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國學淵源，從一份罕見書信說起

冰川思享號特約撰稿 | 吳琦幸

今人提到王元化先生之學術成就，常以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增補之後定稿為《文心雕龍講疏》）和《文學沉思錄》為代表。一為古典文論，一為現代文藝理論，兩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決定性的貢獻。尤其是《文心雕龍創作論》一書，開創了古代文論研究的中外藝術理論、古典和現代文論以及義理和考據訓詁三個結合的傑出範例，成為新時期中國文論界的重要收穫。

在1960年代初涉《文心雕龍》研究之前，王元化幾乎沒有接觸過古代文論研究這門專業。在建國後他先是擔任文化藝術和出版界的中層領導，1955年被打成胡風分子，受到整整一年零八個月的隔離審查，後開除公職，降級使用，此後都是以「賤民」的身份生存在困頓之中。

年輕的時候他幾乎是全天候地從事地下黨的文藝工作，並沒有在大學中接受過系統的中國古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的訓練，卻能夠在蒙難之時，潛心研究，從1960年到1964年的短短三年中撰述了後來成為他在古代文論學術界具影響的《文心雕龍創作論》。

從1938年這位十八歲的高中肄業學生加入地下黨，開始從事上海左翼文化界業餘戲劇領域的革命工作，後也開始了一些文學創作和文藝理論研究。這種角色的轉變反差很大。他究竟是如何從一個崇尚革命的青年學生，成為古代文論大家的？

我在成為他博士生的1986年到1989年期間，曾經問過他這個問題，他說了兩個字「自學」。當我非常驚訝地感嘆先生的天資和悟性之時，他又加上了一句：我有幾位指導我自學的老師。其中教我國學的是汪公嚴先生。另外還有任善培先生教我中文，但我沒有好好學。熊十力先生教我的是佛學，包括了魏晉玄學。這對我研究《文心雕龍》很有幫助，因為劉勰思想中的佛玄內容很多。但是熊十力先生的成唯識論等精義部分我只能說還沒有進入。

1990年代後半期，王元化成為公眾人物，他的著作不斷重印重版，另外還出版了不少思想方面的著作。後來先生出版了《人物·書話·紀事》一書，送給我一本，其中就記錄了跟任銘善和熊十力求學的過程。但是，卻沒有跟汪公嚴求學的事迹。

我曾經在1988年為王元化先生執筆寫過一篇小傳《走自己的路——記王元化教授》，刊登於馮契教授主編的《五四反思——(1)時代與思潮》，基本上都是王元化先生口述，我們執筆而已。其中講到這段歷史時，沒有講到汪公嚴先生。文字如下：「抗戰勝利之後，王元化到北平國立鐵道學院擔任講師，向學生講授《文心雕龍》。」

1999年由胡曉明執筆的《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中，對這段歷史增加了一段內容：

「為求深研，王元化更向汪公岩先生問學。汪公岩，字鸞翔，廣西人，曾是廣雅書院高才生，朱一新弟子。後來出入張之洞幕府。二十年代，汪老先生是元化父親的同事，為清華中文系的教授。」

這部書也是一樣，主要由王元化先生本人口述，但這裡卻有幾個錯誤：

一，汪公岩的岩字，是誤將繁體字嚴肅的嚴認作岩。

二，鸞翔是汪公嚴的名，公嚴才是字。

舊時文人為表尊重，不直呼其名，而以字稱之。故王先生從一認識公嚴先生時就稱其字。這個名字的錯誤居然在當時的王元化著作中均保留，甚至至今還有人在文章或著述中出此錯誤。直到2005年王元化得到汪公嚴的三子汪復強編的汪公嚴年譜後，才發現了這個重大的錯誤，此後的出版物才改成「汪鸞翔，字公嚴，又字鞏庵。」他專門於2006年1月6日補寫了《記汪公嚴》一文，收入《王元化集》中。我們才得以獲知汪公嚴先生給他授課的較為詳細的資料。

近幾年來從我研究王元化的學術和思想的過程來看，汪公嚴先生不僅是他1946年底到1948年期間的老師，更是為他打通國學的考據訓詁以及讀通中國古代典籍包括《文心雕龍》《文賦》《楚辭》等的關鍵人物。

汪公嚴其時居住在北平，他與王元化的父親王芳荃原是清華學校的同事，王芳荃任英語教師，汪公嚴則任國文教師。王元化到北平居住的原因是他擔任《聯合晚報》副刊《夕拾》主編。於1946年十月十三日撰寫《談丑》一文，差點惹上官司，地下黨要求他轉移。王元化便於十月下旬來到北京，在父親任教的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擔任兼職講師，教授大一、大二基礎國文。

從一個左翼文藝理論的年輕地下黨工作者，到大學的國文教員，教古典文學、國文文法等正規的大學語文課程，對於他來說，這完全是一個新的挑戰。他用的國文使用的是楊遇夫編著的《高等國文法》（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古典文學則使用自己編的教材。

受到五四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潮影響，王元化當時對傳統文化包括古代文學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要當大學講師，面對大學談國學從《楚辭》《論語》到《文心雕龍》等，對於26歲的王元化是有一定的難度的。青少年時期他受到魯迅的影響頗深，當時的五四人物在反傳統思想中對古書激烈地否定。魯迅在五四時期有一句名言：「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於是「不讀或少讀中國書」，對青年的影響很大，王元化也不例外。

孤島時期，母親曾請任銘善先生教他《莊子》、《說文解字》、《世說新語》。那時他並沒有心思讀，但是母親叫他讀，不得不讀，但並沒有入門，還受到任銘善先生的批評。在接受採訪時，王元化說自己對古典的認識有一個曲折的過程。他原以為像魯迅所說「中國古書滾他娘的，丟到茅廁里就算了。汪先生所涉及到的古書，王元化一竅不通。汪先生說：你不懂這些東西，沒法懂中國文化。王元化這才轉過頭來，重新審視傳統名著。」（李懷宇：《王元化：反思歷史》原載《思想》第23期）

王元化自述那時「我幾乎讀不懂魏晉時代那種對仗式的駢體文字，更沒有經書的一般知識。後來我對《詩經》、《易經》、《左傳》等略有常識，完全由於先生的教導。」（《記汪公嚴》）面對大學生，要教中國古代文學名作，王元化突然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勉力備課常常到夜裡一點多鐘。一些大學生覺得王元化的年齡跟他們差不多，不免輕視。王元化也很慌，講課有點心裡發抖，吃了很多苦頭。他不得不埋首讀書，加強自己的國學訓練。於是，他的父親王芳荃讓他拜汪公嚴先生為師。

王元化在文章中記載了當年向汪鸞翔先生求學第一天的情景：

一九四七年初，北平天氣很冷，父親和我雇了兩輛洋車，到兵馬司中橫街九號去拜見汪先生。那是一條清潔的衚衕，先生住宅有兩扇紅色大門。走進門洞，分東西兩座大院，院內的花草樹木很少，使人有些空曠寥落之感。東院北頭有幾間磚瓦平房，這就是先生的居所。室內燒著裝有煙筒的煤爐，火勢甚旺，火焰有時從爐門竄出來。公嚴先生身體瘦小，鬚髮皓然，說話帶著廣西口音。他穿著一件古銅色的長袍，腰間系著一條藍綢腰帶，下面是雙梁布底鞋。由於父親早就向他說過我要來求教的事，所以見面後談話很快就轉入這個題目。我說出我的讀書要求後，確定講授內容分三方面：一是屈原《離騷》，二是《文心雕龍》，三是《文賦》。

自此，王元化才有機會系統地開始學習古代典籍。

汪鸞翔早年在廣雅書院中從朱一新求學，廣雅書院最早由梁鼎芬任山長，後朱一新掌山長，張之洞創辦，其宗旨在於「博古通今，明習時務」，在學派中居於漢宋之間，對於古文獻的解讀講究不墨守成規，要有創意。同時他自學西學，曾在湖北教授理化、博物課程十年，在北京、天津、保定教授理化、地理課程約十年。國學基礎深厚，對西學也有較多了解。

他也是至今還在採用的清華大學校歌的歌詞作者。

王元化形容「先生授課，大多全憑記憶。有時身邊也放著幾本書，但很少查閱。……他對我講授《離騷》時，全用古音，讀來押韻。就我總的印象，汪先生講授各書時，似不太重視前人的訓詁考據。這大概是『通人惡煩』吧。他的講解往往有獨到之見。比如講解《文賦》『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以盡相』，即與何義門所釋『此言文章須有規矩方圓』不同。照先生的意思，離方者是離開方去說方，遁圓者是離開圓去說圓，否則以方說方，以圓說圓，就變成前人所譏的『以彈說彈。』如果用這種方式去作文，那就叫作罵題了。這一說使我嘆服，長久不能講通的道理也就豁然貫通了。」

所謂的讀古音，也即訓詁聲韻之學的基礎。最重要的則是「先生講授《文心雕龍》更使我終身受益。這部書雖僅四萬餘言，卻是包括了史論評在內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倘非具有極淵博的知識是很難理解它的。」 （同前）王元化在今後的困厄年代能夠靜下心來研究《文心雕龍》並成為一方的專家，與這個時期打下堅實的研究基礎大有關係。

汪鸞翔的學問確實好，不僅是古典文獻，即便是當代的西方理論著作，也多有瀏覽。王元化上課之餘，定期去汪鸞翔的家中問學，「看到書架上有不少水沫書店刊印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中譯本，那時，汪鸞翔已近八十歲了。……從廣雅書院畢業出來後，汪鸞翔教授過自然科學，還作過溥儀的子弟的化學老師。那時的學人閱讀面極廣，反而是後來的學人，各有所專，閱讀也就偏於一隅，形成了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於是由『通才』一變而為魯迅所謂的『專家者多悖』了。」

這種濃厚的傳統國學學風對王元化一生的治學風格頗有幫助，而汪鸞翔新舊學博通的風格，也啟發了王元化在《文心雕龍創作論》寫作中打通中西、博通新舊、橫貫古今的研究方向。汪鸞翔對自己的學生評價頗高，1949年，汪鸞翔在回王芳荃信的底稿中有「元化文筆，條暢可喜，自可在文學界佔一位置。」

王元化晚年說，他一生中的五個老師中，汪公嚴對他的幫助最大。那時候王元化跟著他是真正讀了一點東西的，而且都是精讀，可以說得汪公嚴真傳。

不僅是書本的知識，汪鸞翔先生還讓他品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北平的春天，文人墨客都有郊遊的習慣，其中最常去的是宣武門外崇效寺。崇效寺始建於唐貞觀元年（627年），歷經五代、宋、元、明幾個朝代，到清朝時已經開始衰敗，唯有每年春季賞牡丹為一盛事。崇效寺又因藏有著名《青松紅杏圖》圖卷而聞名遐邇。

明末，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與清軍戰於遼寧杏山及松山兩役，終被清軍所敗，1642年投降於清軍。洪承疇手下一將軍不願投降，遁離軍隊，後隱居河北盤山青溝寺，削髮為僧，法號智朴。1644年清軍入關，統治了華夏，智朴和尚為表達對那兩場戰役慘烈死去戰友的懷念，繪製了一幅圖卷以寄託。

據民國陳宗蕃《燕都叢考》記載，該圖「一老僧憑松而立，蒼枝蚪亘，紅杏夾之，一沙彌手執一芝立其下」。其中青松、紅杏隱指松山、杏山，以寓亡國之痛。此圖後經輾轉落戶於京城崇效寺，從此成為崇效寺鎮寺之寶。清代文學家王士禎首見圖卷，深為震動，題寫「青松紅杏圖」五字於圖，由此得名。

王元化隨父偕公嚴先生游崇效寺正是初春時節，藤蘿花開滿一架，而幽香更將靜謐點深化濃……將一杯清茶細細地慢慢地飲，塵囂皆去。又看了寺中所藏《青松紅杏圖》，見一松、一杏、一童，卷未附有清一代名家題跋，曾國藩所題七律，反用紅杏滿枝來頌揚滿清，元化憤慨，作七絕諷刺：

「青松紅杏兩相持，公意淵深耐細思。權貴不解孤臣恨，千秋寶卷染瑕疵。」

（見王元化《人物·書話·紀事》第219頁）

王元化很少作詩，見諸記載的共有四首，此是第一首。他雖未明言是受到汪公嚴先生的影響或指教而成。但是汪公嚴卻是詩詞大家，一生作詩詞三千餘首，經常寫詩詞送給王芳荃，他在詩詞格律方面的造詣非常深。

將近兩年的大學教書生涯和向汪公嚴問學的經歷，給予王元化古典文論方面造詣以極大提高。此期間，王元化除了偶爾為上海的左翼刊物報章寫寫文章之外（包括前述《論香粉鋪之類》），真正的時間都花在古代文學、《文心雕龍》和訓詁小學的學問中。他按照汪公嚴要求的讀書方法，沉潛往複，為讀通《文心雕龍》下功夫。另外一方面又教學相長，大學教授古代文學的課，必須要實實在在接受比較系統的古代漢語的訓練，這也提高了他在古代文學領域中的修養，這一切都為十二年之後轉向古代文論研究奠下了基礎。

1948年9月王元化應地下黨之招回上海後，給汪鸞翔寫了一信彙報自己的學業情況。汪鸞翔先生的長孫汪端偉提供了這封信的原件，今披露於下：

公嚴夫子大人 自離平來滬後，已近二載，未能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近得家父來信，雲及夫子居處被籍沒，藏書無存處，數十年之心血，恐將散亡於一旦。聞之更增悲思，感傷不已！

受業抵滬後，即入此間誠明文學院執教，後又轉入展望雜誌社擔任編輯工作，社長為黃任之（炎培），時正值平津變色，長江吃緊，上海入於戰爭狀態，湯（恩伯）毛（森）諸匪實行恐怖政策，白晝殺人已成司空見慣，凡我小民，略一不慎，出語疏忽，即有被捕之虞，甚至有謂八路電車誤傳八路軍而遭扣押者，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此情此景，令人忘掉人間如遊地獄。

受業因編展望雜誌，早受當局之側目，故雖非狡兔，亦備三窟，做藏身之地。幸時時遷移，逃避有方，始告無虞。上海解放後，受業去時代出版社，擔任編輯時代半月刊之職，已歷半年。茲因瑣事煩集，久疏問候。實感汗顏。然夫子諄諄善誘之形象，無時無刻，不在記憶之中，每一念及，輒欲執筆作書，但事雜心浮，屢屢中輟，此當向夫子大人告罪者！

受業於抗戰勝利後，曾以拙作文藝論集付梓問世，唯趕印匆忙，粗陋不堪，現擬另覓書局再版，俟出書後，當奉贈，請夫子斧正。

近日上海久陰初晴，天氣驟變，已不若數日前之溫暖矣。室外寒風刺骨，入夜冷氣逼人。遙望北京，諒更有冬意。不知夫子需要何物，請即示下，當託人帶上（最近友人往來於京滬道上者甚夥，帶物極為方便），乞萬勿客氣為荷。匆匆不盡一一 敬請

福安

受業

元化叩

十四日

原信用時代出版社信箋書寫，直排十五行一紙，共兩紙。為王元化檔案史料中所見唯一用文白相間書寫的信。此信應該寫於1949年底到1950年初。王元化於1948年秋從北京調回到上海，先在誠明文學院教書一學期（秋季班），到1949年一月，被派往《展望》雜誌任主編。上海解放為1949年5月，王元化在此後「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編《時代》雜誌。」中間經過了唐守愚不讓轉組織關係到《時代》社而拖延一段時間，到下半年正式進入《時代》。故此信應寫於冬季，與他從北京到上海將近兩年的時間相符。信末稱「受業」，顯見汪鸞翔先生在王元化心中崇高的老師地位。

吳琦幸簡介：華東師大中文系博士、古籍研究所碩士。1989年4月獲中美聯合培養資格，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中美聯合培養，1996年獲哲學博士（Ph. D）學位。在美先後擔任《國際日報》、《僑報》採訪主任。1999年入聖塔莫妮卡學院現代語言文化系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現為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文化語言新論》《王元化談話錄》等。《漢語大詞典》主要編纂人。整理點校古籍《清河書畫舫》等。在《文學遺產》、《文藝研究》、《學術月刊》、《文藝理論研究》、台灣《漢學研究》、《華東師大學報》等學術刊物發表古典文學、文藝理論等論文五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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