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位經濟學家展望中國經濟學發展
本文內容是根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等科研機構，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全國高校，以及廣東省政府等21位專家學者在經濟所建所90周年國際研討會2019年5月17日第四單元主題論壇「中國經濟·知識體系·學科發展」上的發言編輯整理而成，該論壇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鬍樂明研究員和張曉晶研究員主持。
馬援（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局長）：通過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深感學科體系建設是對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一個關鍵。三年來，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共同任務就是抓學科建設。高校系統的雙一流建設，其實就是圍繞著學科建設展開的。中國社科院也把學科和人才建設作為工作重點。作為一個專門從事研究的學術機構，中國社科院和高校作為教學機構的學科定位有所不同，其中經濟所就是中國社科院經濟學科建設的縮影。其有以下幾個特點：學科歷史悠久、門類齊全、基礎雄厚、功能突出。中國社科院很多研究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之後，在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關懷下也成立了一些研究所，比如文學所、宗教所，都是中央領導直接批示成立的。到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中國科學院分離出來以後，鄧小平同志專門指示成立了幾個新的學科，我們又迎來了中國社科院學科建設的又一個大的歷史發展期。
目前，我院在國家標準的學科體系中，有一級學科19個，按照研究所建制的一級學科有14個。總的來講，中國社科院可以稱得上是六大學部門類齊全，涵蓋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主要學科。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中國社科院的學科建設是根據我院的功能定位來設置的。根據中央的要求：一是要建成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二是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三是建設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要思想庫和智囊團。這幾個定位決定了我們學科建設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側重點。
雖然現在抓學科建設是建立在對學科現狀分析的基礎上，但也有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首先，很多研究所建所以後，一些學科可能就比較定型了，很多研究室的建制存在學科設置過時的問題，跟不上時代需求。例如，在計劃經濟時代設立的應用型的研究室和應用型的學科，現在已經沒有研究對象了，但是這樣的研究室仍然存在。其次，很多研究室的設置過於專業，但是從學術或者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講，過於專、深，這個問題比較典型。從智庫定位出發，學科之間的壁壘又非常高，學科和學科之間的融通不夠，在發揮智庫功能的時候，大家往往只能講一個片斷性的問題，形不成一些綜合的戰略性的觀點。因此，我院在學科的組織機制上，有相應的需要改革的地方。再次，學科的平台支撐不足，包括硬平台和軟平台。軟平台的支撐就是所謂的支撐制度。硬平台包括學術期刊、學會、研究中心、網站和學術論壇。但是我們發現，這些學術平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學科長遠的建設規劃，各單位各行其是，怎麼有效地對學科發展形成有效支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因此，未來的規劃是：首先，摸清家底，進行學科狀況評估；其次，撤改並建，淘汰過時的，改名不符實的，合併力量分散的，建時代呼喚的學科；再次，夯實基礎，包括軟平台和硬平台，瞄準前沿，推出一批引領學科發展的學科和人才；最後，實現融合創新。
陳雲賢（廣東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就政府的職能行為問題而言，從自身實踐的角度來談，應該重視區域政府的經濟行為，構建中觀經濟學。首先，從區域政府的角度上看，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是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社會民生。圍繞這三大職能，區域政府可調配的資源有三類：一是可經營性的資源，與產業經濟相配對。二是非經營性的資源，與民生經濟相配對。三是准經營性資源，這是以基礎設施為主體的狹義城市經濟的概念。在經濟學理論中，它被定義為公共產品；但在實踐操作當中，經常被交給私人部門、私人企業來共同開發。所以將它歸於可經營性還是歸納於非經營性，要根據地方的財政支出狀況來決定。在這個過程當中，區域政府存在著雙重的角色：一是宏觀角色，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區域政府要百分之百執行。二是准微觀的角色，區域政府要實現區域利益的最大化。
區域政府要優化資源的調配，它的目標函數由財政決定。因為區域政府要扶持產業經濟，要保底提升民生經濟，要參與發展城市經濟，都需要以財政收入作為背後主要支撐，就出現了在客觀上與政府有關的准經營性資源。但是，資源生成領域的准經營性資源也存在著動態性、經濟性、生產性和高風險性。因此，區域政府必然會作為第一投資參與者的身份出現。區域政府參與性表現在哪裡？第一，體現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上，主要包括對項目的競爭，對產業鏈條配套的競爭和進出口的競爭。第二，體現在經濟措施上，主要包括對基礎設施投資環境的競爭，對人才科技的競爭以及財政金融的競爭。第三，體現在區域經濟管理效率的競爭上，主要包括政策體系的支撐、環境體系的支撐和管理效力的支撐這三方面的競爭。這三大類九要素的競爭形成了區域政府的競爭，且不同於企業競爭，形成了市場競爭主體互相彌補又互相支撐的市場競爭體系。
所以，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資源約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資源優化配置中的資源利用問題，而中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資源生成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微觀經濟學的主體是企業，中觀經濟學的主體是區域政府，宏觀經濟學的主體是國家或者說其他國家（聯合政府）。這三者依靠價格、財政收入和國民收入決定，支撐了整個市場經濟雙重競爭主體的模型與格局，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中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區域經濟發展單位、經濟行為及其後果；研究的對象是資源生成基礎上的配置；研究的焦點是影響區域政府競爭的主要經濟變數，即區域財政收入的決定與區域財政支出的機制；研究的內容是資源生成理論、政府雙重熟悉理論、區域政府競爭理論，政府超前引領領域和區域經濟新引擎理論、市場競爭三重主體理論和成熟市場經濟的雙重機制理論，等等。
如果從重視區域政府經濟形勢的角度，到分析區域政府對產業經濟、民生經濟的政策措施，再進一步引申到分析區域政府參與三大類九要素的區域政府競爭格局，則其不同於企業的競爭，但又與企業競爭相互支撐、相互聯繫，形成現代市場經濟的雙重主體。成熟的市場經濟一定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融合的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正在朝著這個方向邁出堅實的步伐，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應該要書寫的一個大概的路徑和方向。
常修澤（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我發言的題目是「共同經濟基礎論」再討論。首先，做一個簡要的回顧。我在2010年出版了《產權人本共進論》一書，在該書中分析了中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關係，可用八個字概括：「相得益彰，共同發展」。根據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得出了自己的一個看法：在中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它們都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簡稱「共同經濟基礎論」。2013年10月，我出版了一本有關全面改革新思維的書，即《包容性改革論》。在這本書中，進一步闡述了此前提出的「共同經濟基礎論」，重申此前提出的，「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它們都應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基於這樣一個研究，書中提出「包容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產權體系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2018年我主筆完成的《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四十年》出版。
再探討四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歷史維度。就是新中國的《共同綱領》，認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是構成新中國經濟的幾種主要形式」（而且有「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字句），這是歷史，這是當初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這一思想曾經被哲學家概括成「綜合經濟基礎論」。
第二維度，理論維度。我在《包容性改革論》提出：「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包容性體制與排斥性體制，各有優劣，但是算總賬，「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
第三個維度，實踐維度。我是用「兩隻眼睛」看中國現階段所有制結構的，一隻眼睛看經濟流量指標，一隻眼睛看資產存量指標。從經濟流量指標看，中國現在所有制到底是什麼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經濟座談會上用了「56789」，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都是民營經濟提供的。這反映了什麼？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流量的格局。
除了這個經濟流量指標以外，就是資產的存量指標，即中國的所有制結構。中央領導講話里有民營企業和個體戶近1億市場主體、註冊資本165萬億元的提法，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數不是特別準確，因為有的是虛假註冊，有的註冊以後又收回。由於從統計局拿不到中國民營經濟資產總量數據，我到全國工商聯和相關部門做了調研，估計中國的民營企業存量資產大約是100萬億元左右。
中國國有資產的存量是多少呢？2018年國務院提交人大的報告中有四個板塊：經營性國有資產、金融性國有資產、非經營性的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資源性資產。資源性資產主要是實物指標，包括土地、石油天然氣、淡水等，具體價值總量沒有公布，但是前面三類都有。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中根據對相關部門的調研，估計出四類國有資產總存量大約500萬億元。
從經濟流量指標和資產存量指標來講，可歸結兩句話：「經濟流量指標表明民營經濟超半壁，資產存量指標表明國有資產仍然佔大頭」。
第四個維度，國際維度。我在《包容性改革論》中講道：「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鑒勢在必行」，這涉及：第一，文明的多元或多彩性；第二，文明的平等或對等性；第三，文化的包容性，包容中一部分是交融。
最後做兩點說明。第一，「共同經濟基礎論」不應等同於「所有制中性論」。根據我的理解，「所有制中性論」的提出者意在糾正「所有制歧視」，是理性的，有現實意義的。但從理論上說，每種所有制「本身」是「有性」的，它本身似乎不能說是「中性」。這裡的實質是政府、管理者、社會成員應該對不同的所有制持「中性」態度。第二，要研究「人力資本產權」對傳統體制的挑戰。我認為，隨著科技革命和人的自身發展，物力資本價值功能向人力資本價值功能的轉變將呈現加速趨勢。人力資本將成為「第一資源，第一資本，第一財富」，人力資本在哪？在人的「自身」，在每一個「管理者」、每一個「創新者」、每一個「工匠」自身，即使是普通勞動者，應該也有自己的「身價」。
荊林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於2017年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轉製成立。其宗旨是：以制定和完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評價標準，承擔和協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構建和確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為主要職能。評價院內設評價理論研究室、機構與智庫評價研究室、期刊與成果評價研究室、人才與學科評價研究室、評價數據研究室、公共政策評價研究室、編輯部、綜合辦公室、科研誠信辦公室等9個部門，圍繞以「制定標準、組織評價、檢查監督、保證質量」為責任，開展期刊評價、學科評價、人才評價、智庫評價、政策評價等工作。我們最近又增加哲學社會科學的科研誠信評價，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科研誠信建設。
我們是如何做學科評價呢？總體過程是，根據學科專家的推薦，選取核心詞，通過期刊評價的專家委員、評價院內部專家、開放式聽取專家的意見，經過幾輪的篩選，遴選了230個核心詞，藉助評價院研發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引文資料庫，對近800種期刊、約84萬篇論文進行數據挖掘，得出了不同時期的結果。
第一個階段從1999年到2001年。期間中國社科院高居發文榜首，發表的論文突破2000篇，此外，我們還研究了高產作者發文數量以及他們關注的熱點話題。最高產的作者是來自廈門大學的許經勇教授，主攻方向是農業經濟，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筆耕勤奮、產出頗高，發表了77篇論文。這個階段有6個核心話題：（1）可持續發展研究，關注中國經濟轉型；（2）知識經濟研究；（3）市場經濟與體制改革研究；（4）西部大開發研究；（5）全球化研究；（6）技術創新與電子商務研究。
第二個階段從2002年到2006年。期間發表了將近22萬篇論文，中國人民大學發表論文將近5000篇，位居榜首。大家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WTO與全球化，這與中國入世緊密相關。此外，學者的關注度越來越瞄準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逐漸興起的互聯網與信息化。發表論文最多的是浙江大學的陳勁，他以80篇論文位居第一名。
第三個階段從2007年到2011年。與第二階段相似，一共發表了近22萬篇論文，主要研究的話題包括：金融危機、全球化、競爭力、經濟學、改革開放等。中國人民大學仍然以6600多篇論文位居發文機構的第一名，而西北大學的任保平發表了近一百篇論文，高居榜首。
第四個階段從2012年到2016年。在這個周期里，全國發文數再次迎來一個新的高潮，發文將近25萬篇。從共詞角度看，研究點越來越多，比如大數據、互聯網、區塊鏈這些新詞成了研究的熱門領域，技術創新、經濟增長的發表論文數量也不少。中國人民大學繼續保持領先，發表論文數量突破了6800篇，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緊隨其後，發表論文近5400篇，位居第二。這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始推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加強了對科研人員的考核，鼓勵發表學術論文，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而中國人民大學的孔祥智教授發表了63篇論文，在個人發表論文方面位居第一。
此外，我們還研究了機構之間的合作、作者之間的合作情況等，通過數據挖掘發現作者的社會網路結構。比如，某學者經過嚴格的學術修鍊：本科就讀於A大學，碩士就讀於B大學，博士畢業於C大學，博士後又在D機構從事研究工作。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詳細地刻畫出其科研社會網路ABCD，進而更好地了解其研究成果背後的合作關係結構。我們也可以以某個大牌學者為核心節點，挖掘與其合作者的社會網路結構。目前我們的研究只是起步，下一步還要研究發文數量和發文質量是不是等同，學科評價是不是只能按照數量來決定，誰是第一個核心關聯詞的創造者以及其引文的影響力，等等。
許憲春（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GDP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活動和綜合國力的綜合指標，從生產角度來看，其為生產活動當中創造的價值。稅收尤其是增值稅也是觀測經濟運行的重要指標，所以經濟增速與稅收增速之間的關係問題經常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由於增值稅和生產活動高度相關，占稅收比重也比較大，增值稅的走勢對稅收走勢影響也比較大。由於名稱和稅基範圍都與增加值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經常見到的爭議問題是，GDP增速與稅收增速出現大幅度背離，還有行業增加值增速和行業增值稅增速出現背離，兩者的關係在不同省份、不同行業之間的差異比較大，甚至差異非常突出。這些問題引發了對統計數據質量、地區稅收負擔、地區綜合財力等問題的諸多討論，特別是對統計數據質量的討論還是比較多的。在2007年之前，很多人討論稅負是不是過重，2007年之後又出現一個新的問題，GDP增速是不是被高估。
首先，關於增加值和增值稅稅基之間的關係。從定義上來看，在國民經濟中，增值稅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包括在GDP中，增值稅稅基可以近似看作是消費稅上對應的產出減去可抵扣進項稅所對應的投入。當然，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GDP核算當中的中間投入和增值稅抵扣範圍是不同的，通常後者隨著稅制的改革不斷發生變化，影響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歸納起來大概有五個方面：一是消費型增值稅改革前，固定資產投資不在增值稅的抵扣範圍，改革之後納入到抵扣範圍。二是交通運輸行業和其他有關行業「營改增」之前，相關進項成本不在抵扣範圍，之後是在抵扣範圍內。三是在「營改增」之前，工業企業、批發零售企業的絕大部分服務的中間投入不在可抵扣的範圍，改革以後進入抵扣範圍。四是部分農產品等不可抵扣。五是在特殊業態和區域，比如說部分出口生產經營活動的稅會有不同的情況，還有自貿區有特殊的稅收政策，這些都會影響到增加值和增值稅稅基的關係。
其次，關於增值稅增速和增加值增速之間的變化。稅基和中間投入之間是變動的，並不穩定。如果增值稅的稅基和增加值範圍不同，如果比例關係是穩定的話，兩者增速之間也有很強的相關性。我們研究的結論是有相關性，但是經濟結構的變動和稅制變動以及稅收力度的把握，都會使兩者增速關係發生變化。比如工業增值稅和增加值相比，以及批發零售業的增值稅和增加值相比，不同時期這兩個比是不穩定的，在2007年之前是上升走勢，之後是下降的走勢，這兩者之間並不穩定。
再次，關於消費型增值稅的短期衝擊和長期影響。1994年稅制改革採用了生產型增值稅，企業所購設備和廠房進項稅直接進入成本，不得抵扣。到2004年之後，逐步推行消費型增值稅，這時候企業購買設備和建設廠房，進項可以抵扣銷項稅。同時，固定資產折舊進入到增加值了。改革後，增值稅稅基大幅度縮小，由於設備和廠房可以抵扣，所以稅基減少，以東北為例，減少了10%。短期衝擊為什麼會帶來長期影響呢？主要包括兩點：一是中國產業升級帶來資本替代勞動，資本密集上升。現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以機器替代人的情況不斷出現。二是投資的增長明顯高於工業增值稅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所以抵扣的成分會不斷擴大。
此外，特殊稅制如何影響地區增長與稅收關係？稅制的變化會導致：一是行業增加值增值稅占行業增加值的關係發生變化；二是地區增值稅佔地區GDP的關係發生變化。例如，對於一個沿海地區的下游企業，其上游在內地，出口退稅會對其帶來什麼問題？企業繳稅的時候，對上游購進的中間投入要進行抵扣，也就是他交的是增值部分，但是在退稅的時候，會退一個銷項稅，使得下游企業所在的地區增值稅會減少。所以，這會導致地區之間增值稅佔比發生變化，不具有可比性。這就需要研究經濟增速和增加值增速之間的關係，它們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地根據增值稅增速低於GDP的增速就說GDP過高；也不能根據增值稅的增速高於GDP增速就說稅收負擔過重，要針對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
李實（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在經濟學研究界有兩大範式：一是理論研究；二是經驗研究。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在整個經濟研究當中所處的地位是逐漸變化的，20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研究主要是理論研究，經驗研究往往處於次要地位，到20世紀80-90年代，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基本是並重的，並駕齊驅。現在再看經濟研究文獻，我們會發現經驗研究的論文越來越多，文獻量越來越大。這樣一個研究範式的轉變需要我們加以注意。它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原因之一還是，在過去40多年，經濟學理論上沒有什麼大突破，重大理論創新幾乎是沒有出現。另外一個原因是經濟變化非常迅速。研究現實問題會感覺到跟不上，剛收集完一輪數據，發現新的情況又出現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理解現實，要搞清楚現實，確實需要很多的實踐，需要不斷地去研究，不斷地去追蹤，由此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經驗研究論文。還有一個原因是，各個國家發展模式的多樣化，一般性理論難以解釋一些國家的一些特殊情況，這時就需要先把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搞清楚。再有，現在經濟與政治、社會、文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其程度越來越深。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是單純的經濟理論所能夠解釋的，需要跨學科研究，需要很多經驗數據和分析。還有政府政策制定部門對經驗研究的需求也在大量增加，他們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成果來支撐他的決策。也就是說，經驗分析的成果也是經濟政策制定的一些必需品，如果沒有經驗分析結果，經濟政策可能缺少科學性和可行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驗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經濟學文獻當中佔有越來越大的分量，這是客觀的必然性。
作為經濟學者，都有理論上的追求，希望建立自己的經濟理論，甚至自己的經濟學體系。但是這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也不是我們這代人可以實現。研究中國經濟，是可以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做出貢獻的。不管是要提出新的經濟學理論，或者要修正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我們可以從中國經濟研究中發現更多的經驗事實。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多樣性、豐富性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實踐基礎，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搞清楚中國經濟的一些基本事實。我認為中國經濟研究主要還應該是經驗研究，從中國經濟的基本事實出發，全面而又準確了解並理解中國經濟的基本特點和運行規律。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還是做得遠遠不夠，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經濟所開始建所時，一個基本的宗旨就是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一切要從現實出發，我認為這是非常有道理的，是一種正確的研究範式。但是我們現在的經驗分析面臨著很多的挑戰，也可以說是一種困境，特別是在數據收集方面碰到了很多的問題。一個問題是我們缺少寬鬆的環境，比如什麼數據可以收集，什麼數據不可以收集，沒有非常明確的界限。我們做調查時，如果調查規模比較大，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在批准的過程當中，不同部門對調查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甚至阻攔的。實際上，許多政府部門都在做微觀數據的收集工作，而且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但是這些微觀數據對外是不公開的。這些數據如果能夠對外開放，研究人員就沒有必要去做一些重複性的調查了，他們可以有更多時間去做研究，分析數據。這涉及數據的公開問題，不能把什麼數據都看作「保密材料」。大部分的調查數據都應該屬於「公共產品」，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再就是數據質量問題。現在研究經費多了，做調查的人也多了，機構也多了，但是很多人做調查就是為了想通過發布一些不切實際的數據吸引眼球，受到媒體的炒作，並不考慮調查質量問題。數據收集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專業性的調查機構來做這方面的工作，而學者的任務就是怎麼利用數據來做經濟分析和研究。像我們這樣一天到晚花很多時間去搜集數據，最後沒有多少時間去做研究，是不合理的分工。
郭克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可能加大，並影響到推動高質量發展。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國內外經濟若干因素可能相互影響，導致經濟下行壓力會比較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美貿易摩擦等影響會進入高發期。最近都在議論特朗普加稅，他再度推動了貿易戰的升級。中美貿易摩擦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更深層的問題還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限制、產業政策歧視以至科技、政治、外交等方面，這些方面的問題在未來兩年可能會繼續爆發。這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是出口企業會承壓，外資企業會轉移，國內資本會外流，經濟下行的壓力會加大。綜合性影響是多方面的，可能會中長期化，存在複雜性和放大性，影響不能低估。
二是國內經濟新常態的矛盾還沒有緩解。從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GDP長期增長率的波動看，在高速增長階段，高速度是常態，低速的時間很短，進入新階段以後，中低速是常態，高速的時間很短。日、韓和中國台灣地區進入新階段或者工業化後期階段的時點是不同的，但是進入之後，長期增長率很接近，基本在43%左右。從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來看，導致GDP增速階段性回落的最主要因素是需求下降，尤其是投資需求增速大幅下行，拉低了消費需求增長率，但出口增長起到了一定的緩衝作用。而日本不一樣，出口增長對穩定GDP增速的作用不大，因為大國的內需在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或新階段之後，採取了比較強的宏觀調控政策，抵制經濟增速的大幅回落，但內在矛盾的緩解也比較緩慢，市場遲遲沒有出清。一般來說，市場出清過程中，結構關係會得到較大調整，而市場沒有出清意味著結構調整沒有完成，這是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根本性原因。
三是宏觀政策空間縮小和邊際效應遞減。大概從2012年之後，我國持續擴大政府投資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在2018年之前幾年裡都保持20%的增長速度，一直到2018年才下降。2019年及以後幾年政府基建投資的增速即使回升，估計也很難達到兩位數增長了。總的來看，宏觀總量調控的空間在縮小，由於全社會投資規模已經很大，政府擴大投資的拉動能力也在持續減弱。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要堅持穩中求進，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同時，要從經濟大國的特點出發穩增長，要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要推進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我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管理作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更加穩健有效的貨幣政策支持。現在的表述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即要滿足穩增長對貨幣或者對流動性的需求，防止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很重要，不能過多進行微調，以免引起市場過度解讀和波動。要加強宏觀政策預期管理，盡量明確調控政策的適用區間、時間長度，發揮前瞻性指引的作用，穩定市場預期，增強企業信心。
第二，把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穩增長的重要依託。這是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新提法。同時提出要堅持房子只住不炒，表明穩增長的思路要轉變。推動高質量發展對於擴內需、穩增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要改變穩增長的政策方向，不能再讓各地政府依靠房地產拉動經濟，而是要依靠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帶動作用。
第三，加快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為擴大內需創造條件。如果不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消費增速還會緩慢下行。要依靠深化財稅體制、城鄉體制等改革，加快縮小城鄉、區域、個人的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促進居民消費持續較快增長。
白重恩（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新經濟時代、新技術時代我們面臨哪些問題和機會。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需要有新的監管思路。新的技術很多跟信息技術有關或者跟智能技術有關，它們的重要特點是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比如一個平台做大了，收集的數據多、用戶多，那麼它的機會就會很多。規模越大，規模經濟也就越大。同時，它也會造成集聚，也就是市場影響力的集中。所以，現在人們也在思考重要的平台型企業到底對競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創新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新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帶來了更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其造成的壟斷又將阻礙創新，所以對創新又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我們面臨兩難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人們很擔心隨著智能技術的發展，很多工作可能被替代。這種情況下，收入分配可能會受到很大影響，當然，新技術也可能創造新的工作機會，過去的經歷是新技術一方面會使得某些就業消失，但是另一方面又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是我們仍然需要提前思考當新技術帶來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擴大時，有什麼樣的應對措施。新技術也使得公共財政面臨很大挑戰，比如徵稅變得更加困難，比如國家之間的收入分配可能變得更加集中，這給公共財政以及國際經濟學都帶來了新的挑戰。
第三個問題是，新技術拓展了生產和交易的空間，擴大選擇商業模式的空間。比如小額貸款，可以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對消費者的風險程度進行更好識別。管理學稱之為商業模式設計，經濟學稱之為機制設計，其實這兩者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當我們所面臨的生產技術和信息環境改變時，人們的激勵約束也改變了，怎樣設計更好的機制來應對這些新的環境，這是經濟學家可以大有可為的地方。
第四個問題是，新技術時代可能面臨著新的倫理挑戰，比如說有了更多的信息以後，可以對不同的群體進行更加精確的刻畫。可以知道每個群體面臨的風險是多大。我們之所以有保險，就是基於不可能有特別精確的群體刻畫；而如果存在特別精確的群體刻畫，就不可能存在保險市場。因為每個人的風險都知道了，高風險的人就要為保險付高費用。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分析數據的能力不斷發展，智能分析的能力不斷發展，群體刻畫就變得越來越精確。這會給我們帶來越來越多的挑戰，形成一個倫理問題，其會對機制中所設定的社會目標產生影響。
此外，我們面臨新的機會，這些機會帶來了更多的素材和方法。比如說數據的可獲得性增強，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收集、傳輸、存儲技術都增強了。但是人工智慧背景下，還需要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因為機器學習可能會知道變數之間有相關性，但是無法知道因果關係，這需要對經濟深層次問題的深刻理解。而且根據盧卡斯批判，隨著新政策的實施，規律可能會發生變化而不再成立。對此，機器學習是很難理解的，因為要形成理性預期，就需要有一個理論模型，我不相信機器能夠建立理論模型，所以經濟學家還有很多事情可做，不用擔心會失業。最後是腦科學的發展，其也可能對經濟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比如對決策的分析。人類對決策的理解非常少，而隨著腦科學的發展，可能會使得我們對決策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從而影響經濟學的發展。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對於中國現代經濟史，其實我們知道的很少。從現有研究來看，關於中國經濟的知識缺失非常多。1949年以後，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討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對經濟運行的研究不多。但是在西方，已經有了所謂非均衡理論，以及反均衡理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有很多人為了冷戰的需要，開始了解前蘇聯經濟，研究發表了大量關於前蘇聯經濟的理論文章。我在20世紀90年代對這一類的文獻特別感興趣。
現在討論中國經濟70年歷程，大部分研究都是針對改革開放以後的，計劃經濟那個時代的研究我們自己沒有太多工作，像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討論計劃經濟的《短缺經濟學》反而對我國經濟學家影響很大。戰前的中國經濟研究跟現在的經濟研究也是割裂的，知識也是缺失的。現在的中國經濟研究可能更多是講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有一點點涉及計劃經濟，像吳敬璉先生寫的中國經濟的書，有些關於計劃經濟的介紹和描述，但是總體上還是不夠。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鄒至庄先生的《中國經濟》中文版的出版對我影響很大，其中對中國計劃經濟的很多方面進行了很好的量化分析，讓人大開眼界。
這樣說來，我們在20世紀70年代及之前的30年沒有很好的實證研究，更沒有對經濟學理論做什麼貢獻。現在我們所研究的改革開放後的40年，如果放在更長的時間跨度里，也不過是一個階段，計劃經濟也不過是一個階段。但關鍵是，我們的知識不連續，所以就導致了我們對中國經濟的認識是有偏的。我們不知道過去是什麼樣，不知道在統計上有沒有完整的數據。再往前推，如果推到鴉片戰爭之前，推到二百年前，我相信我們的知識就更少。中國大學裡的中國經濟課程也僅僅講了改革開放以後的情形，很多事情好像是突然開始的，沒有歷史，這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特別是基於中國經驗要進行的理論總結和創新有致命的傷害。討論中國經濟的知識體系，我們需要反思缺失掉的很多知識，要把這個工作補上，使年輕學生能夠有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關於中國經濟的一套知識。
田國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從「中國經濟·知識體系·學科發展」這三個關鍵詞談兩個關聯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和知識體系。經濟學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在哪裡？我認為經濟學的作用無外乎兩方面：一是明道，提供理論指導和改革發展方向，也就是解決做什麼、往哪個方向努力和改革取向的問題；二是優術，提供研究解決問題的科學規範和方法，也就是如何做、怎麼做、怎樣做才可能不斷逼近最優，更好再更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只有向最好的學，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再更好。
從明道方面，政治經濟學（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都能發揮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導向作用，從而不應該將它們對立起來。在如何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上，總是有人肯定其中一個學科而反對另外一個學科，這都是有失偏頗的。我認為，由於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以政治經濟學在明道方面，在堅持黨的領導，在堅持「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導向作用。
而現代經濟學在改革開放國策的明道方面，特別是市場化取向改革、經濟全球化開放中，起到了最基本的理論指導和發展導向作用，同時也提供了大量如何解決現實問題的優術的理論和方法。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提供兩類基本理論：一是提供明道的基準點、參照系及確立改革方向和目標的基準經濟理論；二是提供優術的更為貼近現實的實用經濟理論。兩者互為促進，且均可用於內在邏輯的推斷和預測。特彆強調和界定理論結論成立的邊界條件，注重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在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六性」。基準理論和相對現實理論具有內在關聯、相輔相成，不能人為地切割開來。對那些討論理想狀態情形下的基準理論，認為其不符合現實情況而一味否定，這無論是從方法論上還是解決好現實問題的角度來看，都是極大的誤解。這種先建立基準點和參照系，然後再發展出相對現實的理論以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方法，是一切自然科學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我認為，基礎理論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同時與之相輔相成的相對現實的經濟理論也非常重要，因為中國的改革和良性發展就是要解決好「改革、發展、穩定、創新、治理」的辯證統一關係。一旦目標和方向確定後，也就是做什麼確定後，那些相對現實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回答如何做、怎麼做的問題，更好地回答怎麼樣處理現實的約束條件，怎麼樣把一件事情辦成的問題。比如，委託-代理理論試圖解決微觀、中觀情形下信息、激勵和效率的問題。而機制設計理論則研究從微觀乃至整個更一般的經濟環境下，如何進行制度設計或制度創新，改變不合理或激勵扭曲的舊制度。
第二個問題，知識體系和學科發展。許多人在提到學科發展的時候，有一種偏向，甚至是偏見，就是以為我們所要發展的經濟學只是為了解決當前中國的急需問題。這當然特別重要。但我認為，在注重解決中國現實急需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要重視對經濟學科本身的世界性貢獻，偏廢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的評價體系由於認為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但不能直接套用或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那些「無用」的知識是無用的，從而忽視了中國對經濟學科世界性貢獻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恰恰是許多看起來一時無用的知識實際上說不定是非常有用的，如以市場化改革導向的那些基準理論就是這樣的看來無用的理論，儘管它們是理想狀態下才成立的理論，但具有極強的理論指導作用和如何發展的重要導向作用。因此，在經濟學的學科評估和項目評審中，各個學校或學科對致力於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務國家急需這兩類導嚮應實行分類申報和分類評價，通過努力都有可能被評為一流，而不是將兩者混為一談。但現有的經濟學科的評價指標體系，對經濟研究的應用性和國家急需強調得比較多，而對經濟學科本身的發展及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度，基本上未被納入到評價體系中，對世界一流的研究強調得還較少，且參與評價的權重過小。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無論是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經濟人才的培養，還是科學研究，我們都必須做到經濟理論、實踐真知和歷史視野三位一體。因為，我們要解決現實問題，必須要靠三個維度：一是理論邏輯，它異常重要，很多人提出的政策就沒有什麼邏輯，嚴重缺乏科學性和嚴謹性；二是要靠實踐真知來解決現實和時代問題，但只有這兩者還是遠遠不夠，因為短期的政策應對和中長期的制度性安排往往是不一樣的，所以還必須要有第三個維度，歷史的視野，注重歷史經驗。所以，無論是學習、研究，還是解決現實問題，都必須是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和歷史視野的三位一體的方法論，這才是我認為的，無論是學習經濟學，還是解決經濟問題，都必需的三個維度。這三個維度也可以對應到前面提到「六性」，即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科發展應該是平衡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夠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出真知灼見的、符合邏輯的、符合事實的、符合歷史趨勢的，能用數據檢驗、能為實踐檢驗、能為歷史檢驗的理論、工具及方法，對經濟學科做出世界性貢獻。
洪永淼（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以資本和技術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有效提升了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特別是使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得到了有效利用，從而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包括以G8成員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均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不言而喻，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和標誌是全球產業鏈與全球價值鏈的形成，這也使世界各國不可避免地結成了產業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我們可以通過全球價值鏈跨境生產份額的演化歷程，回顧一下中國如何在經濟全球化進程當中成為「世界工廠」。在2000年的跨境生產網路中，歐洲和亞太地區的網路還處於分離狀態，相互之間並沒有聯繫。美國是亞太網路的核心，與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澳大利亞聯繫緊密，並且通過韓國與日本相連，通過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相連。加入WTO之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所佔的跨境生產份額很小。2005年，亞太地區分化為兩個網路，美國主要與加拿大和墨西哥保持聯繫，而中國已成為東亞和東南亞的核心，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緊密相連。至2011年，各國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增強，中國的份額超越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核心。但是從2015年開始，隨著西方國家「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全球價值網路開始出現退化傾向，東亞-東盟和歐洲重新呈現分離態勢，近年來的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
從全球價值網路的生產份額來看，中國已然成為一個「世界工廠」，但中國在全球價值網路中的地位卻不佔優勢。例如，1995-2009年間，中國電機及光學設備出口總值增長了10倍，但在這15年間，中國在該產業的國際生產鏈的分工一直是組裝，附加價值低，處於該產業「微笑曲線」的底部。
中國憑藉大規模的勞動力投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但細化到參與經濟活動的個體層面，誰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呢？從中國國民收入分布可知，中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總和佔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而收入位於中位數以下人口的平均收入雖然也有增長但增幅並不大，佔GDP的比重也呈減少趨勢。不但中國如此，美國也一樣。換言之，勞動的供給者，無論是宏觀層面的經濟體還是微觀層面的經濟活動參與者，都一直居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西方發達經濟體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馬克思《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以及勞資對立的矛盾依然適用於解釋上述經濟現象。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下行徘徊，增長與分配、資本與勞動、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
我們非常有必要從中國的立場出發，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內在邏輯及歷史變化規律，比較中國與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從而構建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提升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理論國際話語權，為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與經濟全球化實踐服務。
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我談談如何看一個國家在長期的賽跑中的韌性。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習慣了高增長，並將這段較長時段發生的故事稱為「經濟奇蹟」。但是，看一國的長期績效時還要把時間拉長。長期經濟績效，光看經濟增長率的高低是不夠的，要觀察幾個因素：第一是看經濟增長的頻率；第二是看經濟增長往上走的時候，正增長年份的頻率是多少；第三是看經濟往下走時負增長的年份，即經濟負增長的頻率，用經濟衰減率來衡量。
當把這些因素都放進來就有意思了。我們看看目前仍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國家的長期變遷，它們不是沒有過高增長的年份，有些年份甚至還很高，也就是說它們不是沒有過增長，它們的問題跟發達國家的比較出在哪裡呢？差別出在衰減的頻率太多，平均衰減率太高。由此給出的政策含義也就大變了，對發展問題來講，主要的不是側重於去追求高增長率，而是如何防止經濟不往下掉。長期經濟績效不佳的國家問題出在負增長的年份多，以及整個衰減的頻率太高，就是不斷地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比較，不在於它們一直是高增長，而是長期來看負增長的年份少，衰減的頻率不是那麼大起大落。前蘇聯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它曾經把增長拉得很高，但是，這種拉高的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
考察1950-2011年間增長年份和衰減年份分別對人均收入的貢獻可以發現，越是發達的國家，不僅增長年份對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高，低衰退率對經濟績效的貢獻也越大。從整個歐洲和新世界國家衰退頻率反映的長期經濟績效來看，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是衰退的年份不斷下降的過程，衰減率下降對整個經濟衝擊減低的過程。歐洲國家增長年份和衰減年份人均收入的變化非常明顯，就是衰減年份減少了，頻率變小了，並不是增長年份變高了，而是衰退年份減少和衰退頻率下降對整個人均收入變化的影響更大。
國別的比較也非常明顯。就英國、荷蘭與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比較而言，也可以看衰減的頻率和衰減率。義大利的衰減頻次和衰減率比其他幾個國家更高，西班牙的情況也是如此，而英國和荷蘭的長期績效變化得益於衰減頻率的減少和衰減率的不斷下降。
因此，觀察中國經濟有兩個有意思的方面：一個從歷史長河來看，中國怎麼在近代掉下來了？另一個是把中國40年的經濟績效放在歷史長河看怎麼評價，未來的趨勢如何？
用經濟衰減率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績效變遷還是很有意思的。從70年來看，與其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經濟不僅表現為經濟增長率的上升，也表現為衰減頻次的減少和平均衰減率的下降，這可能是新中國經濟績效好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非常重要的表徵。也就是說，從長期經濟績效來看，衰減頻率的減少和衰減率的下降是解釋過去70年中國經濟績效和其他發展國家比較起來相對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用衰減率分析不同時段也非常有意思。過去70年衰減頻率和衰減率在幾個時間段也非常明顯。1979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奇蹟創造正是得益於經濟衰減頻次的減少和衰減率的不斷下降。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勢，關鍵還是要看經濟衰減率的下降是否可持續下去，而不是追求經濟的高增長。
從關注增長率轉向關注衰減率是經濟績效研究非常重大的一個轉變。它可以使我們從高增長迷霧中拔出，可以使我們更關注過程而非結果，可以使我們將研究的努力專註於經濟績效背後更深層的因素，為經濟績效不佳的國家找到真正的藥方。
王瑤琪（中央財經大學校長）：我談談新經濟背景下的學科交融與發展問題。新技術的出現催生了新的經濟形態，這些變化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機遇和挑戰。面對新形勢，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有一種說法，現代技術仍然是過去幾十年技術的湧現，我們還在用老本，新的真正能夠引領新世紀的技術還沒有出現，老本可能快要吃完，所以導致經濟轉型升級比較困難。另外，新技術確實已經普遍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我們會經常談到人工智慧的問題，尤其是對經濟領域來講，我們已經感受到人工智慧、大數據、數據科學方面的衝擊。目前，大數據是什麼狀況，現在還沒有清晰定位。但無論如何，技術的變化正衝擊著我們的經濟生活。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規模化的生產會帶來更低的規模化成本和更高的規模化收益。但是，現在開始出現了一種個性化、定製性的生產。那麼，將來規模化的生產還會繼續進行下去嗎？現在還不能確認。
我們要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因為這關係到資源的消耗能不能繼續支撐這個世界經濟的不斷增長。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一種消耗型的模式，通過獲取和消耗資源，我們製造出產品或者是提供出服務，用完了以後扔掉，有大量的廢棄物堆積在那裡，我們還要用大量的技術和成本處理這些廢棄物。我們希望新技術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做好這種資源的循環利用。如何把這個問題解決得更好一些，循環經濟又應該是什麼樣的形態？我們拭目以待。過往的經濟是獨享型經濟偏多，而現在共享型經濟更多地呈現出來，比如共享單車等等。共享經濟似乎比獨享經濟更有生命的張力。另外，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那麼，這個世界將繼續走向經濟全球化，還是將受到貿易保護主義嚴重的衝擊和阻礙進而倒退到孤立分割的狀態，目前的局勢還不明朗。
所有這些在當下的經濟形態中有種種體現的問題，都導致了在學科研究當中可能要更多地趨向交叉與融合，並藉此來獲取前沿的研究成果。如果說過往可以固守在一個領域或一個問題上取得一些突破性的進展，那麼現在的情況下，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不太容易在一個非常單純的領域內達成。從目前的學科發展趨勢來講，體系的開放性特徵更加凸顯。就經濟學本身而言，這種開放性特徵表現為新的交叉學科的出現，如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互聯網經濟學的出現，以及糅合了人體生物技術的神經經濟學的出現，等等。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人會基於理性做出決策，但是人的決策一定基於理性嗎？人的決策到底基於什麼？決策在理性條件下一定最優嗎？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學科交叉的探索研究取得新的進展。從經濟學研究來講，因為一些新技術和新經濟形態的出現，原本一些大型組織條件下的生產和服務活動會轉變為小型組織甚至是個體的生產和服務活動，它們越來越鬆散，越來越個體化。原來基於固化的大企業組織的經濟業態是不是會受到分散的個體化的經濟活動方式的衝擊？這也是我們未來在研究當中可能要涉及的問題。
現在，大數據技術的出現幫助我們更好地挖掘數據並探究數據背後的本質。然而，獲取數據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並且，數據獲取以後，將數據「清洗」到研究需要的狀態，又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即便如此，我們運用現代技術是不是就能夠獲得真正可以描述現實情況的那些數據？或者說，在描述經濟活動的真實性方面，已經獲取的數據是不是具有了非常好的特徵？
還有關於經濟學對人類精神文明的引領性問題。由於信息技術大規模使用，對於人機關係中技術發展的倫理性問題在未來的研究當中要給予重視。人工智慧是沒有情感的，但它一定是客觀的嗎？對人類利益一定是沒有損害的嗎？經濟學研究要重視這些問題。此外，經濟學從它的基礎理論開始，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對人類社會資源進行更好的分配，對人類社會財富進行更好的分配，使得人類社會經濟更加平穩運行和健康發展。如果經濟學能夠更好地研究行業與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等等，那麼經濟學對這個社會的精神文明會起到更好的引領作用。如果我們能夠對這些問題的中國實踐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那麼，中國經濟學會有更加光輝的明天。當然，我們也感受到現在的學科發展壓力非常大，起碼目前的學科體系並沒有已經完備到可以支撐起完成這些問題的研究，這就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
呂煒（東北財經大學校長）：中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已經經過了40年改革實踐的積累，也經歷了對西方主流學派的借鑒，以及我們自己認真的摸索和探索。這是探討學科發展的一個基本語境。關於40年的評價，從正面可以舉出很多的成績和成果，當然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說相對於改革實踐的理論缺乏，學習借鑒過程中出現的局限，自身在探索當中碰到的各種困惑。
第一，學科發展的總體布局目前仍然處於變動和完善當中。五年前統計學變成了一級學科，經濟統計和數理統計合併到了一起。但是結果如何？好像矛盾還是很大。另外在學科內部，比如在金融學類，傳統的貨幣銀行學和現代金融學之間的融合目前還處在探索過程中。
第二，學科之間的差異和融合都在加大。一方面，隨著40年來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經濟的發展，二級學科有了自己明確的理論支撐和研究對象。但是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也出現了融合趨勢，對於不同學科的研究，可以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
第三，在同一個二級學科內部，其包容性和張力在增強。從財政學角度來看，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關於財政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各個角度的研究都在不斷融入原來以經濟學科為主的財政學中，這本身就表明這個學科內部包容性和張力在逐漸增強。
但是到目前為止，經濟學對解釋中國現實問題的能力仍然不足。經濟學應該更多立足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研究者更多關注某些階段的變化，而目前還沒有一個更長遠的對中國實踐邏輯的梳理和關注。此外，由於已有的關於中國的研究在學科建設方面得到轉化的並不多，教材、體系都很少能看到中國的貢獻。
在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當中，財政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一個改革案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總結，但在主流的財政學理論當中很難找到解釋和答案。一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當中，財政和國家有著更緊密的、更特殊的關係，這可能是已有的理論當中不太能夠看到的特殊性。二是，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因為財政跟政府的關係，地方政府和經濟增長之間緊密的聯繫形成了所謂中國道路和中國發展特色。也因為這樣，財政在整個40年代改革開放當中有意無意承擔了很多經濟增長和地方經濟發展方面的職能。三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改革和轉換時期，都會發現最終財政承擔了成本支付和兜底職責。
楊燦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對於中國來講，目前首當其衝的是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要打贏中美貿易戰，關鍵在創新。創新需要多種多樣的知識，但是有三種知識最為重要，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隱性知識。邁克爾·波蘭尼將知識分成兩類：一類叫顯性知識；另一類叫隱性知識。顯性知識是用文字、圖表、數字表達出來的，看得見、摸得著，是很直觀的知識。隱性知識則往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導致創新差異的最大原因不是顯性知識，而是隱性知識。怎麼培養隱性知識？大學需要給學生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氛圍，更多的啟迪，或者說需要一種更好的大學文化，讓學生在大學裡能夠經常勤于思考，善於思考，找到靈感，得到啟發，獲得一些思想的火花。
第二，交叉知識。工業革命以來，我們的學科專業越分越細，尤其是我國還受到前蘇聯計劃經濟的影響，學科專業更細。但現在越來越趨向寬口徑，整合專業的趨勢是對的，專要建立在博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理論至少有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亞當·斯密當年也是講授了四門課，即宗教、道德情操、法律和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國富論》）。工業革命以來，這樣的大師越來越少。在經濟活動中，當市場交易費用太高的時候，一體化就會出現，替代市場交易，所以出現了企業，這是科斯的理論。其實，一個人的知識也存在著專業化和一體化問題，過於專業化，什麼都要依靠和別人合作，那麼合作成本就是高昂的交易費用，所以一個真正的學者最好是知識面寬一點，從經濟學原理來講，這也是可以說清楚的。例如，把知識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波蘭尼就是物理學家、化學家和哲學家。近年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很多人不是學經濟學的，反而是心理學家、數學家、政治學家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說明知識交叉往往能帶來創新。
第三，實踐知識。只有從火熱的實踐中才能及時發現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理論研究同實踐之間是有時差的，怎麼縮小這個時差，就是要多走出書齋，多深入實踐，這個時差就能夠縮小。「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要強化實踐，更不能不走向實踐。
于海峰（廣東財經大學校長）：我簡要闡述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必要性、立足點和幾點建議。
從必要性上來講，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和接下來保持高質量增長，需要我們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增加中國的話語權。我國有很豐富的經濟學實踐，應該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然，基礎是要構建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更主要的還要體現中國的話語權或者是國際影響力。基於時代變革和接下來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要以問題為導向，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構建方面做出貢獻。
基本立足點有三個：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範式；第二，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或者是人類經濟學共同的有益成果；第三，立足於中國的實踐，堅持以問題導向。
此外，關於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構建方面的幾點建議：第一，要琢磨和考慮怎樣編寫系統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要體現中國實踐，體現國際化。第二，要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經濟學闡釋。結合中國實踐，把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主題。第三，注重總結和提煉中國經濟改革和高質量發展。
唐海燕（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校長）：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成是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我們對經濟發展方式在不斷進行探索。總體上看，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是逐步從外援型、高消耗、低效率的方式，逐步向平衡性、包容性、精細化方向轉變。這個轉變成效如何，轉變過程當中又有哪些問題，怎麼應對這些問題？
一是，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新舊動能的轉換過程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階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增長。比如在新舊功能轉換過程當中，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下，傳統的「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明顯下降了。但是新的動能，特別是以創新為主題的新動能，它的形成又是需要時間的。新舊動能如果不能比較順利地銜接好，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可能是比較明顯的，具體反映在進出口、內外資、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從供給側到需求側，要更強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這當中最重要的支撐就是創新。
二是，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全球生產網路的融入陷阱和全球價值鏈的提升陷阱。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希望儘快融入全球生產網路中，希望儘快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這個過程現在看來是比較順利的，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成本優勢。但是問題在哪裡呢？問題在於我們嵌入到全球生產網路之後，如何提升在生產網路中的角色，如何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三是，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不斷轉變的過程中，可能在一定區域，在一定的時段出現產業空心化，在很多參與經濟一體化國家和地區經歷過這種情況。從我國來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也會遇到這樣的風險。
四是，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政府和人們都關心的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風險點。因為上述各種因素，在各個不同的層面都可能對就業產生一定的衝擊。所以，在一些比較重大的會議中，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關注就業問題。這不僅包括大學生就業問題，還包括其他社會人員的就業問題。
五是，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當中，可能會遇到對外經濟摩擦加劇的風險。這個風險已經成為現實了，最突出的就是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衝突。
如何應對上述問題和風險：第一，全面認識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把握其前提、基礎、趨勢、核心、標誌、保障和目標。第二，堅守穩中求進。第三，重點做好新的經貿開放和合作，特別是金融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第四，要用新發展理念來指導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新的理解。
伏潤民（雲南財經大學校長）：我主要結合扶貧工作實際，談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或者是脫貧攻堅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問題。
首先，通過大量農村調研發現，農村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勞動力要素的稀缺。貧困家庭幾乎都缺少勞動力，勞動力充足的家庭一般不會貧困。另外是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剩餘勞動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種植業面臨勞動力不足與效率低下雙重困境。
此外，農村財富或者是農村增加財富的非效益性積累大量存在。現在我們走到廣大的農村去，哪怕是在雲南喀斯特地貌的山區，在山坳里、山坡上甚至是山頂上，都會看到一棟一棟的別墅，這是哪裡來的呢？都是他們幾代人出去打工掙回來的錢，都用於建新房。但是建的新房只有老父親、老母親和一個孫子在住，而孫子到了上學的時期，都會集中到城鎮集中教育。因此，很多新蓋的房子沒有居住。所以，雖然財富積累起來了，不過兩三代之後會自然消耗掉。所以，農村現在的財富在磨損過程中，而沒有把財富變換成相關的收益。這是農村兩個非常突出的特徵。
在農村，扶貧不僅是一項政治任務，也是一個經濟過程，但是其表現形態是政治過程和社會行為過程，把要素聚集到農村，達到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但是這個過程不完全是經濟過程或者不完全是市場經濟過程，也就是說，要素不是根據市場的規律流向農村，而是通過政治和社會行為來進行組織的。例如，雲南財經大學每年要投入一兩百萬元到農村去，要派很多老師指導農村進行發展。但是非市場化的流動會產生什麼問題？這可能包括：這種要素流動是短期的，只是為了實現當期的某種目標。
扶貧當中還存在道德風險問題，這不僅來自於農民，也來自於當地政府。所以未來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第一，如何使要素自動流向農村，農村現在主要的要素是土地，那麼如何激活農村土地。第二，如何促進人口的自然流動，使願意到農村的人流向農村，把傳統農民改造成現代化農民，把城鎮居民變成農民。
唐未兵（湖南工業大學商學院）：中國的經濟轉型令世人矚目，從制度變遷視角回顧其歷程，總結其經驗，有益於豐富中國經濟的知識體系，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學科發展。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就是成功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經濟轉型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曾經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所以新中國建立伊始，我們參照蘇聯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階段的目標是要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動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抓革命、促生產」，路徑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環境相對封閉，理念是「一大、二公、三純」，成效是經濟短缺。應當說，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新中國成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為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弊端也日漸明顯。正因為如此，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經濟正式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這個階段的目標是富起來。鄧小平同志清晰地規划出了中國經濟建設「三步走」的發展藍圖，黨的十三大提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宏偉目標。這個階段的動力是改革，路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環境是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理念是發展生產力才是硬道理、摸著石頭過河以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個階段的成效非常顯著，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中國成為國際責任的承擔者和全球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第三個階段是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這一階段，我們的目標就是強起來，也就是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的動力是創新，路徑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環境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理念是高質量發展。
中國的經濟轉型具有哪些特徵呢？第一是漸進性。我們跟前蘇聯東歐國家不一樣，它們採取了激進的轉軌方式，是一夜之間從計划走向了市場，一夜之間從社會主義變成了資本主義。我們是漸進式地進行改革，在不破壞舊體制的條件下通過培植新體制因素以達到體制轉換，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我們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是人民性。中國經濟轉型一開始就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三是強制性與誘致性相結合。中國經濟轉型演進的成功之處在於，它不是單純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不完全是自發秩序的產物，而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有機結合。中央政府在充分尊重改革的自發性和發揮個人、基層單位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的同時，堅持自上而下的領導、組織和協調。既充分利用了政府的強制性力量，減少了改革的阻力，較好地解決了經濟轉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問題，防止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失控，又按照社會理性的要求選擇了比較有利的制度變遷方式和路徑，及時將群眾自發創造而又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制度變遷經驗有組織地推廣到全國，從而彌補了局部改革的不足。
第四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不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的結果，我們也沒有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並使其成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從而也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論基礎。中國經濟轉型的上述特徵也就是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原因之所在。
劉雷（貴州財經大學校長）：圍繞知識體系和學科發展問題，介紹貴州財經大學在堅持服務國家戰略，彰顯特色優勢，全面建設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財經大學方面的一些情況。
關於學科建設的經驗。一是堅持一個主基調，全力打造兩個發展極。進一步優化學科體系，融合學科團隊，擴大對外開放，凝聚學術力量，強化學科建設。二是緊扣國家戰略和地方區域發展，打造特色優勢，重點打造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等特色優勢學科。在綠色發展、生態經濟、減貧與發展等方面形成穩定的研究領域和特色。三是高度重視頂層設計，優化學科布局。四是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夯實學科基礎。五是注重體制機制建設，激發內生動力。著力構建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研究生教育三位一體的運行和管理機制，激發學科建設的內生動力。
關於學科建設的思路。一是堅持內涵式發展，圍繞雙一流建設，服務國家戰略和地方區域發展為導向，堅持內涵式發展，加快推進一流學科建設。二是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重點打造大數據與綠色發展，大數據與公共服務特色學科群，為助推脫貧攻堅提供可行的方案。三是夯實學科基礎，堅持錯位發展，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經管類主體學科，彰顯主體學科的特色優勢。四是堅持質量優先，特色發展。繼續堅持以本為本，推進四個回歸，堅持質量優先，特色發展，有效滿足國家戰略和地方區域發展的人才需求。
孫傑光（吉林財經大學校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是當前重大的理論和實踐課題。這些年來，在經濟學界同仁們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在對接國際學術主流的同時，鞏固了馬克思理論的主導地位。面向中國實際，回答中國問題的大氣候已經形成，一系列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理論成果不斷產出，與國際接軌的具體問題研究也大大提升了我國經濟研究的科學性和規範性。這些都為未來我國經濟學發展奠定了一個大體框架，也為未來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然而，已有成果還不能滿足時代變化，新的理論與實踐命題層出不出，急需回答。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其運行機制以及與其相聯繫的基本經濟制度、財政制度、金融制度等還需要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國家層面的創新驅動、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戰略也需要智庫研究的支持。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徵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不僅對經濟學知識體系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的任務，同時也為經濟理論工作者提供了更加鮮活與豐富的素材，這是時代賦予的機遇，所以在看到壓力的同時，更應當看到中國經濟學廣闊的發展前景。
聚集到學科發展上，在經濟學科分工日益細化、深化、技術化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經濟學科建設也面臨一些新形勢。例如，學科設置與動態調整問題，學科交叉融合發展問題，分工細化背景下人才團隊的組織合作問題，人才培養方向與模式變革問題，重大理論問題研究與智庫研究協同推進問題，國際合作交流中提升話語權與影響力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思考破解，需要探索立足中國、實事求是、腳踏實地、開放包容的科學發展新路徑。
原載《經濟學動態》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