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孟浩然詩集箋注》志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的佟培基《孟浩然詩集箋注》（以簡下稱「《箋注》」），是近年來對孟浩然作品集或箋注或評註類成果中較好的一種。但是，其中也存在著諸多可供商榷與需重新考訂的問題。本節將這些問題歸類為「人物箋注」、「作品編年」、「地名誤注」三個方面，並擇其要者各舉五例以進行辨說，是為「志疑」，以供參考。
一、人物箋注商榷
現存孟浩然集所涉及的各類交遊人物，據粗略統計，約有150人之多（集中無，其它文獻涉及者不計其內，如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中之鄭倩之等），弄清楚這些人物的身份以及孟浩然與其交遊的歷史真實，對於全面系統地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雖然是大有裨益的。但《箋注》表現在這方面的箋注，不如意者卻甚多，下面茲舉五例，以窺一斑。
（一）裴迪與裴逈。
《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一有《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一詩，詩題中的「裴迪」，宋蜀刻本《孟浩然集》作「裴逈」。《箋注》認為應以「裴逈」為是，理由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東眷裴氏》、《郎官石柱題名考》、《新唐書·地理志》，以及石刻游芳《任城縣橋亭記》四起材料，均不作「裴迪」。
按：複次遊方《任城縣橋亭記》一文，不僅作「裴迥」，而且遊方（與石刻作「游芳」異）寫是文的「開元二十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1]，裴迥尚在任城官縣尉之職。而據張九齡《赴荊州長史制》一文可知，九齡「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貶荊州長史[2]，到任則當在是年五月前後，其辟孟浩然為荊府從事，至早也當在六月之際。《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詩有云：「歲暮登城望，偏令鄉思懸。」據此兩句，知孟浩然斯時已有歸歟之意。如此，則是詩的作年就必當在開元二十六年的「歲暮」。若如《箋注》所言在開元二十五年，孟浩然何得在腳根尚未站穩的情況下就「偏令鄉思懸」呢？此為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則是，張九齡此行荊州之任，乃系被貶所致，他又焉得在到荊州的當年「歲暮」時，就舉行如此大規模的「獵戲」活動呢？合勘此二者，是知此詩之作年，乃可肯定為開元二十六年的。而據上引遊方《任城縣橋亭記》之載，開元二十六年的裴迥乃在任城縣尉任上，此前又無材料證明其與孟浩然曾相識，孟浩然又怎麼能在荊州寫詩相「贈」呢？至於裴迥何時供職荊州，何時離荊州而改官任城尉，又何時與孟浩然及張九齡在何地相識等，《箋注》對此均無隻字相及，僅據宋蜀刻本是詩題作「裴逈」就認為應以其為正的舉措，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所以，是詩之題還是應以《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作「裴迪」為是。這是因為：其一，現存的劉辰翁評點本《孟浩然集》與元刊本《孟浩然集》，以及四種明刊本《孟浩然集》均作「裴迪」。其二，是詩中的「參卿有几子」，亦與詩題雲「裴迪張參軍」合；其三，據吳汝煜主編《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3]可知，裴迪不僅與張九齡、孟浩然有交往，而且還與王維、盧象、崔興宗、陸羽、儲光羲、杜甫等大批生活於「開天」時期的盛唐詩人關係密切，而裴逈或裴迥則不然。所以，遊方《任城縣橋亭記》中的任城尉裴逈或裴迥，不是孟浩然此詩中的裴迪，也即任城縣尉裴逈或裴迥，不曾供職於張九齡的荊州長史幕府。而《箋注》藉之以認為二人為一人，並以作裴逈」（或「裴迥」）為正者，實則甚為錯誤。
（二）張子容與張願。
孟浩然集中有《秋登張明府海亭》、《和張明府登鹿門山》、《同張明府碧溪贈答》、《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盧明府九日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同張明府清鏡嘆》、《同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張郎中梅園作》、《送張郎中遷京》等詩，其中的「張明府」、「張郎中」，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拙作《孟浩然年譜》等，皆認為是孟浩然的鄉友張子容，《箋注》則認為是張柬之之孫張願。
按：《箋注》據以立論的材料，主要為《唐代墓誌彙編》中的《唐故秀士張（點）公墓誌並序》、《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志銘並序》、《大唐谷城縣令故張府君墓誌》三文，以及《唐會要》卷七十之載。據這四起材料可知，張願確在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始任奉先縣令，開元二十一年為駕部郎中。張願既然曾先後任奉先縣令與駕部郎中，其自然是可稱之為「張明府」與「張郎中」的。但將其目之為孟浩然集中的「張明府」與「張郎中」，則存在著以下兩個疑竇。首先，無論是孟浩然集還是現存的唐代墓誌等文獻資料，均無孟浩然與張願有過交往的記載。而據《新唐書·張柬之傳》、《唐代墓誌彙編·唐故著作郎張公墓誌》、岑仲勉《貞石證史·張柬之世系糾謬》，以及兩《唐書·高宗紀》、《中宗紀》等材料可知，張柬之在神龍元年（705年）七月「恩拜本郡」回襄州後，於翌年正月即被武三思「構」罪貶「新州司馬」（《舊唐書·中宗記》），至唐睿宗景雲元年（710年）始昭雪平冤。即是說，在神龍元年至景雲元年的五年內，以張柬之為首的張氏家族曾經歷了由「長安遷居襄陽，再由襄陽遷居長安」的大搬遷。但在此五年中，孟浩然時齡僅為十六歲至二十歲，在如此年齡段內的孟浩然要想在襄陽與張願父子相交，乃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是一則孟、張兩家此前並不相識，二則孟浩然斯時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知名度。其次，在張願任奉先令的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前，孟浩然雖曾到過長安，但斯時的孟浩然仍如前一樣不曾與張願相識，更不曾到過張願所供職的奉先縣，以此推之，孟浩然在長安期間應是根本不知道張願乃在奉先令任上的。而《唐會要》明載張願任奉先令的時間在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以及《箋注》在該書《前言》中對《自洛之越》的箋注，認為孟浩然之自洛之越乃始程於開元十七年秋天的認識，又構成了對此最有力之佐證。這是因為，據《箋注》所言，張願之供職奉先縣令，乃是在孟浩然自洛之越的三個月以後，即孟浩然之越在前，張願任奉先令在後。既如是，孟浩然在《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一詩中，又何得稱張、孟二人當時之境況是「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呢？
更何況，開元十八年秋冬時節，孟浩然乃在由長安還襄陽的途中。孟浩然欲離長安之際，王維曾賦詩以送，其集中的《送孟六歸襄陽》一詩，即為確證。詩云：「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4]。待至南陽時，因大雪所阻，孟浩然寫《南陽北阻雪》一詩以紀之。詩云；「我行滯宛許，日夕望京豫。曠野莽茫茫，鄉關在何處。孤村煙際起，歸雁天邊去。積雪覆平皋，飢鷹捉寒兔。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5]這兩首詩是孟浩然開元十七年不曾「自洛之越」的最有力證據。考王維生平，其開元十三年由濟州還長安，開元十六年前後供職「淇上」為小吏，開元十七年還長安從道光學「頓悟」，開元十八年秋冬賦《送孟六歸襄陽》詩後，旋即「轉官吳越」，開元十九年春末北返[6]。王維的這一生平實況表明，其《送孟六歸襄陽》是絕不可寫於開元十七年秋或其前的；而孟浩然《南陽北阻雪》亦如是，因為據兩《唐書·玄宗紀》及《食貨志》可知，開元十七年的「是冬無雪」。
以上的考述表明，孟浩然集中的「張明府」與「張郎中」是否為張願，《箋注》並無直接材料證實，而僅僅是在兜圈子而已，因而是難以成立的。但張子容則不然。據孟浩然集中《尋白鶴岩張子容隱居》、《晚春卧疾寄張少府宅》、《送張子容赴舉》、《除夜樂城張少府宅》、《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峴山亭寄晉陵張少府》、《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等詩，以及芮挺章《國秀集》、計有功《唐詩紀事》、辛文房《唐才子傳》等材料可知：（1）孟、張兩家在襄陽為通家之好；（2）張子容及第後曾先後任晉陵、樂城尉，孟浩然在詩中多稱其官銜；（3）張子容曾由樂城入京。將此三者合勘孟集中關於「張明府」、「張郎中」之詩，則知張子容入京後又曾先後任奉先令、戶部郎中、義王府司馬等職。張子容任戶部郎中，可從趙鉞、勞格《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略獲之，是書卷十一「戶部郎中」第四行有「張□容」，其前為姚珽，後為唐從心[7]。據兩《唐書·姚珽傳》等材料，知此二人生活的年代均在神龍、開元期間，與張子容正合。而傅璇琮等《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又表明，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名「張□容」者，只有張子容一人，則「戶部郎中」中之「張□容」為張子容，當可遽斷。
雖然如此，但張子容何時曾任奉先令，則還有待作進一步之考察。
（三）袁左丞與賀侍郎。
《孟浩然集》卷二有《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一詩，其中的「袁左丞」與「賀侍郎」，《箋注》以林寶《元和姓纂》、《新唐書·張九齡傳》、《舊唐書·賀知章傳》三起材料為據，認為其即袁仁敬與賀知章，並系是詩於開元十六年，實則大誤。
按：複次林寶《元和姓纂》卷四「襄陽袁氏」與《新唐書·張九齡傳》，其中確有「唐尚書左丞袁仁敬」的記載，而賀知章於開元十三年也確曾「遷禮部侍郎」，但此並不能證實袁、賀二人就是孟浩然是詩中的「袁左丞」與「賀侍郎」。其原因在於，袁仁敬何時任尚書左丞，林寶《元和姓纂》等均無明載，而《舊唐書·賀知章傳》載賀知章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後，乃是「俄屬惠文太子薨，由是改授工部郎兼秘書監同正員」。檢《舊唐書·惠文太子傳》有云：「惠文太子范……（開元）十四年，病薨。」則賀知章的「改授工部侍郎兼授秘書監」，至遲在開元十四年底者，即可論斷。又據《舊唐書·職官志一》，秘書監為「從三品」，工部侍郎為「正四品下」，若孟浩然詩中的那位「賀侍郎」為賀知章，孟浩然在詩題中本應稱其為「賀秘監」的，其何得棄高就低稱其為「賀侍郎」呢？此為其一。其二，從版本學的角度講，《文苑英華》著錄孟浩然是詩「袁左丞」作「袁中丞」，而明人凌濛初刻印劉辰翁、李夢陽評點本《孟浩然集》，日本明治間近藤元粹本孟集，於是詩之題均無「賀侍郎」三字。這一實況表明，孟浩然此詩究竟應以何為正者，尚屬於一個需加考察與辨證的問題，但《箋注》在未對此弄清楚的情況下，即認定「袁左丞」與「駕侍郎」為袁仁敬、賀侍郎的舉措，顯然是既不嚴肅也不嚴謹的。其三，《箋注》為系是詩的作年在開元十六年，並以之證實孟浩然在是年前即開元「十五年冬，赴京師長安」一次，乃僅引了《新唐書·五行志》的一則記載：「開元二年五月壬子，久雨……十六年九月，關中久雨，害稼。」但《箋注》的作者殊不知，兩《唐書·玄宗紀》、《裴耀卿傳》、《食貨志》等，還記載了開元二十一年秋天長安地區曾下過一場成災久雨的事實。假若孟浩然是詩寫於開元二十一年秋，則斯時不僅袁仁敬已辭世數年，而且賀知章早已與「侍郎」無涉；如果《箋注》認為是年的長安久雨乃非孟浩然詩中的「秦中苦雨」，就應以確鑿的材料對其予以證實，然其卻隻字未及。
綜以上三者，是知《箋注》認為此詩題中之「袁左丞」與「賀侍郎」為袁仁敬、賀知章的說法，顯然是缺乏材料上的依據的，則其不足據信者，乃顯而易見。
（四）錢八與薛八。
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卷中有《夜泊牛渚趁錢八不及》一詩，《箋注》認為，此錢八「又作洛八，薛八，名不詳」，乃屬失考。
按：孟浩然此詩之題，應以《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為是，即其正確者應作《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這是因為，一則現存的幾種明刊本《孟浩然集》著是詩之題皆與《四部叢刊》本同，另則孟浩然集中尚有《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作《雲門蘭若與友人同游》）、《廣陵別薛八》二詩，以紀孟浩然與薛八之交遊。又，岑仲勉《唐人行第錄》於「又薛八」中在列舉了孟浩然集中與薛八相關的三首詩後，說：「惟毗陵集一《三月三日自京到華陰水亭獨酌寄裴六薛八》，疑與孟之薛八為同一人。」 [8]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一於薛八則注云：「獨孤及有《三月三日自京到華陰水亭獨酌寄裴六薛八》詩，又有《送薛處士業游廬山序》，言其『敦於詩，困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寡尤。口弗言祿，祿亦不及。』《唐詩紀事》錄存薛業詩兩首，其一題為《晚秋贈張折衝》，浩然亦有《與張折衝游耆閣寺》詩，兩人均與張沖折有交遊，疑此薛八即薛業。」 [9]岑、徐二說，皆認為孟浩然集中之薛八即獨孤及詩中之薛八，亦即其文中的薛業其人，良是。《箋釋》未及，實屬遺憾。
（五）辛諤與辛之諤。
宋蜀刻本《孟浩然集》有《都中送辛大》、《送辛大不及》、《夏日南亭懷辛大》、《張七及辛大見尋南亭醉作》等詩，《箋注》認為其中的「辛大」，皆為《西山尋辛諤》中的「辛諤」其人，故於《都下送辛大》一詩的「箋注」中認為：「辛大疑即辛諤。」
按：《箋注》此之所箋乃為誤，蓋因唐代並無辛諤其人。其實，孟浩然詩中的「辛大」、「辛諤」，皆為孟浩然的鄉友辛之諤，即「辛諤」乃辛之諤之訛。辛之諤其人，《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錄其《敘訓》二卷，有注云：「開元十七年，辛之諤上《敘訓》二卷，授長社尉。」徐松《登科記考》卷七，即據《新唐書·藝文志四》此之所載，考訂辛之諤為開元十七年「上書拜官五人」中之一人。所以，《箋注》關於「辛大疑即辛諤」的認識，其實是因未諳《新唐書·藝文志》、徐松《登科記考》皆載辛之諤事迹而致誤。
二、作品系年辨誤
《箋注》在以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為底本進行「校」、「箋注」、「按」的同時，於具體的「箋注」中還對孟浩然集中的有關作品進行了系年，但其中的某些系年，不僅缺乏文獻依據，而且還頗多錯誤，故乃大有辨正之必要。為便於認識，這裡亦舉其錯誤五例如下，或可獲窺管見豹之效。
（一）《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
《箋注》認為：「此詩當作於開元十九、二十年間，孟浩然經會稽、永嘉赴樂城尋張子容，而崔國輔時任山陰縣尉，正奉使北上長安。」
按：《箋注》的這一系年，純屬自說自話所致，原因是現的存見之有關崔國輔生平的各類材料，均無其在任山陰尉時曾「奉使北上長安」的記載。其實，此詩的正確作年，乃在開元二十三年春。考徐松《登科記考》卷八於開元二十三年的「牧宰舉」列崔國輔名，並有云：「《新唐書·藝文志》：『國輔應縣令舉，授許昌令。』縣令舉，疑即此牧宰舉也。」[10]徐松所說的「此牧宰舉」云云，所指為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所下的一道詔令，對此，《舊唐書·玄宗紀上》乃有載，其云：「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以上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一人。」 [11]正因為崔國輔在開元二十三年春因「牧宰舉」而入京，故孟浩然是詩乃有「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之謂。所以，是詩作年非如《箋注》之所言，乃在「開元十九、二十年間」，而是在開元二十三年的春天。
（二）《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箋注》箋此詩云：「……《儲光羲集》卷五《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此即和儲詩而作。時在開元十七年春。」
按：是詩的作年非為開元十七年，《箋注》此系誤。考《全唐詩·儲光羲集》中有《大酺得長字韻》一詩，其題下有注云：「時任安宜尉。」 [12]儲光羲詩題中的所謂「大酺」，是指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唐玄宗為慶賀其生日，乃詔令天下諸州宴樂並休假三日，對此，《舊唐書·玄宗紀》有載，茲不具引。而開元十七年春，孟浩然乃在長安，其集中的《長安早春》乃可證之。詩有云：「關唯東漠，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樂建寅春。雪盡青山樹，冰開黑水濱。……何當桂枝擢，歸及柳條新。」[13]又，孟浩然《題長安主人壁》云：「久廢南山田，叨陪東閣賢。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枕籍琴書滿，蹇帷遠岫連。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促織驚寒女，秋風感長年。授衣當九月，無褐竟誰憐。」[14]據「猶未獻甘泉」、「庭樹忽鳴蟬」諸句可知，此詩乃寫於開元十八年的春天，其題既作「題長安主人壁」，可知開元十八年的春天孟浩然仍在長安。而此，也可確證孟浩然的「自洛之越」，是並非始於開元十七年的秋天的（詳上對「張子容與張願」之志疑）。
又，《全唐詩·儲光羲集》有《貽鼓吹李丞時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也》一詩，表明儲光羲至洛陽之時為開元二十年。是詩題中的「信安王北伐」，據兩《唐書·玄宗紀》、王溥《唐會要》、司馬光等《資治通鑒·唐紀》所載可知，乃在開元二十年春，始程地則為洛陽（儲光羲此詩有「出車發西洛」之句）。儲光羲斯時既以是詩替其友人「鼓吹李丞」送行，則其春在洛陽即可遽斷。又據《舊唐書·玄宗紀上》，開元十九年十月、十一月，唐玄宗與文武百官均在洛陽，時為都官郎中的呂向（參見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翰林學士壁記注補·玄宗》），自當隨駕至東都。此則表明，儲光羲《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組詩，只能是寫於開元二十年春之洛陽。而孟浩然既「同」儲光羲此詩，其所表明的則是，斯時孟浩然亦在洛陽，如此，其《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一詩之作年，為開元二十年的春天，也就甚為清楚。
（三）《赴京途中遇雪》。
《箋注》認為「此詩當作於開元十五年冬」，乃誤。
按：上引是詩有云：「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冊川。落雁迷沙渚，飢鳥集野田。」檢兩《唐書·玄宗紀》、《五行志》、《食貨志》，開元十五年的「秦京道」根本無下雪之記載，則是詩非作於開元十五年者，乃甚明。按要詩之題，凌濛初刻印宋劉辰翁、明李夢陽評點本《孟浩然集》、朱警嘉靖十九年輯刻《唐百家詩》本《孟浩然集》、王維、《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均作《赴命途中遇雪》。所謂「赴命」，即奉命入京，亦即奉詔入京。關於孟浩然曾奉詔入京的史實，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三有載：「明皇以張說之薦召孟浩然，命誦所作。」[15]考張說生平，其於開元十一年四月「正除中書令」，大權在握，而其平生又喜識拔後進，且此前又與孟浩然頗具交誼[16]，則其薦孟浩然於玄宗就當在開元十一年。而據《舊唐書·玄宗紀上》記載，開元十一年冬天的「秦京道」恰好下過一場大雪：「是月（十一月），自京師至於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餘。」詩史互印，事實確鑿，則此詩作於開元十一年冬天，即可肯定。而此，又可表明，《箋注》於其有《前言》中認為孟浩然在「開元十五年冬，赴京師長安」的說法，亦乃為誤。
（四）《永嘉別張子容》。
《箋注》於此詩之「箋注」中說：「張子容時任樂城縣尉，開元十九年冬末，孟浩然至樂城會晤故友，二十年春初同游永嘉，後北歸返襄陽，（寫）此詩相別。」
按：孟浩然集中有《送張子容赴舉》一詩，述寫了孟浩然在襄陽與張子容分別的事況。斯時，張子容赴京應試，孟洗然則賦是詩以送。據徐松《登科主考》卷五，知張子容先天元年及第，則孟浩然在襄陽相送並寫是詩之時間，就當在是年前一年即景雲二年。又，孟浩然集中有《除夜樂城張少府宅》一詩，記述了孟浩然與張子容自襄陽分別後於樂城之再見，其中有云：「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餘春。」孟浩然與張子容再會於樂城的時間，若如《箋注》所言在開元十九年冬，則由是年上數至二人襄陽相另的景雲二年，其間乃整二十年，按理，孟浩然應將此詩句作「一別二十年春」，方可與事實相符，然其作「一別十餘春」而不是「一別二十春」者，所表明的是二人之樂城再會，乃絕非如《箋注》所言是在開元十九年冬的。如此，則知《箋注》認為《永嘉別張子容》寫於開年二十年的說法為誤，也就不言而喻。
（五）《自洛之越》。
《箋注》於此詩之「箋注」有云：「此詩作於開元十七年秋。」而其於《前言》中，則有孟浩然開元「十七年秋，自洛陽經汴水往游吳越」云云，即是據此而為，實則乃誤。
按：據是詩，知孟浩然確曾「自洛之越」一次，但其時間卻並非如《箋注》所言是在開元十七年的秋天。孟浩然集中有《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一詩，其中有云：「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此二句詩所表明的是，孟浩然寫此詩時，已在越中度過了兩個夏天一個春天即三個年頭，故其才有「久滯越中」之謂。以此勘之《箋注》認為孟浩然「自洛之越」始於開元十七年秋天的說法，則孟浩然寫是詩時，就當在開元二十年春。而《箋注》又認為孟浩然集中的《歸至郢中作》一詩，「為孟浩然漫遊吳越返鄉途中所作」，則孟浩然此行還襄陽最早當在開元二十年的夏五月前後。然而《箋注》的這一結論，卻和開元二十年春孟浩然在洛陽與儲光羲過從的事況（詳上對《同儲十二洛陽道中》詩系年之志疑），乃大違其背，則是詩之作年非在開元十七年秋者，即已明若觀火。
三、地名誤注訂正
在包括《箋注》在內已問世的六種孟浩然集整理本中，《箋注》對於地名的「箋注」，是屬於用力較勤的一種，然其亦多有誤注或誤箋，下面特例舉五端以訂正之。
（一）香山。
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卷上《尋香山湛上人》詩有云：「朝游訪名山，山遠在空翠。……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箋注》注此「香山」引《京山縣誌》云：「香山在（京山）縣北八十里，即今湖北京山，地處襄陽東南。孟浩然已久居襄陽鹿門山，至此訪友在情理中。」
按：今湖北京山縣之香山，遠距襄陽約400公里左右，且其由襄陽至此山，古今均無路相通（今由襄陽始程，須經宜城、鍾祥、京山、山陽，方可至香山），此為其一。其二，《尋香山湛上人》詩明言「朝游訪名山」，表明孟浩然所訪之香山，乃為一座「名山」，而京山香山並非名山。其三，詩題中的「湛上人」即僧人書法家湛然，考湛然生平，其從不曾涉足唐之京山縣境，更不曾隱居斯地。其四，孟浩然一生足跡亦不曾至京山，更不曾至此香山。綜此四者，是知孟浩然此詩中的「香山」，應以徐鵬《孟浩然集校注》、曹永東《孟浩然詩集箋注》所注之「河南洛陽香山」為是。
（二）竹東山。
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卷中有《行出竹東山望漢川》一詩，《箋注》注「竹東山」引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認為此山乃「竹山縣東之山」，亦即坐落於湖北竹山縣「東南三十里」的方城山，實則為誤。
按：是詩有云：「猿聲亂楚峽，人語帶巴音。……坐欣沿溜下，信宿見維桑。」所寫乃為峽江一帶的風情風俗。據此，知孟浩然此行乃是乘船順長江而下，待至「漢川」（漢水入此長江處），而寫此詩以紀之。但《箋注》據《行出竹東山望漢川》這一詩題則認為，此詩乃寫於「竹山縣東之山」一帶。然需指出的是，今湖北竹山縣，北距漢水約180公里，南距長江約500公里，且南北兩途之間皆崇山峻岭，是地不僅無「人語帶巴音」之俗況，而且根本不能「坐欣沿溜下」。另外，綜孟浩然一之行蹤可知，其從不曾至今湖北竹山縣境，又如何會在斯地「行出竹東山」呢？而且，古今竹山縣，壓根就沒有所謂的「竹東山」（「竹山縣東之山」為方城山，但其並不能稱為「竹東山」）。而就全詩之所寫言，此詩之題應以《文苑英華》作《行至漢川作》為是。另從版本學的角度審視，《文苑英華》較之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是更具版本學價值的。而此，也是《文苑英華》後的明銅活字、《唐百家詩》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等，乃皆作《行至漢川作》的原因之所在。
（三）秦嶺。
孟浩然《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詩云：「試登秦嶺望秦川，遙憶清明春可憐。仲月送君從此去，瓜時須及邵平田。」《箋注》注其中的「秦嶺」，引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云：「秦山，一名秦嶺，在縣東南五十里。南入商州，西南入華州。山高三千丈，周回三百餘里。」
按：《箋注》將此「秦嶺」箋注為「商州秦嶺」者，實則大誤，這是因為，時在「越中」的孟浩然及其友人「張少府」，均不可能去「試登」遠在數千里之處的「商州秦嶺」而「望秦川」的。所以，此詩中的「秦嶺」，只能是在越州而非商州。考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浙江·杭州府》有云：「秦望山，在錢塘縣西南四十二里，陳顧野王《輿地誌》：『秦始皇東遊，登此冊瞻望，能渡會稽，故名』。」 [17]此越中之秦望山，孟浩然不僅曾經登臨過，而且其集中還有詩載之，可見，「試登秦嶺」之「秦嶺」，當即是山無疑。而此，亦與詩題「越中」吻合。又，李景白《孟浩然詩集校注》、徐鵬《孟浩然集校注》、趙桂藩《孟浩然集注》等，均注「秦嶺」為此秦望山者，又可為之佐證。另，此詩第二句的「清明」，《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以及明銅活字本等四種明刊本《孟浩然集》均作「青門」，是，蓋因其與第四句的「瓜時須及邵平田」正相叩合。按青門在長安，為邵平種瓜處，《三輔黃圖》有載，不具引。《箋注》對此既未校勘，亦未箋注，實屬不的。
（四）龍興寺。
《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二有《登龍興寺》一詩，《箋注》將其編在「集外詩」內，並注「龍興寺」云：「在岳州，《輿地紀勝》卷六九《荊湖北路·岳州》：『法寶寺，唐曰龍興，下瞰氵邕湖。《李太白集》卷一九《與賈至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氵邕湖》。」
按：岳州有龍興寺，李白集中的「龍興寺」即此龍興寺，均屬正確，但孟浩然集中的「龍興寺」是否亦為此龍興寺，則頗值懷疑。這是因為，李白在詩中明確交待了其與友人所登龍興寺的地理背景及其所在地，而孟浩然詩則未能如此。考蘇頲《陝州興龍寺碑》可知，唐中宗神龍元年，曾「制天下州盡置大唐龍興寺」，陝州則以「宏福寺為之」 [18]。其中之「制」表明，自神龍元年及其後，當時的全國各州均「置」有龍興寺，所以，宋代岳州的法寶寺，在「唐曰龍興」者，即與此相關。而李華《揚州龍興寺經律和尚碑》中之揚州龍興寺，陸微《吳地記》所載之今杭州城北龍興寺，等等，即皆與蘇《碑》所載之「制」不無關聯。由是而觀，可知《箋注》認為孟浩然集中的「龍興寺」在岳州的認識，顯然是十分草率的，因為當時的情況是，全國各地皆以「制」為據，「盡置大唐龍興寺」。
（五）鹿門山、鹿門寺。
《箋注》卷中有《夜歸鹿門寺》（《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作《夜歸鹿門歌》）一詩，題中的「鹿門寺」，《箋注》注云：「在襄陽宜城縣鹿門山，參見前《題鹿門山》注。」
按：《箋注》於《題鹿門山》注引《輿地紀勝》卷八十二《襄陽府》云：「鹿門山，在宜城縣東北六十里，上有二石鹿，故名。」這條材料所表明的是，坐落於宋代「襄陽府」境內的鹿門山，其東南距宜城縣為「六十里」，並沒有說鹿門山「在襄陽宜城縣」。所以，《箋注》認為鹿門寺在「襄陽宜城縣鹿門山」的說法，顯然為誤。另據清人王萬芳《襄陽府志》的記載，鹿門寺所在的鹿門山，距襄陽縣「東南三十里」，是地古今均與宜城縣無涉。所以，鹿門山不在「襄陽宜城縣」，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一「襄州·宜城縣」無鹿門山之載者，又可為之佐證。
以上的十五條「志疑」，誠如本節開首所言，主要是立足於《箋注》的「人物箋注」、「作品編年」、「地名誤注」三個方面的。而除此三個方面外，《箋注》中還有另外一些類型的「箋注」，也是需要加以辨證與證偽的，如對有關典章制度與職官稱謂之「箋注」的互為矛盾，或前後抵牾等，即為其例。因此，我們殷切希望《箋注》在再版時，《箋注》作者能對存在於其中的各類錯誤予以逐一檢核與訂正。
注釋：
[1]遊方《任城縣橋亭記》，《全唐文》卷三六五，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2]張九齡《赴荊州長史制》，《張九齡集校注·附錄·誥命》，中華書局2008年版。
[3]吳汝煜主編《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江蘇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4]王維《送孟六歸襄陽》，《全唐詩》卷一二六，中華書局1966年版。
[5]以上所述王維開元十三年至開元十九年行蹤，且體參見拙作《王維轉官吳越考略》一文，載《山西大學學報》2004年5期。
[6]孟浩然《南陽北阻雪》，《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三。
[7]趙鉞、勞格《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十一，中華書局1992年版。
[8]岑仲勉《唐人行第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9]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
[10]徐松《登科記考》卷八，中華書局1984年版。
[11]劉?等《舊唐書·玄宗紀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
[12]儲光羲《大酺得長字韻》，《全唐詩》卷一三九，中華書局1966年版。
[13]孟浩然《長安早春》，《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二。
[14]孟浩然《題長安主人壁》，《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孟浩然集》卷一。
[15]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6]《全唐詩·孟浩然集》中之《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荊門上張丞相》二詩中的「張丞相」，所指皆為張說，可參看。又，據拙著《唐人生卒年錄》（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說」條，張說卒於開元十八年，則孟浩然與張說過從於是年前者（即此二詩皆寫於是年前），即可論斷。
[17]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浙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蘇頲《陝州興龍寺碑》，《全唐文》卷二五七，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本文原載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孟浩然研究》，2019年7月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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