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叫「洛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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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時期的碑誌楷書，可謂「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但作手絕不是主觀故意地「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它們出自北魏境內各地的不同書手、刻手，當然形貌各異，即使一人所書，刻工或精或粗，也會生出異態。康有為好用主觀的審美遐想追認北魏書作的勝處,意在宣揚北魏書法，鼓動變革，如果把康氏的審美評判視為北魏書法的真相、就失之千里了。

當時揩書依然是「字有定法」,而且有精美與草率之分新妍與古拙之別。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既精美又新妍的楷書體態,在洛陽一帶大量出土的北魏宗室元氏墓誌中屢屢見到，不勝枚舉，著名者有:《元楨墓誌》(496年)、《元簡墓誌》(499年)《元羽墓誌》》(501年)、《元思墓誌》(507)、《元嵩墓誌》(507)、(元詳墓誌》(508)《元銓墓誌》(512)、《元顯雋墓誌》(513)、《元演墓誌》(513)、《元珍墓誌》(514)、《元懷墓誌》(517)、《元暉墓誌》(519)、《元孟輝墓誌》(520)、《元倪墓誌》(523)、《元秀墓誌》(523)、《元崇業墓誌》(524)。

《元楨墓誌》(496年)

《元簡墓誌》(499年)

《元羽墓誌》》(501年)

《元思墓誌》(507)

《元嵩墓誌》(507)

《元銓墓誌》(512)

《元顯雋墓誌》(513)

《元演墓誌》(513)

《元珍墓誌》(514)

《元懷墓誌》(517)

《元暉墓誌》(519)

《元孟輝墓誌》(520)

《元倪墓誌》(523)

《元秀墓誌》(523)

《元崇業墓誌》(524)

北魏君王嬪妃妻室墓誌和出嫁漢人士族的元氏婦女的墓誌上，也是採用這類楷書書刻。皇族宗室墓誌是鄭重之作，石質優良，刻工的刀法精湛,轉筆的柔韻，折筆的峻峭，都惟妙惟肖地刻划出來了。書丹者必是當時的勝手。

這類楷書的特點是:點畫豐滿，俯仰向背各有姿態;橫畫起筆出鋒斜按，收筆下頓，左低右高的欹斜之態十分明顯；撇筆和捺筆寫得開張，收筆平挑；豎鉤不再平挑而是上挑「結體間架已是斜畫緊結而不是平畫寬結」。洛陽地區刻工比較精良的造像記如《牛橛造像記》(495)、《始平公造像記》(498,圖12-4.2)、《孫秋生造像記》(502)、《劉根造像記》(524),也是採用的這類楷書。

這類以「斜劃緊結」為共同特徵的新體楷書,楷法遒美莊重，接近東晉王獻之《廿九日帖》和南朝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書。因為北方這類楷書首先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流行，我們不妨稱之為「洛陽體」。

北魏後期，傳習洛陽體楷法已經蔚然成風，各地的碑誌、造像記上的楷書，都與元氏墓誌的楷書同調。如山東出土的《羊祉墓誌》(516)、(高輝太夫人墓誌》(519)、《高道悅墓誌》 (519)、《傅豎眼墓誌》(534)、《賈思伯碑》(519)、《張猛龍碑》(522)、《馬鳴寺根法師碑》(523);河北出土的《刁遵幕志》(517)、《崔敬邕墓誌》(517)、山西大同出土的《比丘尼曇媚造像記》(502)、《封和突墓誌》(504)、《元淑墓誌)(508);遼寧出土的《元景造像記》(499);陝西出土的《劉玉墓誌)(527)。洛陽體在北魏境內廣為流行，表明這種體式必是洛陽時期銘石書的主流形態。

《高道悅墓誌》 (519)

《賈思伯碑》(519)

《馬鳴寺根法師碑》(523)

《刁遵幕志》(517)

《崔敬邕墓誌》(517)

《比丘尼曇媚造像記》(502)

《封和突墓誌》(504)

《元景造像記》(499)

《劉玉墓誌)(527)

更值得注意的跡象是，洛陽體也見於當時的寫經，我們在敦煌遺書中看到的北魏後期的經卷，書寫精良者，幾乎都是採用洛陽體抄寫。我們還看到當時基層民間的《姬伯度磚銘》(523)也採用洛陽體，可見格陽體不僅是洛陽時期銘石書的主流形態，也是應用於寫經抄書的」正體字」，即北魏後期楷書的「官樣字」。

斜劃緊結的洛陽體書跡還殘留著隸意，最明顯的痕迹是豎鉤的平挑，撇筆和捺筆左右分張,字勢大多橫張，《元新成妃李氏墓誌》(517)結構的寬展，《元騰墓誌》(519)結字的平勢，《司馬昞墓誌》(520)的疏朗平扁,最為典型。

《元騰墓誌》

「洛陽體」家族中的"成員"並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

洛陽地區出土者《元緒墓誌》(507)結字修長,有左傾之勢;《元詳墓誌》圓潤秀雅，筆韻十足；《元保洛墓誌》(511)不作方頭厚筆,有流動的筆意；《元懷墓誌》筆畫勻稱瘦勁，結字寬博疏秀，顯得靜穆；《元祐墓誌》(519)的結體化解了豪縱欹側，嫻靜秀整，接近南朝的楷書風範;《孟敬訓墓誌》(514)結字緊側，呈縱勢;《李超墓誌》(525)峻美而饒有筆趣;《始平公造像記》筆畫極其方銳厚實，如斬釘截鐵，結體嚴密，字勢雄強。

再看河北、山東、陝西地區的「洛陽體」書跡，《鄭文公碑》(511)筆圓體方，含蓄穩重;《刁遵墓誌》筆力內含，圓融得頗有柔情;《崔敬邕墓誌》筆畫挺勁，結體之勢,斜聳而周正;《賈思伯碑》和《張猛龍碑》筆畫如長槍大戟,天骨開張；《馬鳴寺根法師碑》卻是生曠不整。這些都是前人筆體的差別，後人則看作是不同的「風格」了。而《皇甫驎墓誌》(515)的書刻者用隸書的波挑裝飾楷書，《鞠彥雲墓誌》(523)的作者是採用「平劃橫結」,似乎有意仿古，表示莊嚴的架勢。

如果把北魏洛陽時期的楷書置於公元6世紀的大背景中來考察，有兩個現象應當引起我們注意。

第一是洛陽體的出現，表明北魏楷書受到南朝新書風的影響，走上了棄舊圖新之路，過去的書論家把「王褒人關」事件作為「南風北漸」的開端，實際上北魏後期書法已經與南朝接軌，洛陽體就是證據。

第二是北魏後期正體楷書中的平正一派，把它和東魏、北齊通行的楷書加以比較，不難發現，這類楷式在東魏以後漸漸成為楷體的「多數派」,終於在公元6世紀後期的隋朝居於主導地位。

這就是公元6世紀北方楷書演變發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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