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緻的良渚文化，為何在繁榮千年後驟然衰亡？

良渚文化的起訖斷限，約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廣泛分布於太湖流域一帶，良渚古城則是該文化的中心。早在1936年，西湖博物館（今浙江省博物館）地質礦產組助理員施昕更便在家鄉餘杭縣良渚鎮（今杭州市餘杭區良渚街道）發現史前遺址，並提交《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公諸於世，但因當時盛行的黃河中心論與傳播論，該遺址被認定為龍山文化的東南分支。直到1950年代後，長江中下游又相繼發現多處與中原文化明顯有別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才令考古界意識到原先的分類不妥。施昕更發現的遺址，也因此遲至1959年才由考古學者夏鼐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

不過世人所習知的良渚文化代表性象徵─玉器，是在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今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唯亭街道）才大量發現，製作精美的玉琮、玉璧在當時轟動學界，尤其是1986年又在浙江餘杭反山遺址發現雕有完整神徽的玉器、1987年於瑤山遺址發掘高等墓葬群與祭壇遺址，使學者察覺到良渚文化是個宗教與技術水平十分發達的複雜社會，加上蘇秉琦「多元一體」、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學說的提出，解構了中原中心史觀，使良渚文化等非黃河流域遺址得到更客觀的評價。接著於1990年代又確認莫角山遺址的大型土台為宮殿基址；2007年宣布發現面積廣達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2009年後又陸續發現11處水壩遺址，經過學者計算，這些水壩起碼能匯流成一面廣達8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庫。最後考古界於2016年正式宣布，此為中國目前出土的最古老水利工程，比傳說的大禹治水還早上千年，一時之間震驚社會。

除了前述遺存外，2009年還在茅山遺址（今杭州市餘杭區臨平鎮小林街道上環橋村）發現廣達80畝（約5.3公頃）以上的條塊狀水稻田，連耕牛的腳印都清晰可辨。如此高度發展的史前社會，令2013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報告將良渚文化定義為「國家」，而非簡單的石器文化。儘管當時參與的部分學者對這定義有些存疑，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新發現，良渚文化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社會的結論已受得起檢驗，連英國考古學泰斗倫福儒（Andrew Colin Renfrew）得悉後，也不由得感嘆昔日太低估中國新石器文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亦稱譽，良渚古城的規模與複雜性，絲毫不亞於同時期的古埃及、蘇美爾（Sumer）、哈拉帕（Harappa）等文明；考古學者戴向明也透過比較龍山、二里頭、良渚等新石器文化的發展特徵後，提出「黃河類型」與「長江類型」兩種國家成形的動力模式，主張黃河流域文化注重以軍事強權為基礎構建王權國家，良渚文化則是以生產和控制奢侈品、組織大型工程、再結合宗教神權來構建。由此可見良渚文化的發達，已成為探究早期中國文明的參照範式。

從良渚文化出土的諸多精美玉器、漆器、象牙器、絲綢，還有為數眾多的高級墓葬來看，可知當時的農工業有明確分工，且社會分層明顯。劉斌則認為良渚文化玉器上神徽的流行，應為「一神教」神權社會的表現，且從玉琮形制自圓到方的轉變，還能看出《周禮》所謂「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的「天圓地方」觀念，實際上是受到晚期良渚文化的影響。至於精良的水利工程，除了改造良渚古城原先所處的沼澤平原環境之外，亦有防洪和運輸的功能。此外根據學者王寧遠的推算，良渚古城、水壩、莫角山台基的土方量總共約1,100萬立方米，假如開採、運輸和堆築1立方米各需日均一人，以每年出工30萬人的速度估計，也得耗時110年以上才能完成！由此可知，良渚文化對水文、建設、氣象等知識的掌握已十分精確，社會動員和組織管理的技術更是驚人。趙輝更大膽推測，雖然無法確知良渚古城和周邊各地的關係究竟有多緊密，但「確實存在一張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中央』聯繫著各個『地方』中心的網路結構」，因此良渚文化可能頗近於地域國家，而非古希臘式的城邦國家。

但教人不解的是，如此璀璨的良渚文化竟在繁盛千年後驟然衰亡，學者對此提出各種假說，如外來文化壓迫、氣候變化、海水侵灌、社會內部崩潰等。根據考古紀錄，約4500年前降水與氣溫增加，使江淮流域的水面上升，而晚期良渚文化堆積層普遍被一層淺黃色粉砂質淤泥覆蓋，顯示曾遭遇過洪災，便可能與該氣候變遷有關。亦有部分學者主張長達百年以上的反覆海侵與海退，使良渚人無法繼續生存。劉斌則補充道，除了氣候變遷之外，大汶口文化的推進與壓迫或許也導致良渚文化的衰落，同時良渚文化本身淫祀鬼神、奢靡浪費的風氣也可能促成社會的崩潰。而當良渚文化消亡後，殘存的部分良渚人似乎遷移融合到山西的陶寺文化，就此淡出歷史舞台。但良渚人並非在中國大地上閃瞬即逝的流星，其遺存的宏偉城垣與水壩等成就有力地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說法，絕非空口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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