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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家園:捍衛大地倫理

環境哲學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一種新哲學。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是最早研究環境哲學的美國學者之一,對環境哲學的貢獻巨大,其著作中譯本一直闕如,實乃中國學術界一大遺憾。《眾生家園——捍衛大地倫理與生態文明》(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1989年出版, 收錄了他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末發表的14篇論文。其中譯本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5月出版,這也是迄今為止克里考特著作唯一的中譯本。

激發人類天然道德情感

全書以捍衛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為線索,分三個研究主題:對大地倫理的詮釋和拓展、對自然存在者內在價值的研究、發掘非西方環境思想的傳統。

克里考特最初以利奧波德的詮釋者和辯護者形象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在該書出版之前,他已編撰了《〈沙鄉年鑒〉導讀:解釋與批評論文集》(1987),其中收錄12篇他與辛格、羅爾斯頓等哲學家撰寫的對《沙鄉年鑒》的解讀和評論。克里考特之所以對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闡發的大地倫理如此重視,是因為在他看來,大地倫理開創了建立真正的環境倫理學的可能性。建立真正的環境倫理學,即一種不同於「環境管理的倫理學」,或將傳統道德理論拓展至自然物的應用倫理學,是包括羅爾斯頓、勞特利在內大部分環境倫理學開創者們的共同目標,也是他們區別於辛格等動物解放論者和湯姆·里根等動物權利論者的重要標誌。

大地倫理最顯著的特徵是賦予生命共同體本身及其內部各成員以道德地位。用利奧波德的話說,就是將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但是,利奧波德畢竟不是專業哲學家,其論證有時不合當代倫理學研究規範。克里考特為利奧波德的觀點做了哲學上的解釋和拓展。他先考察了利奧波德倫理觀的思想淵源,利奧波德認為倫理規範是對生存鬥爭中共同體成員的行為限制,這其實源於休謨—達爾文道德觀。人類作為群居動物天然具有社會性情感。人類個體本質上是相互依賴的,必須生活在共同體之中,而倫理規範是共同體得以維持的保證。克里考特認為,大地倫理的思想進路就是藉助進化論與生態學等相關科學研究,揭示出人類、動物、植物、土壤和水等密切關聯、相互依存,構成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良好生活依賴於後者的完整、穩定和美麗。這種揭示將激發人類的天然道德情感,並將其延伸至生命共同體本身及其成員。

增強人類「生命同理心」

克里考特還將大地倫理中的道德情感論拓展至其自然的內在價值學說。在他之前,部分環境倫理學家試圖論證非人生命因其自身具有的某種內在屬性(如感受苦樂的能力、自主性、保持自我完整性的傾向)而具有內在價值。但是這種內在價值與作為道德實踐者的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如果內在價值是類似質量、廣延等內在於事物的屬性,人應該以何種方式去認識這種屬性?一種內在於事物的屬性為何能夠對人類行為提出某種要求?

克里考特認為對內在價值的這種考察方式忽視了價值的關係性。他在20世紀90年代明確指出價值首先是一個動詞,作為名詞的價值是派生的。沒有評價者的評價行為,價值就無所謂存在與不存在。就此而言,價值是主觀的,是與人類相聯繫的。這一觀點在書中雖然並未明確表述,但基本思想清晰可見。堅持這一觀點並不意味著他的自然內在價值論是主觀主義的。在書中他區分了價值的起源(source)和價值的處所(locus)。作為評價者的人是價值的起源,但是擁有價值的是被評價者,而非評價者或其意識,即只有被評價者才是價值之處所。在此,評價方式可能是多樣的,人可能認為自然物只具有供人使用的價值(即相對於人的工具價值),也可能認為自然物對其自身而言具有價值。克里考特認為,當人類以後一種方式評價自然物時,就將自然物的內在價值揭示出來,這種價值不同於工具價值。而以這種方式進行價值評價的傾向,其實已經蘊含在作為群居生物的人類本性之中。他將這種本性稱為「生命同理心」(bio-empathy)。生物進化論和生態學不斷揭示人類與其他生命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演化歷史並且在演化過程中相互協作、影響和制約,人類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幾十億年來生命洪流的一部分。這一敘述將增強人類的「生命同理心」。基於此,人類能夠而且應該以承認自然物內在價值的方式評價自然物。

尊重生命共同體

該書還為大地倫理面臨的一些指責做出了直接辯護。其中最重要的指責是:由於大地倫理強調生命共同體整體的價值,這可能導致對個人基本權利的損害,進而發展為一種「環境法西斯主義」。克里考特認為,正如強調個人具有社會和民族的責任,並不意味著取消其家庭責任一樣,大地倫理強調人類對其他生命的尊重,並不意味取消人類的基本權利。同時,大地倫理也不意味著賦予其他生命以人權。它是對人際倫理的修正和補充,而非對人際倫理的徹底取代。事實上,它僅僅提供了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正確的基本原則,而沒有給出具體的行為標準:「當一個事物有助於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當的,反之就是錯誤的。」

以一種尊重的態度去對待植物或動物,這在深受現代性哲學影響的一些學者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會從認識論、心理學、生物學等方面,論證這種尊重的態度不可能實現或者毫無意義。然而他們忽略了一點:二三百年前,在人類許多文化傳統中,這種尊重自然的態度是被普遍採納的。克里考特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重新發掘這些被現代人遺忘的傳統。

克里考特認為印第安人長期實踐著大地倫理。他敘述了印第安人的世界觀和對待自然的態度。雖然每個印第安部落都有不同的傳統習俗,但是他們普遍認為萬物是作為父親的天空與作為母親的大地結合的產物,因此人類與其他動植物乃兄弟姐妹,萬事萬物作為世界家庭的成員具有血緣關係。包括人在內的一切自然事物都由身體、靈魂和影子組成,都具有意志和精神。傳統印第安人並非生活在一個僅由人類組成的群體中,而是生活在人類與非人類存在者相互聯繫的生命共同體之中。人可以得到非人自然物的幫助或遭受報復。於是,為了部落的福祉,與非人自然物保持良好關係就被認為是極其重要的。在不得不捕食動物時,印第安人會向動物道歉並為之祈禱。他們禁止超出滿足基本需要的捕獵行為,也反對不必要的殘忍行為。

克里考特對這類傳統思想和實踐的發掘工作,貫穿了他的學術生涯,如他後來又與尼爾森(Michael P. Nelson)合作出版了《美洲印第安人環境倫理學:奧吉布瓦案例分析》(2004)。近年來他還把視線轉向東方,編輯出版了《亞洲思想傳統中的環境哲學》(2014)和《日本環境哲學》(2017)等文集。

發掘這些前現代傳統,並不是為了返回這些傳統,而是為了揭示尊重生命共同體及其成員的多種可能性。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自然,不僅不是困難的,反而是被不同社會的人類長期實踐和繼承的。源於近代西方並隨著西方文化的擴張而盛行的人類中心主義,才是在人類社會歷史中所罕見的。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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