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這位北京學者，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台灣人可能學不到中國話

42年前的7月15日，語言學者齊鐵恨在台北病逝。這位台灣的知名人物，當過作家柏楊（郭衣洞）6年的岳父，更影響了台灣幾代人的口音。至今，台灣人把「和」讀成「漢」，把「垃圾」讀成「樂色」，把液體讀成「意體」，都是拜他所賜。

積極研究「注音字母」

本名齊勛的齊鐵恨1892年出生於北京香山，自號「鐵恨」，有「恨鐵不成鋼」的寓意。他的祖籍是健銳營蒙古旗，而健銳營正是清朝八旗禁衛軍中，最具戰鬥力的隊伍。齊鐵恨的外孫郭本城曾在台灣《中國時報》撰文回憶，外公的曾祖父是健銳營蒙古馬隊的戰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捐軀。

齊鐵恨對各種語言都有興趣，不但精通滿文和蒙文，他還自學了日文。不過，他對現代漢語充滿熱愛。在北平擔任小學教師時，他積極研究「注音字母」。在1918年，作為標準漢語的「注音符號」正式發布，就是像豆芽菜一樣的文字「ㄅㄆㄇㄈ」，以此來輔助漢字的認讀。

直到至今，這套有37個字母的拼音體系，仍然出現在台灣同胞的手機、電腦、教材、工具書中。大陸的《新華字典》中，每個漢字也都用漢語拼音和注音符號同時標註。

此外，齊鐵恨還編撰過《初級國語話》和《高級國語話》，成為當時的小學教材。不過，他為人所熟知，還是去台灣推行國語。

「年輕一輩只知有日語日文」

1945年台灣回到祖國懷抱時，30歲以下的人幾乎都不認識漢字，不會說國語，也不會講閩南話、客家話。被殖民統治半世紀之久的台灣民眾，說日語遠比說漢語更加流利。

台灣著名學者方師鐸在《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中提及，「年輕一輩的人，只知有日語、日文，而不知有祖國語文……現在台灣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機關、學校，以至一般社會，還多是用日本話。」

顯然，如何讓台灣民眾能重新使用祖國文字、說祖國語言，成為國民政府一項非常緊迫且重要的任務。1944年底，國民政府就開始考慮戰後接收台灣的諸般問題，1945年上半年，「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成立，該班中設有「教育組」，著手擘畫推行國語。負責該項計劃的主要人物，便是與「漢字簡化方案」有密切淵源及《新華字典》的締造者——魏建功先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魏建功以「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的身份，借調到台灣推行國語。次年，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成員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方師鐸外，還有齊鐵恨等人。

既然要推行國語，就需要確立國語的標準。於是，魏建功在其《「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申解》中說：國語是用北平話做標準的。北平話的標準也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是北平社會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日常應用的話，並不是北平話一概算做國語。

此後，魏建功等編訂了「國音標準彙編」，以此作為推行標準國語的依據，1946年5月30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施行了這一標準。

「齊先生使勁使過分了」

這時，齊鐵恨出馬了。

為了示範標準國音讀音，1946年5月1日起，齊鐵恨每天在台灣廣播電台做示範讀音廣播。對此，同為國語推行委員會成員的方祖燊這麼說齊鐵恨——

每日在清晨七時，在電台擔任「國語讀音示範」，播講民眾國語讀本、國語會話，國民學校國語、常識、歷史、各種課本，供學國語的人收聽，匡正語音。

不過，戰後初期，台灣能夠聽懂國語的人畢竟是少數，為此，在齊鐵恨旁邊，還有兩位既通曉國語、又精通閩南話的翻譯，他們也都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成員，當時他們被稱為「雙語人才」。

齊鐵恨是「老北京」，自然帶有北京口音，於是，用作連詞的「和」就被讀成「漢」，直至今天。

老舍的兒子舒乙1994年去台灣訪問後，曾在《人民日報》發表《鄉音灌耳》的文章。他說，「台灣人居然一口北京話！而且全島由北到南，由西到東，由大人到小孩，由外鄉人到『原住民』，全會！全島二千萬人全說北京音的國語，真是一個奇蹟……」

他也注意到了台灣人把「和」讀成「漢」的問題，就向台灣作家何欣請教，何欣解釋說：「這是齊鐵恨先生在電台上教的，他的話就是法律，怎麼教就怎麼說了。」舒乙聞言大笑說：「齊先生使勁使過分了。」

既然把「和」讀成「漢」是北京土話，那麼怎麼聽不到北京人這樣說呢？這個問題，語言學家趙元任早就說過了，讀成「和」的時候，往往是白話文的「讀音」，而讀成「漢」的時候，則是「語音」。

台灣的國語的教育普及，正是由魏建功、齊鐵恨這些來自大陸並熱心教育的學人，在當時百廢待舉、諸般窘促的環境下，篳路藍縷，一步步開創而來。回想當初台灣光復初期，遍地聲聞日語，招牌儘是日文，到之後島內民眾能熟練使用中國話，老先生們實功不可沒。

1977年，85歲的齊鐵恨病逝。他生前最後任職的台灣《國語日報》發出訃告：「國語運動元老、國語日報社常務董事齊鐵恨先生辭世。」時任地區領導人嚴家淦特頒匾額，上書「遺徽永在」四字。《國語日報》至今仍在，每個字旁邊還是標著注音符號，成為一代代台灣人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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