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唐蕃會談——吐蕃軍神和唐朝縣尉的野狐河之會
公元697年（武周朝，神功元年），吐蕃軍神論欽陵和唐使郭元振，在西域野狐河畔進行了一次不為人知的會談。
會談中，雙方為各自利益，唇槍舌劍斗得不亦樂乎。
雖然野狐河之會，很快便淹沒在浩繁的歷史長河裡，似乎並未激起多大波瀾。
但從會談的動議上，顯見兩國對西域控制權的糾纏。可成為窺視西域，尤其是安西四鎮地區，大國政治博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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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狐河之會的時代背景。
吐蕃王朝在七世紀中葉平滅象雄後，西藏本土完成了統一。隨著吐蕃社會生活趨於穩定，走下高原對外擴張，便成了國家的主要戰略方針。
從地理格局上看，吐蕃擴展只能有三個方向，東出康巴，圖謀川蜀；北出甘南，搏取河隴；西出崑崙，爭奪西域。
在這三個方向中，北出甘南取河隴，顯然是重中之重。
西藏高原周邊山脈位置
因為，東線的橫斷山脈溝壑縱橫，極不利於大兵團展開。而西線穿越昆崙山的路線補給困難，且南疆的沙漠綠洲地形也不利於統治（這點對唐蕃都一樣，所以二者不約而同的選擇了羈縻方式）。
只有北線草原連綿，既適合吐蕃軍隊的作戰方式，也能滿足其軍隊的補給需求（關於吐蕃軍隊的補給特點，詳見拙作《動輒興兵數十萬，吐蕃軍隊是如何解決後勤問題的？》）。
因此，不管吐谷渾有沒有攪合吐蕃的求親，它都必然是吐蕃刀下第一隻羔羊。
另外，西域和川蜀距離太遠，形不成戰略聯動。只有北線能左右逢源，既聯繫西域，又呼應川蜀。
吐蕃王朝確實也是這麼做的，從貞觀十一年（637年）松贊干布進攻吐谷渾開始，直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才徹底穩定了青海的局面，前後歷時三十餘年。
635年的西域勢力版圖
吐蕃佔據吐谷渾後，河西與西域的軍事聯動。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取西線穿越昆崙山入南疆，陷西域白州等十八州（羈縻州），又聯合于闐周邊突厥部落，攻陷龜茲拔換城（故址在今新疆阿克蘇）。
唐朝被迫罷龜茲（今新疆庫車）、于闐（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鎮，安西都護府撤回西州（今新疆吐魯番交河城）。
為實施反擊，唐朝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以阿史那·忠為西域行軍大總管，由北向南出征安西。以薛仁貴為邏些（拉薩）道行軍大總管，出河隴征伐青海，試圖使吐蕃首尾難顧。
可惜，薛仁貴所領唐軍在大非川，遭論欽陵所部四十萬蕃軍圍攻。唐軍傷亡殆盡，薛仁貴被迫與吐蕃約和退軍。
吐蕃在西域、河西兩個戰略方向，對唐朝發動進攻
高宗儀鳳三年（678年），吐蕃捲土重來，聯合西突厥首領阿史那·都支再攻安西。
吐蕃大論贊聶（疑為祿東贊長子贊悉若）親自領兵入西域，在西域活動了近四年（676-679年）。
唐朝一面以西州為基地，派兵到龜茲附近與吐蕃爭戰，一面派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出兵青海策應。
但李敬玄、劉審禮率領的十八萬唐兵，再敗於論欽陵之手（史稱「青海之戰」）。吐蕃「西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安西四鎮再廢。
垂拱二年（686年），唐朝主動放棄了安西四鎮。吐蕃藉機翻越喀喇昆崙山和昆崙山進入西域，攻克安西四鎮，長驅東進，兵鋒所向直逼沙州（今甘肅敦煌）。
長壽元年（公元692年），王孝傑領十八萬唐軍再入西域，重挫蕃將勃論贊，「克複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
南北疆唐軍防禦結構圖
二十二年間，安西四鎮六度易手，始終都是唐蕃博弈熱點地區。
有一點需要注意，安西四鎮在王孝傑收復前，長期沒有駐紮唐軍，每鎮只有五百人的兵額。
這是其反覆易手的重要原因，長壽元年後，唐朝重兵屯駐迅速穩固了局面。
兩年後（延載元年，694年），王孝傑又聯合突騎施，在大嶺、冷泉兩地重創吐蕃、突厥聯軍六萬人。唐軍控制安西的局面，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
但在青海、河隴地區，欽陵始終都是唐的心腹大患。
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三月，欽陵、贊婆（欽陵三弟）在素羅汗山（甘肅臨洮附近）大敗王孝傑、婁師德，唐軍損失慘重。
戰後，吐蕃軍隊以唐軍屍體築「京觀」炫耀武功，史稱「屍骸高與天齊」。為此，武則天貶「王孝傑為庶人，貶婁師德為原州司馬」。
攜素羅汗山大勝之威，蕃軍圍攻涼州大掠去，但很快欽陵便遣使長安，「復遣使請和親」。
野狐河之會就在，唐朝安西穩固、河隴新敗的局面下開始了。
二、野狐河之會的當面交鋒
欽陵攜大勝之勢，發出和談邀請，手段可謂軟硬兼備。
當時，武則天身邊攢了一票能臣，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
可她誰都沒派，而是選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郭元振出來。
出使前的郭元振，在唐朝政壇上沒有任何建樹。甚至很多人都認為，他所供職的奉宸監，乾脆就是武則天收集「小鮮肉」的場所。
但就是在和欽陵的野狐河之會上，他充分展示了「人除了有顏值，還得有能力」的真理。
當他來到青海吐蕃大營後，欽陵稍作寒暄便單刀直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鹹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乞聖恩含弘，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居，人自為守，既不款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荒陬幸甚。」
欽陵話中的意思很直白，既然唐蕃議和修好，為避免糾紛，兩國應該各自從安西地區撤軍，讓西域的十姓突厥部落實施自治，唐蕃都不應橫加干涉。
此話看起來頗為冠冕堂皇，但邏輯上卻有點問題。
安西四鎮周邊的突厥部落，從貞觀二十二年起（648年），便開始內附唐朝。西突厥十姓部落，也於高宗顯慶二年（657年）編入唐朝的羈縻州。更何況，延載元年（694年）的大嶺、冷泉之戰，吐蕃勢力已基本被逐出安西地區。
因此，安西地區實際上是唐朝的實際控制區。欽陵所言的兩國撤軍，只不過是要求唐朝單方面撤軍。
這種要求，郭元振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也無權答應。
再說了，哪有兩國和談，一方放棄實際控制，用來構建戰略緩衝區的道理？
因此，郭元振反詰道：「十姓突厥、安西四鎮本來相安無事，你有什麼可憂慮的？」
（「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
欽陵答道：「你說的確為事實，但我擔心邊疆守將為了功名，見利忘義，不守盟誓條例呀。」
（「使人此詞，誠為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為深憂也。」）
郭元振不再客套，一針見血的回擊道：「你說唐蕃兩廂撤軍，但安西四鎮、十姓突厥與吐蕃並非同族，現在撤了唐朝守軍，你心裡盤算的是吞併安西吧？」
（「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
被道破心機的欽陵也不慌亂，溫言解釋道：「吐蕃如果貪求土地、財物，則會東侵甘（今甘肅張掖）、涼（今甘肅武威），而突厥諸部，孤懸於萬里之外，這不是捨近求遠嗎？！」
（「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
但隨後，他也知道郭元振不好糊弄，便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
「十姓中，五咄六諸部落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為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騰突，旬月即可以蹂踐蕃庭，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
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癘，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為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達夷漫，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為蕃患，故陵有此請。」
欽陵這段話的意思是，十姓突厥中，五咄六諸部游牧區靠近安西，離吐蕃較遠，但俟斤諸部的控制區（大略位置在新疆于田西南，昆崙山北側）靠近蕃境，騎兵部隊旬月便可突襲吐蕃王庭（拉薩）。
且從青海湖經烏海（今青海瑪多縣冬給措納湖，蘇定方曾在此地大敗達延莽布支）進攻吐蕃，道路險阻關隘重重，即便精兵猛將也難以得手。但西部道路通暢漫達，就是羸兵庸將，也能成肘腋之患。所以，我才有這個要求。
郭元振逼出了欽陵的實話，便以事關重大，需上奏天聽為由啟程回京。欽陵也沒為難他，派郎宗戚思若為使相伴回唐。
面對面的交鋒結束了，但談判桌外的勾心鬥角才開始。
郭元振回朝後，唐庭對四鎮撤軍議論紛紛。武則天一度也表現的很猶豫，遲遲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覆。
其實，關於安西的定位和四鎮的存廢，早就存在爭議。
垂拱二年（686年）十一月，武則天便曾以「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為由，罷黜四鎮。
需要注意的是，這次唐朝主動撤回四鎮的少量駐軍，並不是捨棄邊疆不要，而是撤回鎮將防人，把防務交給忠實於唐朝的羈縻府、州長官來負責，以期減輕一些財政和人力負擔。
但很快，事實就證明放棄四鎮是個蠢主意。
趁唐朝控制力減弱之機，吐蕃迅速染指安西，而被寄以厚望的突厥部落，大多成了帶路黨。
隨著，沙漠東緣的播仙鎮（今且末）、若羌先後陷落，吐蕃兵峰直指沙州（敦煌）。
感受到切膚之痛的唐庭醒過味來，在西州（今新疆吐魯番）都督唐休璟的請求下，才有王孝傑再入南疆，收復四鎮的軍事行動。
但即便如此，朝中廢除四鎮的聲音依舊存在。
狄仁傑在其《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中，以「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為理由，請求罷黜四鎮。
而崔融則以《拔四鎮議》針鋒相對的反駁，「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
安西四鎮管控區的極大值
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同一個問題。
四鎮未駐重兵前，每鎮不過五百兵額，即便為爭奪諸蕃「民心」，唐朝輕徭薄役，也能勉強支持。
但王孝傑以三萬唐軍駐紮後，西域軍隊的後勤壓力激增，供應幾乎全部由河隴州郡接力運輸而來。
需要注意一點，軍隊補給運輸的不是貨幣。
以貨幣發放，在當地採購物資，促進當地生產流通，這種現代商業模式在古代是行不通的，尤其在南疆沙漠綠洲地區更加行不通。
所以，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軍隊供應線。駝隊運輸的布帛，主要用來發放軍餉和交換軍糧，而不是大多數人想像的對外出口。
作為唐朝數得著賢相，狄仁傑因此才有「費用不支，有損無益」的論斷。這算是對未來經濟壓力的清醒預期。
而崔融的《拔四鎮議》則明顯著眼於現實威脅，守不住安西，北疆三州和河西走廊的聯繫，很容易被吐蕃截斷。如果北疆再丟了，河攏地區將遭受西、南兩個方向的戰略擠壓。
安史之亂後，吐蕃軍隊正是首先截斷了河西走廊這條細細的珠鏈，讓唐朝對西域軍鎮生死不知。
郭元振畫像
就在武則天左右為難之際，郭元振站出來獻了兩條計策。
他很清楚武則天心中所想，便上書道：「既然吐蕃聲稱沒有東侵的意思，不如這樣回復他們，『交還吐谷渾故地，即以俟斤諸部授蕃』。欽陵必然不能答應，這樣既堵住了他的嘴，又沒有直接拒絕他。」
（「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
果然，唐朝的詔書發出後，欽陵再也不提四鎮的事兒了。
要知道，「鯨吞吐谷渾，打開北進之路」，是吐蕃走下高原，最基礎的大戰略，從松贊干布生前就開始醞釀。
松贊去世後，祿東贊接續實施，前後足足運作了十年，才算將吐谷渾徹底消化。別說拿一個安西換，就是三個、五個，欽陵都不見得能答應。
如果說，答覆欽陵的不過是條順水推舟之計，最多算是抖機靈。那下面，他對吐蕃政局的分析，則可謂一針見血。
當時，以祿東贊為首的噶爾家族弄權已達四十餘年（吐蕃王朝一共才二百年），吐蕃贊普年紀幼小時，大家都沒話說。
但現在，吐蕃贊普已經換了兩茬，新贊普赤都松贊都二十多歲了，早就該親政了，但欽陵始終沒有還政於王的意思。
所以，吐蕃王權、相權間不可能沒有齷齪。
郭元振的計策便是，「吐蕃百姓久為兵役、徭役所苦，但欽陵統重兵於外，為其羽翼。故當每年遣使吐蕃牙帳申明和好，欽陵必不能從命。斯亦離心日漸，上下猜阻，久必為禍。欽陵若去，斷吐蕃右臂矣。」
果不出郭元振所料，次年（698年，武周聖曆元年），吐蕃贊普和噶爾家族關係破裂。
赤都松贊帶兵突襲了噶爾家族封地，莊園內兩千餘口全部被殺。血洗噶爾莊園後，赤都松贊召命欽陵回拉薩議事，被欽陵拒絕。
吐蕃王室即刻宣布噶爾家族反叛，赤都松贊親自帶兵赴青海圍剿。欽陵見大勢已去，自殺而死，吐蕃軍神就此隕落。
贊婆（欽陵之弟）和欽陵之子噶爾·莽布支，率部七千餘帳歸降武周。
必須要承認，唐朝決定不了吐蕃的政局走向，但能夠發現吐蕃權力集團的裂隙，並加以利用已屬於「上兵伐謀」的範疇了。
一次表面沒有任何成果的青海野狐河之會，卻引動兩個帝國在河隴、安西大棋盤上勾心鬥角，可謂靜水流深。
這正是唐蕃百年國戰的縮影，兩國博弈絕不僅限於戰場對決，攻防嗜血，而是不斷在戰、和之間糾纏。
所以，才會有二百年間交戰190餘次，而使臣往來多達290多次（唐使120多次，蕃使160多次）。
單純從戰爭角度解讀唐蕃關係，根本無法反應這段歷史的全貌。在綿延百年的博弈中，雙方心機用盡、詭道頻出，既有崔知辨的背盟攻掠，也有尚結贊的平涼劫盟。
野狐河之會的勾心鬥角，不過是這幅龐大歷史畫卷的一個章節。等兩國都被戰爭消耗的日薄西山，最終的和平會盟才姍姍來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