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美方需正確認識貿易逆差 中美應相向而行

東方網1站視頻記者 鄭翔 羅敏 谷平陽 李憲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在「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國際論壇上致辭表示，對於貿易逆差問題，美方需要正確認識，不能只片面強調貨物貿易逆差，要全面看待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以及得失，採取政策措施要建立在客觀分析基礎上，一味加征關稅只會適得其反。

曾培炎先生在會後接受東方網和中美聚焦採訪時還表示，此次G20大阪會晤，兩國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是一個良好的信號。希望中美雙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解決各自合理關切，相向而行，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貿易協議。

視頻後期：李憲明、席晨

以下根據曾培炎先生在「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國際論壇上發言整理：

去年以來，美國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摩擦並不斷升級，嚴重影響兩國及全球經濟增長前景。中國政府以極大誠意推動中美經貿磋商，期望解決雙方共同關切的問題。前不久兩國元首大阪會晤，為下階段兩國關係定向把舵，達成重要共識，再次確認了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並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這為中美關係下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從根本上講，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美雙方存在著巨大利益交集，兩國應該成為合作好夥伴，這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全世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個經濟體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同於過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化格局。有些美方人士聲稱，因為美對華貿易存在逆差，而使美方在兩國貿易中吃了虧。這個觀點我認為是片面的，落後於時代發展，實際上經不起推敲，站不住腳。

在全球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布局中，商品、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實現了大規模跨境流動，形成了全球要素的大市場、大交集、大循環和大平衡，極大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繁榮。因此，在全球化時代，需要用新的理念，不能只從貨物貿易角度，而要從全球要素流動受益的角度來核算。參與交易各主體的受益大小取決於自然稟賦、資本積累、科技水平、產業層次、勞動力素質等有關要素的比較優勢，以及參與交易的方式方法。下面我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供大家參考。

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形成的客觀必然性

美國貿易逆差由來已久，這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低儲蓄高消費形成的內部失衡，以及美國產業結構調整、製造業向海外轉移等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美元的國際貨幣主導地位是決定美長期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國的貿易逆差和美元國際貨幣主導地位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美元必須滿足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中不斷增長的交易和儲備需求，各國需要依靠對美出口來換取美元。

圖註：曾培炎先生在講話中提到，二戰後美國貿易長期順差，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國才開始出現貨物貿易逆差並不斷擴大。八十年代年均超過900億美元，九十年代增長至年均1700億美元左右，本世紀以來增長至年均6000億美元以上。同時，各國持有的美元不斷增長，美元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結算中的比例為40%左右，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更是連續多年超過60%。

第二，美國國內消費與儲蓄失衡是導致逆差的關鍵原因。美國是消費型社會，私人消費支出佔GDP比重達到近70%，總儲蓄率不到20%，低儲蓄與高消費的失衡就需要依靠對外貿易來彌補。

第三，美國產業結構調整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上世紀後半葉，為了追求發展附加值更高的服務業，同時受人力等要素成本提高和環保約束趨嚴影響，美國開始將製造業向海外轉移。從1960年至今，製造業比重從25%下降至11%，服務業比重由64%升高到80%。美國國內生產能力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工業品和消費品需求，必須大量依賴進口。

第四，美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是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政策原因。美國多年來一直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制定了《出口管制法案》以及相關的針對關鍵技術和產品的出口管制體系框架。有學者估算，如果美方將限制放寬到對法國的水平，美對華貿易逆差將減少35%。

全面客觀看待美對華貿易逆差數字

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國際貿易的業態、模式與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從貨物貿易為主轉向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並重，從最終品貿易為主轉向中間品貿易為主。只看貨物貿易而不看服務貿易，只看貿易總額而不看貿易附加值，只從GDP的角度而不從GNP的角度看國際貿易，都不能準確反映國際貿易全局。

第一，不能僅看貨物貿易，還要看服務貿易。美國服務貿易總額和出口額長期位列全球第一，中國是美國第三大服務出口市場。在雙邊貿易中，儘管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為逆差，但服務貿易是順差。

第二，美對華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對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逆差。經濟全球化分工條件下，一國的出口包含了其他很多國家的產品，用貿易增加值方法更能反映一國真實的貿易水平。中國對美貨物出口中，半數以上是加工貿易，其中大部分中間品來自於東亞地區。

圖註：曾培炎先生舉例說，一台在美售價999美元的蘋果手機，大部分零部件來自於日韓等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供應商，中國在整個製造環節中獲得的價值僅55美元以及3美元的工人工錢。

因此，如按照傳統的貿易總值方法進行計算，中美貿易逆差被嚴重高估了。根據中國商務部研究數據，按照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2018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1827億美元，比傳統的貿易總值方法減少約43%。

第三，如果從GNP的角度考慮，美方貿易受益佔優。當前的貿易統計方法是基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在全球化條件下，這一統計方法是落後於實際的。計算中美貿易額要用GNP（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將兩國企業在對方國家的經營收入也計算進來。

第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統計數據長期被高估。按照中美兩國商務部聯合開展的研究表明，美國統計的對華貿易數據長期被高估20%左右。高估部分主要包括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將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部分轉口貿易計入中國；二是由於國際中間貿易商的存在，中國出口商的賣價和美進口商的買價不同，雙方海關統計存在差異。

美國在對華經貿中是實實在在的受益者

多年來，美國在對華經貿往來中沒有吃虧，而是在國家、企業、家庭等各部門獲得了實實在在利益。

第一，美國藉助美元優勢地位獲得大量國際鑄幣稅。一張百元美鈔的生產成本只有幾十美分，而其他國家為獲取這張百元美鈔則需提供價值100美元的實物商品和服務，這個差額即為美國獲得的國際鑄幣稅。

第二，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中國商品的輸入降低了美國物價水平和居民生活成本，美國家庭因此能節省不少支出。牛津經濟研究院研究顯示，進口中國商品使美國家庭降低生活成本1~1.5個百分點。

第三，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獲得豐厚回報。中國是全球最主要的商品零售市場之一，通過與中國開展貿易和在中國投資，美國企業分享了中國發展的紅利。

圖註：曾培炎先生舉例說，如2018年，波音在中國市場營收占其全球營收的13%，蘋果公司約20%，高通公司則超過66%。此外，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利潤率較高。根據中國美國商會調查報告，在受訪企業中，2018年約三分之二的美國公司在華業務的利潤率大於或等於其全球業務利潤率。例如，耐克公司在中國地區息稅前利潤率為35.2%，高出北美和歐洲十幾個百分點。

第四，中國為美國提供大量低價美元資本。中國多年來的貿易盈餘主要通過美國國債迴流美國，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低成本資金，推動了美國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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