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徐邦達先生學鑒定

書畫 07-19

恩師徐邦達（1911—2012）先生是當代中國書畫鑒定大師和權威，無疑是一位成功人士。很多人都想探聽成功人士背後的故事，無非是想知道其成功的秘密。我這裡也「從眾」，就我所知道的先生背後的成功「秘訣」寫出兩三件事，和我在跟先生學習鑒定書畫過程中的體會，供今天學習書畫鑒定的人參考。

徐邦達與楊新（左一）鑒定書畫

一、謙遜嚴謹的治學精神

我初識先生是在1961 年。那時我正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讀書，系主任金維諾先生為我們設置了書畫鑒定課，特別延請張珩（1915—1963）、徐邦達先生來講授。以往書畫鑒定都是私相傳授，未有於學校中而立「學」者，此舉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實屬首創。在書畫鑒定上建立起學科，這三位先生是奠基者，也是開山者。

張珩先生授課的內容，在他逝世後不久，由王世襄、薛永年等先生記錄整理成《怎樣鑒定書畫》一書出版。張先生於書畫鑒定造詣極深，治學嚴謹，恨天不假年，此書僅是講課的提綱，尚未來得及擴充豐富，他便英年早逝，否則不會如此出版。

張珩先生當時在文化部文物局擔任文物處處長，行政工作很忙，所以書畫鑒定課徐邦達先生授時最多，是該課程的主講。他的授課內容，即是其二十年後出版的《古書畫鑒定概論》。在該書的「前言」中，先生講述其形成時說：「起先曾講過若干次古書畫鑒定的課；以後又在講稿的基礎上草寫成書；復經幾度修改，始具如今之面目。」《古書畫鑒定概論》初稿實際上是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下放到湖北丹江時完成的，由於條件所限，基本憑藉記憶寫就。1972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下放人員先後都回到了北京，先生的書稿也基本完成了，曾經交給我刻成蠟版，油印了數十份，這就是他在「前言」中所說的「在講稿的基礎上草寫成書」，字數尚不及正式出版時的一半。到 1978 年，我被選中為先生的助手，曾和楊臣彬同志一起，將先生反覆修改、補充的書稿進行抄寫，並配以插圖和圖版，才正式交出版社，到1981 年出版。

《古書畫鑒定概論》首次將中國書畫鑒定的方法條理化、系統化、科學化，並加以全面概述，形成理論，其中既有先生自己的切身體會，又包含了古人和同仁諸多的經驗總結，所以寫作起來並非易事。先生在「前言」中說：「鑒別古代書畫，其間頭緒紛繁，牽涉的有關方面很廣。」這「廣」，廣到什麼程度？只要看此書的目錄就會知道。例如第三章中所說的印鑒、紙張和綾絹，就概括了它們不同的發展歷史，文字著墨不多，但每一句話都經得起檢驗，因為是從大量的實物中觀察總結出來的。儘管如此，先生在「後記」中還說：「要善於集思廣益，多聽取前人、他人的各種意見，擇善而從。如果經過認真研究，確實有據，也要敢於推翻舊說，不囿於前人的謬論。同時，隨著個人經驗的豐富，學識的增加，對自己的舊說也要加以考察、修訂，不堅持也許是錯誤的己見。」他所說的「幾度修改」，確系如此。在這裡我們看到一位嚴肅的學者追求真理、追求科學的精神。

1984 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書畫偽訛考辨》，是《古書畫鑒定概論》的姊妹篇。《古書畫鑒定概論》是從理論方法上闡述如何去鑒定古書畫，而《古書畫偽訛考辨》則是這一理論運用的具體實例，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先生在書畫鑒定上，一向主張鑒、考、辨並重。「鑒」，是指目鑒，即用眼睛直接觀察，他引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有比較才能有鑒別」。目鑒就是當今時髦的「圖像比較學」，所不同的是，在比較中先生重點是看筆墨、筆性。這裡除了外在造型的區別之外，還包括內在的精神表現因素。精神的東西，往往難以言狀，難以捉摸，只能心傳意會，這是與「比較學」最主要的區別。「考」，即考據，圖史互證。特別是對待宋、元及其以前時代的作品。先生特彆強調對文獻的使用。這裡牽涉到豐富的文史知識和對多學科門類的涉獵。從《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生對古文獻的熟悉，以及在史學上的堅實基礎。「辨」，除了指在比較中、在細微處尋找差異之外，更主要的是，要用辯證的思維方法，去看待問題和分析問題，在鑒定工作中，切忌主觀隨意性和簡單絕對化。既不盲目迷信，更不能意氣用事。要獨立思考，尤其不能受外界干擾。如對待真偽雜糅的作品，在辨別中去偽存真，以恢復它本來的歷史面目，全盤否定與一棍子打死，都是懶漢的做法。又如「代筆」作品，先生認為「代筆就是代筆」，「指出來就好。硬性歸類為真或偽，都不合適。至於藝術評價，那是藝評家的事」。再如對待有些一時難以下判斷的問題和作品，先生主張「存疑」，等待有條件時再解決。他甚至認為，有些東西恐怕是永遠存疑，不贊成強作解人。書畫鑒定，不能只憑感覺，更不是猜謎射覆。鑒、考、辨，有區別但不可分割，它是一個統一整體。先生在書畫鑒定上，建立起的科學體系，造福於後世，是他為我們所留下的最珍貴的文化遺產。

《古書畫過眼要錄》最初由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按先生的計劃共分三冊，分期出版。直到1987 年時，首冊才面世，即晉、唐、隋、五代和兩宋的書法部分，之後便因故而中斷了。稿件幾經周折才轉移到紫禁城出版社。先生生前沒有看到他這部書的印刷全本，不能不令人深感遺憾。這部書凝聚了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又一關於古書畫鑒定的重要著作，凡是從事這一方面研究學者，不可不讀這部書。舉例說，前些年隋人書《出師頌》在拍賣行中出現，舊題中曾有說是索靖所書。因為索靖（239—303）是陸機（261—303）的前輩，如果是其真跡，那麼其價值比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平復帖》要高得多。也許拍賣行出於商業操作，在拍賣圖錄中標明為「索靖」。這件作品在《古書畫過眼要錄》中，先生對古文獻的記載已經梳理得很清晰了，對問題的考辨也十分明確，可是一些學者在討論中說是說非時，都不提先生的研究成果，不知是有意避開呢？還是根本不知道有此書？

先生對工作的投入，可謂全身心的投入，這隻看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古書畫藏品所建的檔案資料就會有親身的感受。在所立欄目中，除了登記其質地、尺寸、款字、來源等各項之外，還要對其收藏印鑒、題跋進行識別，對其內容、真偽、藝術等寫出評語，查出文獻的記載，最後還有識真偽的結論等，實際是一次科研活動。先生所做的這些工作，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書畫方面的陳列研究、編輯出版及對外交流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檔案至今仍然在使用，可以看到當時所用的劣質紙張、油印表格。藍色的墨水都變淺淡了，而先生的手跡猶存。每當出版圖冊、舉辦展覽，工作人員都要據此寫說明和文章，享受著現成的果實。

在這裡我必須要嚴肅地提出，當我們在運用先生也包括其他老一輩專家的文物鑒定成果時，一定要心懷敬意，不能有意或無意掩蓋他們的勞動。先生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的「前言」中特別聲明說：「我這部書是聚零為整，收集歷年所作文篇而編成的，有幾篇在二十年前就已寫成。在未編之前，有些未發表過的單篇稿子經常為人索閱，有的人竟把其中某些段落抄錄移用，發表在專著和刊物中。別人『引用』自己的文章，是對自己的信仰，是很光榮的；但引用者應當註明來源，才是正理。」

二、功夫在鑒定之外

徐先生學習鑒定，是從學習繪畫開始的。而學習繪畫，又是從臨摹學習古人入手。他的優越條件在於，除了名師指點外，還可以直接面對古人真跡，而不是畫譜之類。徐先生家裡富有，他說：「我父親就喜歡收藏書畫，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叫我去管理這批東西，我就自己打開來看。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畫。當時上海有一個有名的老畫家叫李濤（醉石）。父親就教我跟他學。後來又拜趙時?學畫。」徐先生一開始的時候，並不是想當鑒定家，而是要當畫家。我曾經見過他十七歲時所畫的仿古冊，書和畫都已經很老到熟練了。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曾在上海舉辦過個人畫展，並開始賣畫。我曾見其臨摹的元張渥《九歌圖》、清陳洪綬《仕女圖》（圖 1），這是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人物線描，先生不但都臨摹得惟妙惟肖，而且深得神情氣韻。

圖1 徐邦達《摹陳洪綬仕女圖》 1938年作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惲壽平的《花卉冊》，1970 年左右，一次在觀賞中，先生說：「其中有一開壞了，是我全補的，你們找找看。」我們幾個毛頭小子前後翻了兩遍，竟不知在何處。於是先生指其一處說：「就在這裡。」我們用放大鏡仔細觀察，才發現這裡補了一大塊，有一些花瓣和葉子是後加上去的。這件作品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進後，楊文彬先生進行修復重裱，補紙和補畫，與原作相接得天衣無縫，堪稱「雙絕」，由此可看到先生的臨仿功力。特別是這件作品所缺失的部分，沒有原作可供參考，不是一般的修補接筆，這需要對原作者有深入研究，熟悉其風格特點、用筆習慣，同時還要有熟練的技巧，方能做到心至筆隨，如此完美。先生自從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後，完全放棄了作畫，從來沒有在這裡考慮過個人利害得失，直到晚年才重新拾起畫筆（圖 2）。先生走向鑒定之路是在碰到趙時?（1874—1945）先生之後。趙先生字叔孺，浙江鄞縣人，清末曾做過福建同知的官，清亡後寓居上海，精於金石書畫，特別是富於收藏，善長鑒別。徐先生說：「我跟趙先生學畫，到他家裡去。他把他的藏品也讓我看，並且還講解，慢慢地我也喜歡上了。後來我又跟吳湖帆學習，跟他學的還有王季遷。」吳湖帆（1894—1968）先生是吳大澂的嗣孫（圖 3），家庭富有，更富書畫收藏，在文化界、收藏界結交極廣。「與吳先生交遊，得益最多」，徐先生說，「他朋友多，學生多，我們經常聚會，在一起就討論書畫。這張好，那張壞；這張真，那張假。大家各抒己見，不同的觀點就爭論。」

圖2 徐邦達《雲嶺清秋圖》 1990年作

圖3　梅景書屋師生合影（右六為徐邦達先生）

後來我到美國紐約王季遷先生家裡，也曾問過他這段往事。王先生說：「你的老師邦達兄比我學得好，他有學問，他看畫看得緊。」王先生所說的「緊」，是指在鑒定中，對真跡要求嚴格。王先生承認他比徐先生看得要「松」一些，也就是把是真跡的標準放得寬一些。王先生說：「有些東西馬虎一些就過去了。」這是他們師兄弟之間在鑒定上標準、風格的不同。

除了書畫創作之外，古詩詞是先生另一門喜好和擅長的學問。徐先生自1950 年調到北京之後，一心一意撲在古書畫的整理、研究和鑒考上，三十餘年中，於書畫創作幾乎輟筆，故一時後輩多所不知。至於詩詞，那就更少有人了解了。先生的詩詞創作，或寄興抒懷，或鑒古題畫，偶亦涉及時事，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而情真意切，發乎性靈。然從未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也從不以此自許，純粹是為了自娛，一時寄興而已。故有些作品，無所掩飾，爛漫天真，完全可以見其個性。近些年來，稍見其自書作品，或見於展覽，或見於選集，僅只其百一。

記得1978 年秋，我們一行三人到達山東濟南，省博物館的同志除了接待我們看館藏書畫之外，周日還派出車輛和工作人員陪同我們遊覽當地名勝風景，如大明湖、趵突泉、佛峪、龍洞等。龍洞在濟南郊區，四面環山，峭壁陡立，有溶洞於峭壁上，蜿蜒如蛇行，時隱時現。於是我們拾級而上，沿著岩洞走了一遍。隱處幽暗，有人掏出廢紙點燃，為先生導路。下來以後再到峪底，見山頂有亭，我們幾個便想爬山。先生畢竟年紀較大，有些力不從心，只好作罷。當我爬上山頂，興緻勃勃地眺望四周山色，猛回頭卻見先生一人在谷底，背著雙手，獨自徘徊，當時心想我應該陪他一下。晚上回到旅館，又見先生倚靠在床頭，掏出小本在寫什麼，我便問先生寫什麼呢。先生把小本遞過來，一看，原來在填詞，寫的是白天遊覽之事。我順便翻了翻小本的前面，密密麻麻，滌滌改改，全是詩詞。我雖然也喜好詩詞，但從未於此拜過師，用過心，不過還能背得出一些古人名作。先生見我興趣濃厚，回到北京之後，就把這首游龍洞的詩書寫給了我。詞為調寄《滿庭芳》，照錄於下：

嵐合晴容，泉吟清韻，千尋層翠迷空。天開圖畫，綉出錦屏風。裂破雲根土脈，何年事，潛卧痴龍。穿邃窟，初拋列炬，回看失前峰。

蒙蒙篁竹下，修蛇邐迤，佛峪還通。暫停車坐對，是處丹楓。仰看虛亭木末，心振蕩，懸級難從。巉岩外，風呼谷應，山客若為逢。

寫作舊體詩詞，在我們前輩人中，就是一件很難的事。它除了講究平仄、對仗、音韻格律之外，還要講究工穩、雅正、修辭、用典等，在這些要求達到標準以後，才是意境、情趣、個性、特色的創新，故毛澤東才說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的話來。但是我們也不妨反過來想，從古典詩詞的寫作，也可以看出一個人對傳統文化的修養與造詣。在文物界老一輩堪稱大師級的人物中，除啟功、張伯駒兩先生於此道早已知名之外，還有張珩、朱家溍、王世襄先生亦是此中高手。

書畫鑒定不只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體會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鑒」，必須先懂得「賞」，「賞鑒」二字是不可分割開的。「賞」是在與古人對話，啟功先生曾有詩贈我說：「賞會從來在賞音，古人相照比知心」，也講的是與古人對話。古人的語言都留在字裡行間，筆墨之內，這要會心才能讀懂。然而與古人對話，先要取得對話的資格。對於傳統文化，若是一竅不通，或一知半解，連他們的語言和表達方式都不懂，這又如何能對話？「鑒」非易事，「賞」亦更難，跟隨徐先生等老一輩學習，這鑒定之外的功夫才是最難的啊！

三、隨先生考察紀行

「文革」結束之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各項工作逐步走向正軌。當時百業待興，有感於「文革」中耽誤的時間太多，文物事業呈現出青黃不接之勢，院領導斷然作出決定，給幾位老專家配備助手，一方面協助老專家整理著作，一方面以傳、幫、帶的形式，為文物事業特別是文物鑒定方面培養接班人。我有幸被選中為徐邦達先生的助手，從 1978 年至 1984 年，先後跟隨徐先生身後有六年之久。在這六年多時間裡，我們對全國各地博物館、文管會、文物商店等單位的古書畫收藏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從中獲益良多。特別是先生在為各地鑒定古書畫時，發現不少鮮為人知的國家級文物，令人終生難忘（圖 4）。

圖4 楊新先生（右一）陪同徐邦達先生在上海進行書畫鑒定

1978 年我們師生一行三人到青島市博物館考察，館方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該館古書畫藏品頗為豐富，當時除了本館原有藏品外，還包括「文革」中抄家的部分。我們一連工作了幾天，最後剩下半天時間，先生打算休息一下再起程回京。午休過後，先生說：「反正沒事，我們再到館裡去看看吧。」於是我們步行前往，到館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了。接待人員把我們引進書畫藏品庫，說「還有一點點，你們看看吧。」先生一掏口袋，沒有帶眼鏡，沖著我們講：「你們隨便看看，我就坐在旁邊。」我們先看了幾件，也的確沒有什麼發現。當工作人員拿出一個小的手卷攤開在桌上時，卷首居然寫著「唐懷素草書食魚帖」。先生立即伸過手來，將卷子捧起仔細端詳，然後回過頭來命令我們：「立即回旅館取我的眼鏡來。」

《唐懷素草書食魚帖》（圖5）白麻紙本，縱 34.5 厘米，橫 52.4 厘米，草八行，後有宋人吳吉「宣和甲辰」年（1124）跋，經先生鑒定是「古摹本」，宋人等跋及諸收藏印皆真。雖然是一件摹本，先生認為也是一件極為重要的文物，當即交代館方，立即送北京故宮博物院重新裝裱，以便妥善地保護。重新裝裱後，館方請先生題跋，先生提筆為賦《浣溪沙》一闕雲：「擔杖聲名動帝鄉，難將戒律約僧狂，食魚無份也枯腸。為報一疏扶羸疾，豈同爭坐憶顏行，綠天追配墨華香。」時在「戊午冬」（1978）。又跋雲：「此卷原有張晏、趙孟頫二跋，不知何時為人拆去移配所謂素師書《論書帖》後，惜難為延津之合也。張雲唐僧所臨，信然。」先生所說懷素草書《論書帖》今藏遼寧省博物館，卷後張晏跋雲：「藏真（懷素）書多見五十幅，皆唐僧所臨，而罕有真跡，一二知書者謂此卷最老爛，因錦襲秘藏之。」之後趙孟跋註明是為「彥清」而題，「彥清」即張晏之字。《食魚帖》上有張晏收藏印鑒多至七方，可見此卷雖為摹本，仍然受藏家所寶重，而從張晏題跋的口氣，亦可想見他和趙孟等人在一起欣賞此卷時的情景。《食魚帖》為「文革」中抄家之物，後落實政策退還給了藏家本人，曾於去年在拍賣行中出現，因索價太高而流拍。奇貨雖可居，但也要適量，此是後話。

1980 年四月，徐先生帶領我們從重慶飛到昆明去雲南省博物館考察，該館所藏古書畫作品，曾於 20 世紀 60 年代經「文物局文物鑒定組」鑒定過。我們按藏品目錄依次觀賞，先看全部「正品」，準備再留一天看「參考品」。所謂「參考品」，即是經鑒定後認為的贗品，是留待以後作研究用的。雲南省博物館的「參考品」還真不少，那天我們到達館裡後，工作人員早已準備好了一大堆書畫放在桌案上。先生坐定後，逐一過目，先是看到幾件明、清人的作品，經審定後，先生認為是錯判了，為其翻案以正名分。因為有這幾件案例，先生像淘金者一樣看得更加仔細，終於「真龍」出現了，一件元代黃公望的《剡溪訪戴圖》（圖 6）赫然在目。先生先是仔細端詳，然後叫人懸掛起來觀賞，像是問自己：「這件東西怎麼定成參考品了呢？」當時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先生一說出此作為黃公望真跡，在場的人都歡呼雀躍起來，後來館裡的負責人也都趕來了，大家都為館裡發現了一件鎮館之寶而高興。先生也興奮不已，立即讓我們退機票，再延長一天時間，將全部「參考品」看完，這也正符合館方意見。

圖6 元黃公望《剡溪訪戴圖》雲南省博物館藏

第二天搬出來的「參考品」更多，桌案上堆得像小山一樣。一看這架勢，再留一天也不夠，先生遂改變了工作方法，叫我們先看，見形跡可疑者挑出來再交先生審閱。在一件一件挑選中，我看到一個捲軸，外簽上寫著「郭熙山水」字樣。此軸裱工極其粗糙，且裝裱已部分脫落。當我展開作品之後，絹面發黑，但尚完整。當時正值上午十時左右，室外陽光燦爛，我遂持捲走到陽台上，在陽光下再看，所畫景物清晰可見：近景巨石峭岩，古木挺立，山路上有行旅行穿；中景丘崗重疊，雜樹叢生，中露平台樓閣，有人憑欄眺望；遠景峭壁聳立，奇峰倚天，愈遠愈淡。其上有清乾隆弘曆題詩，右下有「臣郭熙」小楷書三字款，細看不像後添。從繪畫的技術水平和風格判斷，這件作品即使不是郭熙真跡，也應是宋人作品。於是我便高聲叫道：「先生，快來，快來，又發現寶貝了。」先生當時正在聚精會神地審定著一件作品，聽到我的叫喊，他回過頭沖我說：「你開什麼玩笑。」他雖然面帶笑容，人卻坐著未動，他真的以為我在和他開玩笑。這下我急了，忙說：「真的，是真的，不開玩笑，先生您過來吧。」先生這才慢慢地站起來步入陽台。我雙手展開畫卷給他看，他先是一驚，隨即接過軸頭，我拉著天桿，他從上到下，又從下到上，來回掃視，又在陽光下仔細審視款字，終於抬起頭來，很嚴肅地說：「是真的。」一錘定音，大家又是一陣歡呼雀躍。

在這件作品上，乾隆的題詩是這樣寫的：「河陽（郭熙）行旅曾題句，彼似非真此似真。既曰似應猶未定，真乎欲問彼行人。」可見乾隆皇帝對此件作品曾有過懷疑，且最終未入《石渠寶笈》著錄，是將它否定了。乾隆皇帝的鑒定雖然不足為據，但是據館方介紹，1964 年著名的書畫鑒定家張珩先生來雲南時曾看過這兩件作品，也加以否定。從雲南回北京後不久，張珩先生便因身患絕症不幸逝世。我這才回憶起徐先生在慎之又慎地審定黃公望《剡溪訪戴圖》之後自問的那句話——「這件東西怎麼定成參考品了呢？」徐先生非常尊重張珩先生的意見。而張珩先生臨終前還如此勞碌，並不知自己已病入膏肓，體力不支、精移神散，故有此失誤，令人扼腕。

黃公望的作品傳世不多，郭熙的作品則更少，這兩件作品的發現，為雲南省博物館增添了兩件重寶，館方非常高興。但是這兩件作品年深月久，絹面不但灰暗還出現斷裂，加上裱工極差，如果不及時保護，有可能被毀壞。徐先生建議送北京故宮博物院重裱，館方當然是求之不得。為了防止一些人聞聲前來觀賞，怕館方擋駕不住，徐先生又用高麗紙將這兩件作品包起來，並簽上名字說：「在未重新裝裱前誰也不準開封。」由此可見他對文物的熱愛和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不久，館方派保管員楊福同志將這兩件作品送至北京故宮博物院。那天是星期天，楊福同志下飛機後直奔我家，並說他住的是招待所，攜帶這兩件珍貴文物怕不安全，要求暫時寄放我家。當時我住在南池子皇史宬院內，四口人住房面積才二十一平方米，非常擁擠。於是我便把它們放在床底下，用一些雜物掩蓋起來。第二天一上班，用自行車馱著進了北京故宮博物院。誰能想到，這兩件價值連城的國之至寶，曾在我家床下伴我們度過一宵呢？這也算是一段奇緣吧 !

四、諄諄教導，殷殷期望

徐邦達先生在20 世紀 50 年代曾給北京大學考古培訓班、60 年代給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開設過書畫鑒定課，在為國家培養書畫鑒定人才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先生的教學，一如其為人，對學生是平等的，沒有什麼嚴格的師生關係，學生並不必須聽先生的。而且，先生以鼓勵為主，從不批評，且有問必答。我和先生近距離的接觸，是同在「五七幹校」時，但直接向他請教則是從「幹校」回來之後。先生對我的關愛和鼓勵，不惟使我感動，而且終身受益，銘刻難忘。1975 年，先生曾寫了一首《浣溪沙》詞贈我（圖 7），詞雲：

幼婦黃絹許釋之，奎章異制薦同時，平生抵掌恨君遲。

渠識虹梁歸指劃，象規神禹想威儀，風流惠塑筆能期。

圖7　徐邦達先生書《浣溪沙》詞贈本書作者楊新先生

詞中用了兩個楊姓名人的典故。一是後漢時的楊修他曾對《曹娥碑》碑陰所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有解釋。二是唐代的雕塑家楊惠之，按《五代名畫補遺》記載，楊惠之「塑作，能奪僧繇畫相，乃與（吳）道子爭衡。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詞中所說奎章閣，為元文宗圖帖睦爾置，書畫鑒定家柯九思受文宗知遇，曾任奎章閣鑒書博士。此外先生在詞中自注兩處，一曰「君嘗作汴渠諸橋分布之圖」，是指我據《東京夢華錄》《汴京遺迹志所繪的《汴京河渠、橋樑街市圖》。我曾拿此圖去向先生請教，我指圖說，「根據城門與虹橋的關係，《清明上河圖》畫的應是上土橋，這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東角子門內沿城皆客店，南方來的士商都在此歇腳，而橋的北岸，是一系列的國家儲備糧食倉庫。所以這一帶人口集中，往來熱鬧。在外城的虹橋，北岸有許多墓田和寺廟，南岸未見有縱橫交錯的街市，比較冷落」。聽了我的陳述，先生表示首肯，所以後來我才敢寫文章。詞中先生另一處注是「又見其所作毛主席大象」，是指我在「文革」中，用油畫臨摹的毛澤東主席全身照，像高三米有餘，故曰「大象」。先生寫贈此詞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後生，受到先生如此青睞，我在驚喜之餘深感慚愧，只有暗暗使勁，以不辜負先生的期望。1987 年，我被文化部任命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有人告訴我，先生聽到這個消息時說：「叫楊新當副院長，可惜了。」我知道先生的心，他是怕我做了「官」，在專業上就不再長進了，先生的話是在給我敲警鐘。在書畫鑒定上，活到老要學到老，越學問題越多，這才是正常的現象。

圖8　楊新先生為徐邦達先生所作肖像

2004 年，徐邦達先生九十四歲生日，我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室幾位同事去他家祝賀（圖 8）。只見他坐在書案前，右手握筆，在翻看一本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書畫圖錄》。他見我們來了非常高興，和往常一樣，沒有客套話，即招呼我過去指著畫冊圖片說：「這張真好，頭等。」又翻著另一頁說：「這張有問題。」在畫冊的空白處有他做上的記號和簡單的評語，有的畫上一個圓圈，有的則兩個，有的則是一個叉，評語即一個「真」或「偽」字，或「存疑」兩字。語言、文字或符號的表達雖然十分簡單，但在先生的腦海里，卻是一篇篇的論文。因為這些畫幅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有的先生還寫過文章，有的雖未寫過，但也不知多少次在頭腦里打過轉轉。翻看這些畫冊，除了是一種精神享受之外，也是在重新審視，再度檢驗自己的研究，並作出新的探索。先生的點評於我當然是一次珍貴的學習，但怕他累了，我就說：「您休息一下吧。」他這才把書合上，說：「以前看畫呀是虛心，現在看畫是心虛了。」我點著頭，表示心領神會。在前述先生的《徐邦達先生傳略》中，我寫道：「嚴肅認真，獨具慧眼，直情徑行，而不固持己見，是邦達先生治學和鑒定的優點。」今天看來，豈只是優點，這是一個堅持真理、堅持科學而始終忠於職守的學者的高尚品德。他的謙遜而嚴謹的治學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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