時代的常例，《荀子·議兵》中就提到：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齊國人崇尚技擊之術，也就是個體的武藝，得一個斬首就賜「贖錙金」，這個「贖錙」其實通假「贖貲」，也就是犯法者掏錢贖罪掏的錢，這個過程，國家一分錢不出，所以稱為「無本賞」。
類似的「賞賜」，後世的漢武帝也做過，見《史記·平準書》：
乃賜（卜）式外繇四百人。
對這個賞賜，《集解》引漢書音義曰：
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也就是所謂的由此百姓到彼百姓，朝廷一分錢也不出，所以，「縣」財政能夠調用的貨幣資源，很可能也是類似的模式。
說回到「郡」的貨幣收入，郡守所收到「戶賦」，所起到的作用，其實就是漢代「算賦」的作用，見《漢書·高帝紀》「八月，初為算賦。」條下注引如淳曰：
《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齣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考證過，「算賦」就是《漢書·惠帝紀》中提到的「軍賦」，其用途就是「為治庫兵車馬」，而其產生的時間是在漢高帝四年，其任務卻不可能憑空出現，在這之前，肯定也有一項財政支出來執行這個任務，而我們結合上文可知，恰恰是在西漢建立之後，「戶賦」被劃歸了「縣」財政，也就意味著，秦朝的「郡守」極有可能是以「戶賦錢」來「治庫兵車馬」，因為這恰是秦朝「郡」級單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現實是，秦國、秦朝的「武庫」與「太倉」、「大內」不同，並非只有內史的「獨一份」，而是有「郡武庫」的設置，見徐龍國《秦代武庫初探》（刊於《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3期）通過對出土兵器銘文的研究指出，秦國、秦朝都在咸陽有武庫的設置，其中的兵器由工室製造，具體來說，由少府工室、寺工、屬邦工、詔吏等部門主管，武庫本身也有兵器鑄造，其地點則散在「西」、「雍」、「櫟陽」、「咸陽」四處，也就是秦國的四個古今都城。
而地方的武庫，可以確認者，即「上郡武庫」，而「河東郡戈」上也有「庫」字，「蜀郡戈」上則有「武」字，或為武庫之省稱，另外，修武、商、上黨等地應有武庫，不過秦國、秦朝縣中也有「庫」，從里耶秦簡所見的遷陵縣「庫」的情況來看，有弩臂，有庫兵，同樣有大量的武器儲備，並進行跨縣，甚至跨郡的調撥，都說明「武庫」的設置很普遍，但「郡武庫」存在，毫無疑問。
在此條件下，「郡守」這個軍分區司令，通過「戶賦錢」的專項收入來「治庫兵車馬」，完全合理，之所以到西漢高後二年，「戶賦錢」入縣財政，根本原因就在於漢高帝已經以「特別稅」——「算賦」代替了「戶賦」的角色。
這一點，也可以在西漢景帝初年的鳳凰山10號墓中出土的「算簿」中得到佐證，這份「算簿」中徵收的「算錢」共有幾個事由：
（1）吏俸；
（2）傳送；
（3）轉費；
（4）繕兵。
正好是《二年律令·置吏律》中提到的「郡守」職責，只多出了一個「繕兵」，屬於「算賦」的「本職」，可見，絕非巧合。
六
在抓住了「倉」—「太倉」、「庫」—「武庫」、「少內」—「大內」這幾個核心收支條線之後，再來看秦帝國的財政，就能深刻理解它的配置原則，是以「內—外」、「此—彼」的思路，「圈套圈」構成的。
這個體系中，最核心的是為秦王、皇帝服務的「宮官」組織，他們擁有一套相對完整的生產經營體系。
與「宮官」組織並立的是地處咸陽都城的「諸卿」組織，他們只有並不完整的生產經營體系，比如「屬邦」就設有工室。
在都城之內，還有一套與上述組織不產生生產經營關聯的「咸陽縣」的組織，是按照諸縣的結構進行構造的，其大體上，只與「內史」產生物流聯繫。
在都城之外，則是一套獨立於「都城」體系之外的「內史」組織。在秦國時代，擔當了「國庫」的角色，包括「大田」、「大內」和「太倉」，整個「內史」轄區內的各縣日常開支所余物資，會就近「傳送委輸」到「大內」和「太倉」，成為都城之內的「宮官」、「諸卿」組織財政支出的來源。
在秦朝時代，完全繼承了上述「物流」規則，卻並沒有拓展到全國範圍，仍舊提交「內史」的不再是「物流」，而是包含倉儲清單的「文書流」。
也就是說，就財政收入的「物流」體系而言，秦統一之後，「咸陽」仍和統一之前一樣，是「內史王畿」的「物流中心」，而不是天下46郡的「總物流中心」，「統收統支」制度從未建立，匯總到「都城」的只有記錄「縣」級財政單元的「收支結餘」的文書。
這種制度的現實，也就意味著過往眾多秦漢制度史著作中對於「上計」制度的描述完全錯誤，以楊寬先生在《戰國史》中的描述為例：
按規定，當時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長，都必須把一年賦稅的收入預算數字寫在木「券」上，送到國君那裡。國君把券剖為兩半，由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這樣，國君可以操右券來責成臣下。到了年終，臣下必須到國君那裡去報核，這個報核就是所謂「上計」。上計時由國君親自考核，或由丞相協助考核。如果考核成績不佳，便可當場收璽免官。高級官吏對下級官吏的考核，也是採取同樣的辦法。
可見，在里耶秦簡公布之前，學術界對於秦漢上計制度的理解，是「計課合一」的，其間，最大的錯誤在於對「管理邏輯」的誤解，即由「下級」提交預算，國君認可並責成完成，事實恰恰相反，「課」自始至終是自上而下的，其產生的依據是著於律令的「計算公式」，其適用的範圍也是「經營效益」，而非全局性的「社會管理」。
誠然，秦漢簡牘對地方發徭、興作、用卒有明確的地方上報預算制度記載，但這種誤解更大的問題在於，將「秦制」國家在「社會管理」層面的「預算管理」泛化到全局層面，也就完全扭曲了「秦制」國家的本相。
「秦制」國家的統治邏輯自始至終都是自上而下的。
「計錄」在行政管理程序中直遞皇帝，意味著這種自上而下「權力」的絕對性。
「管理」和「經營」行為本身都不可能「上計」，皇帝對地方官員的考察，實際上是通過「監御史」的「計冣」來完成的，也就是作為「大會計」，對「都」、「縣」各處的「課」和「計」進行核算，得出「動態」結果後告知皇帝。
秦簡記錄表明，「諸曹令史」提交的內容包括：
上計冣（最）、志、郡（群）課、徒隸員簿
這裡的「計冣」，取《說文》中「積」的意思，也就是每個上計項目各自的「積數」，即「合計數」，不上繳原始的「出入券」和流水賬。
「志」，取的是「記」的意思，比如《遷陵吏志》就是人員編製記錄，其記錄的方式就是「編製數」多少，後為「實際數」多少，不符部分的「事由」說明，「課志」也應該是類似的格式，即前為年初「課」多少，年底「實際數」多少，未達成部分應說明「事由」，最終匯總總數。
「群課」，也就是「課志」下編列的種種「課」的名目，按照秦律的規定，「課」的文書必須符合「式」的要求，也就是說，「課」有專門的文書格式，而非流水賬或是合計數，而是依照編目原則，每一「課」單有文書，其作用在於，為「監府執法」提供考核官吏的「上攻」的依據，同時，對照「計冣」會計賬目真偽。
「徒隸員簿」，不必細說，就是刑徒、奴隸的員額簿冊，參照西漢的《南郡卒更簿》，其記錄方式也是分類數字，而非具體的名單。
按照秦律規定「縣官上計執法，執法上計冣皇帝所」，也就意味著，在「執法」的層級，上述文件、賬目即必須完成複核，最終形成分類「合計數」，上送皇帝。
秦始皇看到的，就是全國近千個縣的「計冣」，哪怕科目再少，也不止上文中引用的28項「計簿」，也就是近3萬份「數據」節略。
將這些「縣級」單位的「計冣」，與諸卿、宮官諸令（尤其是少府令）治下的諸多產業的「經營效益」與開支的數據「計冣」相加，再加上「內史」掌握的「太倉」、「太內」、「中央武庫」和「郡武庫」出入數據的「計冣」，基本上就是秦朝狹義財政的「總賬簿」。
廣義的財政，還要將「發徭」、「興役」、「行戍」這些人力資源的調動，與「郡守」調配的「戶賦」綜合計入，視為「支出項目」。
當然，這只是「賬本」，也就是靜態結構的描述，當帝國內部的「物流網」開始運轉之後，動態結構所產生的成本，全部被忽略不計，成為「淹沒的成本」，伴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空間距離的幾倍、幾十倍放大，這些成本給民眾所造成的負擔，總量根本無法計量。
通俗地說，紙面上完美無缺，實際上卻是怨聲載道。
對於大秦帝國而言，這一缺陷仍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問題出現在「內—外」的邏輯是，即作為帝國的統治者，「天子的私奉養」確實「不領於天下之經費」，但其生產、經營和變現，全部是通過「公家」的「吏」來實現的，也就是說，賺錢我要，成本你背。
這種「公私不分」的財政組織形態，遍布著整個「秦制」，比如《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有如下記載：
泰上皇時內史言：西工室司寇、隱官、踐更多貧不能自給（糧）。議：令縣遣司寇入禾，其縣毋（無）禾當貣者，告作所縣償及貸。西工室伐榦沮、南鄭山，令沮、南鄭聽西工室致。其入禾者及吏移西工室。二年曰：復用。
內史言：斄卒從破趙軍，長挽粟徒壹夫身貧毋（無）糧，貣縣官者，死軍，為長……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丁
這兩條簡文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明確了一個學術界爭論已久的問題，「秦制」下的「服徭黔首」到底要不要國家供應糧食？
答案是，無論是在「工室」中服役的「踐更者」還是為軍隊「長挽粟」的「徒」，這些編戶齊民身份的服徭者，全部都要「自帶乾糧」，如果沒有，只能向「縣官」借貸，也就是說，雖然你做的是「公事」，因為你的身份，你就沒資格吃「公家飯」，只能自己吃自己。
對於「黔首」而言，唯一可以吃「公家飯」的機會，就是「入屯」，按照秦律的規定，「入屯」為兵後，就可以享受「廩食」。
上述的現實都表明，「秦制」財政的「公共性」完全是殘缺的，在「君」、「公」、「民」三者的關係里，一直是「君」通過「公」的手段對「民」的利益進行侵佔，這種侵佔，從經濟利益甚至蔓延到了人身自由。
秦律通過繁苛的財產懲罰條款，讓「秦制」下的貴族、官吏、黔首，有錢的交錢，沒錢的交命，高效地生產「刑徒」、「居貲」等官營經濟所必須的人力資源。
七
關於秦朝「刑徒經濟」的研究並不少，但是由於具體數據的罕見，使得人們在明知「秦制」下刑徒、居貲、隸臣妾在「都」和「縣」普遍存在，並參與了全部官營生產經營活動的情況下，仍舊無法估量「刑徒經濟」在整個秦帝國經濟中的佔比，只能從一些細節中管窺一二。
見《里耶秦簡牘校釋》：
丗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禮謂遷陵丞：丞言徒隸不田，奏曰：司空厭等當坐，皆有它罪，耐為司寇。有書，書壬手。令曰：吏仆、養、走、工、組織、守府門、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四人。徒少及毋徒，薄（簿）移治虜御史，御史以均予。今遷陵廿五年為縣，廿九年田廿六年盡廿八年當田，司空厭等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傅於奏。及蒼梧為郡九歲乃往歲田。厭失，當坐論，即如前書律令。/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叚 (假) 守繹追遷陵。/歇手。以沅陽印行事。
由於司空厭沒有及時上報徒隸缺少的情況，而延誤了耕種，導致遷陵縣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耕田數量，導致土地荒廢沒有產出。司空厭因此而被耐為司寇。
這個懲罰的根據是國家的「令」，其中明確提到了「徒隸」的工作分配種類，包括：
吏仆、養、走、工、組織、守府門、匠。
除此之外，就是「田」，也就是進入「田官」進行勞作，而且比例早有設定，就是總數6人要有田徒4人，即從事農業生產的田徒要佔總數的2/3。
如果徒少或者無徒，要向「治虜御史」申請，由「御史」平均分配，而採取的文書方式是「簿移」，而非「上請」，也就意味著這個「治虜御史」應該設在「郡級」單位，所以才能「均予」，以其名稱來看，其本職應該是管理「戰俘」。
當然，以上都是大原則，在刑徒的具體分配上，有非常繁雜的情況，見《戰國秦及漢初的「徒隸」與農業》（作者：李亞光，刊於《中國農史》2018年第3期）的歸納：
由里耶簡中的材料可見，在一次調撥分配87人的時候，田官分得的人手最多為24人，其他的部門如畜官（2人） 、都鄉（2人） 、貳春鄉（4人）、尉（3人）、少內（2人）、啟陵鄉（2人）、倉（3人）、庫（2人）。
其他人從事具體事務，有：稟人、求翰羽、徒養、市工用、與吏上計、除道沅陵、取芒、守船、司寇、捕羽、傳徙酉陽、為笥、為席、治枲、上省、作廟、作務、作園等。
除上列各項以外，還有：載粟輸、取角、伐竹、為庫取灌、收雁、廷守府、守園、司寇守、治傳舍、牢司寇守、行書、上事守府、伐牘、為蒲席、捕爰等。
被分配的人員包括：受倉隸妾、受司空城旦、隸妾系舂、隸妾居貲、城旦、鬼薪、仗城旦、舂、白粲、隸妾、受倉大隸妾、受倉小隸臣、城旦司寇、貲責。
如果對中國古代基層政府組織有一定了解的話，就會發現，在明、清政府中所有「派役」解決的工作，在「秦制」下，全部都為「刑徒」、「奴隸」承擔。
至於人力使用上的關係，里耶秦簡中的一條公文，可以為我們解惑：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債。急事不可留，乃興徭。」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 (即) 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 (債) 、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殹 (也) ，不欲興黔首。嘉、谷、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責 (債) 、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史泰令守府。大夫以下有訾（貲）者……
這裡是說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守下文，因洞庭郡的兵器要輸送到內史，還要給巴郡、南郡、蒼梧輸送兵器，需要大量的輸送民夫，要求卒史、假卒史和屬三人查閱「縣卒簿」、「徒隸簿」、「居貲贖責簿」、「司寇簿」、「隱官簿」和「踐更縣者簿」，發動他們去傳送甲兵，不興黔首。
「縣卒」，對應「令」中的「乘城卒」，「踐更縣者」對應的自然是「踐更縣者簿」，「徒隸」對應「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也就是終身刑徒、奴隸，居貲贖責 （債） 、司寇、隱官則是有刑期的債務、輕罪奴隸。
「乘城卒」徵發優先，甚至超過了「刑徒」、「官奴隸」，意味著他們屬於即發即用，本身就在城中屯駐，而「踐更縣者」排在最後，意味著他們是在縣「踐更」，可能已經分配了其他的「輕徭」，所以需要抽調和協調。
可見，所謂「田時也，不欲興黔首」，並不是道德評價式的「不擾民」，而是不願意破壞制度運行的常態秩序，否則「乘城卒」和「踐更縣者」也是「民」，怎麼不考慮他們的「田時」？
歸根結底，秦制的政務邏輯是「程序第一」，能不多事，就別多事。
因為就「人」的福祉而言，「秦制」之下「貧困」的編戶齊民，未必就比「徒隸」幸福。
見趙岩《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糧食收支初探》（《史學月刊》2016年08期）一文，刑徒中的成年男子大月食粟米2石，小月則少食2/3斗，嬰兒之外的未成年男子及成年女子大月食粟米1.25石，小月則少食25/6升。以平均每月每個刑徒食粟米1.5石估算，300名刑徒每月約需供應口糧粟米450石，一年則需供給口糧粟米5000餘石。
反觀遷陵縣的編戶黔首，其戶均土地佔有量為34.84畝，標準畝產量為1.5石，假設均為糧食作物，則年收成為52.26石，根據里耶古城北護城壕出土的「南陽里戶籍簡」，每戶包含臣僕、奴婢的戶口比為1/6，不計入奴婢的戶口比為1/5.8，寬裕地算，1戶6口人，口均年收入是8.71石，每口月均分攤是0.7258石，只到刑徒平均水平的48.38%。
問題是，這是總收成，還沒有稅、賦、徭、役的成本，也沒有計入口糧之外的任何生活成本，比如衣服，而這玩意兒，刑徒是配發的。
見《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受（授）衣者，夏衣以四月盡六月稟之，冬衣以九月盡十一月稟之，過時者勿稟。後計冬衣來年。囚有寒者為褐衣。為布一，用枲三斤。為褐以稟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錢；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六錢；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錢。
大褐衣值60錢，中褐衣值46錢，小褐衣值36錢，而且是一年兩次「授衣」，也就是至少兩件。
遷陵縣於秦始皇二十六年的米價應為1石140錢，秦始皇三十年左右，該地稻1石價格為20、21錢。
依統一後穩定物價來算，哪怕是1家人衣不蔽體，只穿6件小褐衣，也要10.29石稻米。
也就說，哪怕不考慮任何稅負，遷陵縣的貧民，日子比起刑徒來，絕對算是水深火熱了。
反向計算一下，一個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要想達到刑徒的生活水平，其口糧就要54石，衣物為（60 46 36）/21錢=6.76石。
另有戶賦為全年32錢，加田芻60錢（見《文景之治：只在知識分子夢中的「輕徭薄賦」》），算錢忽略不計。田租為收成的1/12，如果1個男丁1年內踐更4次均不出縣境，則可以節約行程口糧，如果為1次遠行，則額外需要往返3石的口糧。
則全家佔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畝。
問題是，秦朝遷陵縣的戶均土地佔有隻有34.84畝，這還沒有算人均，人均就更慘了，再看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中的《鄭里廩簿》，民戶共25戶，田數相加為617畝，每戶平均田畝數僅為24.68畝。
當然，一般說的「一夫作百畝」，其實是說的「周畝」，換算到「大畝」，也就是30畝左右，但無論如何，一個秦朝的「自耕農」的生活水平，遠不能與「吃公家飯」的「刑徒」相提並論，雖然對方失去了自由和一系列的政治參與可能性。
八
對於早已對純正的「血統社會」感到陌生的中國人而言，「奴隸」生活的水深火熱早已成為滲入骨髓的「常識」。
然而，正如奧斯曼土耳其的南歐奴隸們能夠擔任總督甚至宰相，強悍的武士和工匠們更是過著遠比本族平民更優渥的生活，美國黑奴也有遠超英國曼徹斯特工人的肉食攝入量，哪怕是俄羅斯的「工廠村」農奴們，也有著不願意擺脫奴役的優越生活……
正是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認知」，讓很多人對秦帝國擁有的巨大數量「刑徒」無法理解，甚至幫忙找理由，比如遷陵縣是邊地，比如糧食無法供養等等。
然而，正如上文中連篇累牘地講述，秦帝國擁有規模巨大的「官營經濟」，所有的「手工業」，除了滿足「社會管理組織」日常所需的成本，所有進入市場的「收入」，都是皇帝的私產。
也正因為如此，在遙遠的《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一文中，三解辨析了一個老問題，就是秦國、秦朝對於商業的態度和管理，很多讀者不明所以：
為什麼「重農抑商」的秦國、秦朝會有「市」，這些「市場」從里耶秦簡的記錄可見，交易還非常活躍，甚至連武器都有銷售，而秦國百姓的精神世界也無比渴望財富，並毫不排斥從事商業行為。
原因很簡單，「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市場一方面是「公家」獲取物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又是「皇帝」獲得收入的必須孔道。
所以，「秦制」瘋狂抑制「行商」的物流交流，因為他們的低買高賣會破壞地方的經濟秩序，甚至會影響社會秩序。而對於全民百姓在官方「市」的交易行為，「秦制」已經完全佔有了「山川園池」這些生產原料所在地，又完全控制了「市井」這種交易場所，哪怕一分一毫，也不會流出指縫，自然樂見其成。
至於「刑徒」的數量，現在沒有任何直接的數字能夠給我們答案，但從秦律展示的秦帝國組織結構來看，「刑徒」的存在，滲透於整個「秦制」的方方面面，不僅僅在生產經營之中，在社會管理組織的服務層面，也有大量的刑徒參與。
甚至可以說，整個官僚組織的供養，都依賴於刑徒。
還是以遷陵縣為例，其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墾田總數是5295畝，田租是677石，而整個遷陵縣的官吏包括：
總編製為103人，其中令史28人（徭使10人、在崗18人），官嗇夫10人（缺編2人、徭使3人、在崗5人），校長6人（缺編4人、在崗2人），官佐53人（缺編7人、徭使22人、在崗24人），牢監1人（在崗1人），長吏3人（缺編2人，在崗1人），合計缺編15人、徭使35人、在崗總數為51人。
秦代的秩級無從確認，只能參考《二年律令·秩律》，其最低的「縣令」秩為六百石，丞、尉半之，即三百石，遷陵縣長期只有「縣丞」在崗，也就是三百石。
在它之下的秩祿，還需要討論一二，因為秦朝並沒有像漢初一樣對「縣」的級別進行細緻的劃分，如洞庭郡遷陵縣，這個戶口只有100多戶的小縣，其「司空」設置也為，「司空有秩乘車」，進而代理「守丞」。
這就說明，漢代對「鄉部、田、司空」的秩石數級別劃分，在秦朝可能是以「有秩」、「乘車」這種加銜來對應的，而非以縣的上、中、下來配置對應的級別。
那麼，秦朝的縣級機構的職務級別應該是這樣：
有秩乘車——司空、田、鄉部、傳馬、廄、候
有秩毋乘車——鄉部、官嗇夫（倉、庫、少內、都市、亭、廚）、校長、髳長、發弩
斗食——（斗食）官嗇夫、令史
佐史——官佐
具體地細究很難得到數量，只能得到數量級，在崗5個官嗇夫，假定均為一百六十石，在崗2個校長，均為一百二十石，則總數為1040石。
「斗食」，據《漢書 ·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引《漢官名秩簿》：
佐史月俸八斛，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
計日而食，全年為43.2石，1斛約等於0.384石（《漢書·律曆志》），則月俸十一斛就是50.688石。令史在崗有18人，共約777.6石或912.4石。
佐史的全年為36.86石，在崗24人，共約884.73石。
需要指出的是，顏師古注月俸實際上是漢武帝時代「錢穀」混發時代的數字，秦朝時為「全谷」的「秩石制」，則其月俸數要比這個數字多。
不過，正如牢監級別不明只能擱置一樣，上述可視為底線值，大體上，遷陵縣官吏年消耗糧食量為300 1040 777.6 884.73=3002.33石，另一面就是300個左右的刑徒的口糧，約為5400石，總計8402.33石，而全縣田租收入只有677石。
結論是，靠田租，哪怕是遷陵縣這種官吏嚴重缺編的縣政府也會餓死。
那我們來看一個編製齊全的「縣」政府：
長吏：600 300 300；官嗇夫：160*10；校長：120*6；令史：43.2*28；佐史：36.86*53。
總計：6683.18石。
這個規模，需要53465.44畝的墾田納稅才能養活，按照遷陵縣的戶均墾田，也就意味著要1535戶編戶百姓養活，問題是哪兒來這麼多百姓，編戶民絕不可能憑空產生。
反過來說，從秦律規定的徒隸比例來看，2/3的田徒，1/3參與政府服務，則遷陵縣的300刑徒應該有200人進入「田官」耕種，以男女1:1為「1戶勞力」計算，養活全縣的官吏、刑徒的耕地總面積不過5601畝，也就是「1戶勞力」耕種56.02畝，完全不超出能力範圍，哪怕是編製齊全的「遷陵縣」，也就是「1戶勞力」耕種80.55畝。
也就是說，「刑徒經濟」單獨供養整個「公家」綽綽有餘，遠比通過正常的編戶齊民財政獲取物資更加「經濟實惠」，所以，本質上，「刑徒」的數量是與官僚組織配套的，而「秦制」的縣一級組織編製，不計入「鄉部」、「郡」和「都官」，放大到全國，就已經數以十萬計。
按照《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的西漢中晚期數據：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總數達到了130,285人，相比秦朝其實仍是小巫見大巫，因為從尹灣漢簡所見的「吏簿」來看，西漢中晚期的官僚組織有很大數量的「自辟」崗位不計入編製，而其正式編製又將秦朝的「田部」、「發弩」、「校長」、「執法」，以及絕大部分的「生產經營」崗位和「令史」崗位都儉省掉了，考慮到這些業務序列的編製規模，則秦朝的官吏總數，應該會達到20萬人以上。
為了養活這些官吏，哪怕不考慮任何其他支出，也需要「20萬戶勞力」，也就是40萬以上的成年「刑徒」才能勉強夠用，再計入未成年和老年的刑徒，這個基礎數量規模絕對要到50萬人以上，而這個數目，僅僅是「基礎運營底線」。
如果在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到的：
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
也就是說，秦朝全國的「刑徒」總數至少要在120萬人以上。
但是，這個模型沒有計入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秦朝的「刑徒」沒有刑期，也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的「刑徒」屬於終身制的負擔，而秦帝國的「收孥連坐制」其實是在源源不斷地生產新的「刑徒」的機制，上述的數字，只能算作「基本數」。
結語
坊間對大秦帝國的討論，自始至終沒有脫離一個「好制度為什麼快速滅亡」的窠臼，因為在大部分人的腦子裡「壞制度」就「必然該滅亡」，一旦進入了「必然」也就失去了討論的興趣。
然而，在三解看來，明晰一個制度為什麼「壞」，遠比從秦律的字縫中摳出它的環保主義、程序正義、維護良俗之類的「優越性」關鍵詞更有意義，惟其如此，才能知歷史之何以至此。
制度的本質，就是權力運行的規則，也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它會自我發育、自我膨脹，乃至於自我毀滅。
而這，才是打開大秦帝國興亡故事的正確方式。
在我們的史書之中，一個個關鍵人物粉墨登場，他們的「權術」和「智慧」似乎煊赫一時，也是歷史敘述的主體骨架。
放在秦國的故事裡，秦孝公、商鞅、秦惠文王、張儀、宣太后、魏冉、白起、秦昭襄王、范睢、呂不韋、嫪毐、帝太后、秦始皇、李斯、趙高、蒙恬、扶蘇、胡亥，就幾乎是故事的一切，君不見《大秦帝國》的小說，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人地說過去，出了多少部。
問題是，除了結果不同之外，這一系列的人物手中的「大秦」，行事風格自始至終一脈相承，好大喜功、橫徵暴斂、窮兵黷武。
為什麼一個是賢君、法聖，另一個就是亡國孽種呢？
道理很簡單，他們只是踩在了一個「制度生命體」的不同階段，他們當然也在塑造和干預製度，但個人的力量，相對於制度的發育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
「秦制」的原初形態，並不是商鞅在一張白紙上塗畫出的空中樓閣，而是基於秦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和王權需要進行協調而成的一個「妥協產物」。
「軍功爵」、「人口控制」、「中卒制」、「官僚文書制」、「內史 中尉制」、「國家授田制」、「刑徒經濟」等等關於「公家」的改造，確實是新的創造，但在西周和三晉，都早有模板。
整個制度的組合，並不是什麼「天才創造」而具備制度優勢，而是秦國的社會形態遠較關東各國落後，「王權不彰」、「商業落後」、「人口稀少」，才選擇了這樣一條既能壯大王權，又能獲取資源的制度道路。
具體來說，「秦制」與文獻記載較多的「齊制」的最大區別就是，「公家」如何與「民間」進行資源交流：
「齊制」的「資源交流原則」是「交換」，也就是通過貨幣手段對資源進行調動和「購買」；
「秦制」的「資源交換原則」是「劫掠」，也就是通過法律手段把資源的生產者「人力」貶為刑徒，驅使他們生產「公家」所需的資源。
「秦制」誕生的原因就在於它「沒得換」，一方面是對編戶齊民的制度性壓榨無從獲得以供交換的籌碼，另一方面在於社會和物流的不發達，沒有足夠的剩餘產出進入市場交換。
所以，「耕戰體制」並不是因為它「偉大」、「先進」、「優越」，而是它是「窮人的原子彈」，是無奈之下的替代品。
而這種體制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巨大的管理成本。
遍布全國1000個縣、生產環境跨越粟作、稻作，甚至跨越溫帶、亞熱帶的生產單元需要「定指標」、「搞監督」、「算總賬」，直到年底才能合計整體盈虧的會計體系，理論上擁有1000個倉、少內物資的秦始皇帝，看似富有四海，其實根本無從利用。
道理很簡單，假設在賬面上有10萬匹馬的帝國，真正能夠在上郡可以調集的馬匹，仍舊只有周圍數百里行程的「近縣」，以遷陵縣向內史「傳兵」為例，總郵程是4444里，而傳送委輸的制度規定是，重車1日行50里，空車70里，徒行80里，也就意味著，去程押貨需走88.88天，回程空車為63.48天，總計152.36天。
在這半年的時間裡，這些人力即屬無從調用，就像遷陵縣向洞庭郡的哭訴一樣，在編51位官吏，竟然會因為「吏少」而難以維持日常運轉，因為「遷陵吏志」里除了缺編之外，還有35名官吏被「徭使」，占官吏總數的40.70%。
要知道，「遷陵縣」雖然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卻並不屬於人力和物資的主要輸出地，其稀少的人口，讓它充其量就是個轉運據點，按照里耶秦簡中的記錄，秦朝採取了諸多內郡與邊郡的點對點輸送，罰戍的去向基本上是定向規定。
而這些「內郡」，也就是中原的六國精華地區，才是真正的「重災區」，它們有人，有糧，自然就承受了這種跨區劃撥的最大負擔，所以，在武臣到趙地反秦動員的時候，特意提到了秦朝的兩大惡政，一個是父子告奸，另一個就是北戍長城、南征五嶺，轉運不絕。
如果秦帝國只是因為幅員遼闊而出現的問題，尚可解釋，但是，過往的歷史解釋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關中」，這個秦帝國的根基所在，在秦國的擴張過程中，其實一直在被消耗彈性，直至「脆斷」。
正如上文中三解已經詳細拆解過的「秦制」財政，隨著擴張中的「設郡」，「內史地」的「太倉」、「大內」、「武庫」由區域性倉儲，走向了「國庫」，但，只承擔了「文書國庫」、「會計國庫」的角色，而並不是「物流」意義上的國庫。
秦帝國的財政制度，並非「統收統支」，而是「結餘上計」，也就意味著「內史」掌握的「國庫」自始至終常態的「收入」的只是「咸陽縣」的物資和關中44縣的物資結餘，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都城」的「都官」和「屯兵」規模的膨脹，「內史」一定會調撥轉輸「近縣」物資填入「太倉」。
然而，待到秦始皇快速統一天下之後，六國宮室、美人在渭水河畔的興建和供養，乃至於為了修築驪山陵墓而送徒七十萬，總數已近百萬之眾，這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負擔快速地湧入「內史地」，而且還是「咸陽」周邊地區，對於財政系統的壓力，只能是毀滅性的。
不僅如此，高達十二萬戶的六國豪富被遷入咸陽，儘管後來還有向雲陽等地的人口分流，其所在的區域，仍是在「內史地」，他們作為戰國時代的「跨區域物流」的資本主導者，與被發南征的「賈人」一道，構成了整個六國地區的「物流網路」，結果被秦始皇分別摧毀，本身又成為了「物資消耗」的一部分。
但是，站在秦始皇的角度，維護「秦制」的優越性和純潔性，絕不算是什麼「昏招兒」，恰恰相反，對於這樣一套行之有效，賴以吞滅六國的「偉大制度」，他應該就像今天的「大秦粉」一樣深信不疑。
殊不知，所有「坑」都經他的手挖好，只等他治下的某一個「自己人」發難，道理也非常簡單，對於「秦制」這樣一個層層監視，等待鎮壓的體制而言，任何超過個人關係的組織都是在帝國治下的。
也恰恰因為這個，戍卒的統領陳勝、吳廣能夠首義，曾經的亭校長劉邦也早已聚眾芒碭山，而與秦朝有亡國之很的項氏宗族則在會稽郡為大秦主持「大徭役」……
歸根結底，這些「野心家」一直存在，他們等待的就是秦帝國「根本之地」的力量枯竭，一旦這個趨勢顯現，自然會群雄並起，逐鹿中原。
現實是，一個力求毀滅一切跨區物流，將之納入「公家」統治的政權，能夠養活多少人，對於當時任何一個有識之士都是可預見、可計算的，比如蕭何、比如劉邦、又比如項羽、張良。
正因為如此，之後的時代，才如此的不一樣。
- E N D -
TAG:劉三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