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宏：探尋古籍版本斷代研究的範式

在許多古籍版本學教科書里，都會提到明刻本鑒定的一條基本線索，即從明代中葉的正德嘉靖開始，到明末的天啟崇禎，明刻本字體中出現了一種方板的宋體字，且字體是由扁方、正方變為長方，最後轉為狹長。這條線索是如此明晰，在古籍實物中又比較容易得到印證，講版本學的教師，跟聽版本學的學生，至此都有一種版本學在我心中的放鬆感，彷彿這門學問極易速成。

我們都是讀前輩們的教科書長大的。為了讓今天很難看到古籍實物的年輕學子較快地入門，有時也免不了在教學中強化這樣的教科書線索。但這樣的線索，放到書籍史的實際之中，確實有一種潛在的危險。因為現存的中國古籍里，有相當一部分是沒有牌記、刊語的，即使有，其中有一部分也並不可靠，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鑒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李開升君來自以收藏明本著名的寧波天一閣博物館，作為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年輕學人，他的博士論文選題，在他進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之初，忝為導師的我就和他約定：寫明刻本，寫天一閣所藏。至於最後選定寫明嘉靖刻本，則主要是想做一個實驗，即不考慮普通版本學教材里出自經驗的說辭，直接從現存的有明確可靠牌記、刊語等的明刻本實物入手，將某一時段的明刻本的基本面貌，加以細緻的窮究底里式的清理，在此基礎上，以特定的歷史時空為界序，重新細緻地描寫該階段明刻本與時間和空間相關的特性，以此總結勾勒出有關這一時段明刻本的更為全面準確的分類面相。開升君最後選定的嘉靖刻本，是一個很出色的選題，因為這正是天一閣藏品的特色之一，所涉歷史時段的長度和藏品數量，也大致適合一部博士論文可以容納的篇幅；而最重要的是，若能把嘉靖本的細部情況依照科學的預案梳理清楚，則古籍版本學中同一朝代內版本的斷代研究，將會獲得一種新的範式。

不過這項以實證為基礎的工作真正展開，其費時費力的情形超越了想像。開升君不僅將天一閣所藏八百多種一千餘部明嘉靖刻本全部作了目驗，而且將其中符合我們所擬定要求的本子一一寫了詳細的書志——這些書志，按照明代兩京十三省的地域分布排次，作為下編收入博士論文。在此基礎上，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這些分析由於建立在實物版本調查的基礎上，因而大都證據充分，邏輯合理，給學界以頗多新的啟發。

毋庸諱言，這項工作也走過一點彎路。在博士論文進行到中期時，大概是因為材料與時空之間的呼應不甚平衡，開升君一度放棄了先前的設定，轉而尋找天一閣藏古籍實物之外的二手素材；同時受至今仍為準顯學的出版文化和書籍史研究的影響，試圖在三分式類別的版本學專業分析之後，加入思想文化史一類問題的討論。對此我頗不認同。我的意見，一是版本學研究如果把未經目驗的書影作為關鍵證據使用，結論恐難取信於人；二是出版文化和書籍史的討論，在書籍實物調查驗證這一步尚未做完之前就匆忙上陣，其價值恐怕也會大打折扣。這種方向性的變異，將使這部選題出色的古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離開古文獻學本身，最後降格成為簡單印證教科書結論、呼應時髦學術話語的附庸式的作品。而我們所持的高遠目標，即用研究明嘉靖刻本的方式做一實驗，以使中國古籍版本學更進一步，成為一種不僅憑經驗，而且也具備堅確的實證基礎的科學學問，也將半途而廢。

開升君是一位聰敏謙虛且有很強的理論思辨能力的年輕人，理解問題所在後，立即回到了原來的路徑上，並且花了相當的功夫探討版本學的學理問題，兼做拾遺補缺的工作。他的博士論文順利完成，並在2015年6月進行了答辯。答辯委員包括陳先行、嚴佐之、李國慶等海內外知名的版本學家，大家一致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而令我記憶深刻的，是最後一位發言的答辯委員——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先生，當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

周先生提的這個問題，其實不僅是針對嘉靖本而發，也不僅是針對明刻本而發，而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而發的。如所周知，迄今為止的古籍版本學研究，當對象限定在中國國內時，其第一考慮往往是時間，鑒定時發問，第一回答一定是這是宋刻本，那是明刻本，而不會說，這是浙江本，那是福建本。但當跨出國境，即使同為漢籍，首先考慮的一定是空間，鑒定時發問，第一回答就變成了這是朝鮮本，那是越南本，很少有人想到無論朝鮮半島還是越南，就區域大小而言其實與中國的某個省區相當。周先生的這一提問，在我看來是把開升君所做的工作，迅速提升到一個具有方向性意義的層面，即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就明嘉靖刻本而言，誕生於一個長度為四十五年的歷史時期內，縱向長度雖然不是十分地長，但也已經足以發生前後的變化，不過回到實物本身，則會清楚地發現，有關它的更細緻更科學的知識，其實是產生於區域之間。嘉靖刻本間區域差異的實際存在，和區域之間又有諸多割捨不斷的關聯，形成了前人未曾揭示的嘉靖刻本以宋體字為主要特徵之外的諸多複雜樣相，開升君基於天一閣藏品所做的本項研究，其發掘的史實正在於此，其真正的價值也在於此。

目前為止的古籍版本學研究，在歷時性描述方面做了很多很出色的工作，但在這之下，特定的時間段落內，以空間為基礎的研究，個人以為做得還遠遠不夠多，也不夠深入。所謂以空間為基礎的研究，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跨出國門，不限國境，將東亞漢籍作為一個整體，重視該區域內各小交流圈中相似版本的比較和研究；另一個就是在中國國內，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將區域比較版本學的考察做得更細緻更周全一些。無論是前一方面還是後一方面，前提都是腳踏實地，對研究對象作更全面細緻的實物調查。更明確地說，在每一種具體古籍版本的目驗登記都沒有做清楚之前，就以「大躍進」的心態，走拼合前人和外人所做卡片、書目的「捷徑」，擺弄全球漢籍大數據，是十分不專業的舉措。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部《明嘉靖刻本研究》能以現在這樣比較成熟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作者李開升君個人的天賦、品格和勤奮功不可沒，但同時他所在單位天一閣博物館領導的支持、前輩的指引、同事的幫助，和天一閣這個具有悠久歷史的藏書樓的整體學術氛圍，也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開升君在博士畢業後持續對書稿進行了多方面的增刪改訂，我們的關係，也從師生變成了同行，圍繞著古籍版本學和乃至更廣泛的學術話題，我們多有討論。承他不棄，將本書修訂稿第一時間發給我，並命我寫序，拜讀之餘，感慨良多，因草此數語以奉，兼求教於學界諸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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