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學家布雷茨，因「大洪水」受質疑，50年後成「新災變之父」

哈倫·布雷茨（J Harlen Bretz，1882年-1981年）是位地質學家，作為科學研究者，他認為「大洪水」曾真實發生，這在20世紀20年代大部分學者看來，是對科學的褻瀆和科學研究的倒退，布雷茨因此招來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質疑和批評。

70年代，人們參考衛星成像地圖及地質學田野調查資料，證明布雷茨「異端思想」的正確性時，他已經99歲高齡，而那些質疑者全都已經化為塵埃。用布雷茨自己的話說：「我所有的敵人都死了，所以我沒有人幸災樂禍」。

「奇怪」的老師

布雷茨出生在密歇根州中部的薩拉納克小鎮，並在那裡度過了童年時光。高中畢業後，他先後在阿爾比恩大學（Albion College）和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就讀，取得了生物學學士和碩士學位。隨後成為了西雅圖一所高中的生物老師，在此期間，他對地球科學領域尤其是地質學越來越感興趣，每到周末就會前往普吉特海灣地區進行地質調查，1910年他出版了有關普吉特海灣地區的地質學論文，這也是布雷茨地質學研究的正式開端。

當時，美國地質調查局發布了哥倫比亞高原的地形圖，巨大的干峽谷中布滿了水道疤地，還有曾經是瀑布的斷崖，這引起了布雷茨極大的興趣。同時他也意識到，不能單靠興趣做地質學分析，他需要系統的學習，於是他選擇辭去工作，前往芝加哥大學攻讀了地質學博士學位，並於畢業後在華盛頓地質學院及芝加哥大學擔任地質學講師，12年後成為教授，並在芝加哥大學度過了整個學術生涯。

據說布雷茨有三樣東西是標配：帽子、眼鏡、煙斗，此外他還有種神奇的幽默感，喜歡講冷笑話。在擔任教授期間，他經常會帶學生到他家，玩一種類似密室逃脫的遊戲。學生們會突然發現自己被鎖在了地下室里，只有找到秘密密鑰和秘密鎖才能出去。

每年夏天布雷茨會帶著家人和學生去哥倫比亞高原做田野調查，他們從西雅圖出發，帶著帳篷，隨時露營，並徒步探索那些地質現象，尤其是一個個湖穴，試圖揭開不尋常地貌的神秘面紗，這是那些只靠想像就得出結論的「搖椅上的地質學家」從未實踐過的發現之旅。與學生的一次次田野工作，讓布雷茨積累了大量資料，從1923年起，他開始發表系列論文，論證「災難性」的洪水是造成哥倫比亞高原特殊地貌的原因。

「離經叛道」的學者

布雷茨確信，緩慢地侵蝕不可能造成他在哥倫比亞高原上所見到的近3萬平方千米的異常地貌：巨大而乾燥的峽谷，坑坑窪窪的河床、大片大片裸露的玄武岩，隨處散落巨大的花崗岩石塊，比尼亞加拉大瀑布大5倍以上的干瀑布遺迹……所有這些都只能用一場災難性的洪水解釋，激烈的大洪水造成了這種「滿目瘡痍」。

這個說法一經提出，就成了其他地質學家眼中「令人髮指的假設」，認為這種說法脫胎於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是對非科學時代的回歸。因為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均變論」一直是地質學界的主流，均變論將一切地質變化都，解釋為漫長發展過程中的緩慢變化。在沒有GPS、航拍技術、高科技測量、計算機模擬的時代，布雷茨的學說成了眾矢之的，引發了四十多年的科學爭議。

1927年，45歲的布雷茨在華盛頓地質學會主辦的會議上，與其他六位地質學家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他試圖說服這些「受人尊敬的」老地質學家，但是最終誰也能讓對方信服。在擠滿觀眾的會議廳里，布雷茨認為批評者是「缺乏想像力的懦夫」，批評者則認為布雷茨「荒謬又無能」。

客觀的來說，雖然質疑者有其腐朽、頑固的一面，但是布雷茨大洪水理論的不完整性，也是產生爭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均變論為主流的學術環境下，布雷茨沒有說明災變和均變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只得出了結論，而並未給出洪水來自何處以及導致洪水的原因。

事實上，在華盛頓地質學會會議現場，一位名為約瑟夫·帕迪（Joseph Pardee）的地質學家一直致力於解釋洪水的來源，帕迪沒有在會議上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他的頂頭上司正是主要批評者中的一位，他不想因為支持布雷茨而葬送自己的職業生涯。

其實早在1925年時，帕迪就以書信的形式向布雷茨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洪水可能來是由於冰壩破裂，密蘇拉湖（Lake Missoula）湖水因此迅速傾瀉導致洪水。布雷茨沒有完全接受帕迪的建議，他還沒有找到十足的證據證明密蘇拉湖足以形成哥倫比亞高原上的特殊地貌。

遲到的讚譽

1940年，帕迪通過對密蘇拉湖長達十年的調查，找到了兩個至關重要的證據。他通過沉積物計算出了密蘇拉湖災難性決堤時的洪水量和水流速度，以及只有極其猛烈的水流才足以形成的波紋痕迹。在1942年發表的論文中帕迪寫道：「大約500立方英里的水以不可思議的力量衝破了冰障。」

帕迪的證據讓許多人開始重新看待布雷茨的大洪水理論，布雷茨本人也多次前往哥倫比亞高原進行探險，新的證據讓他進一步延伸了大洪水說，他認為大約七次大洪水後，才形成了如今的地貌。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越來越多的地質學家前往哥倫比亞高原實地調研，也逐漸向布雷茨的學說傾斜。1965年，經過30年、30篇論文，布雷茨在與超過30位質疑者的爭論中取得了勝利。1974年衛星圖像讓大洪水說得到了最終的確認，5年後97歲的布雷茨接受了美國地質學會授予的彭羅斯獎章（美國地質學會最高榮譽），頒獎詞中說道：「雖然大洪水說長期存在爭議，但是一張距離頭頂900公里的地球衛星拍攝的照片，已經為這個史前災難的範圍和性質提供了明確的證據。」領獎後，布雷茨提及曾經的質疑者時說：「我所有的敵人都死了，所以我沒有人幸災樂禍。」

1980年，布雷茲已經98歲了。他看到另一場關於均變和突變的爭論，物理學家路易斯·阿爾瓦雷斯（Luis Alvarez）和他的兒子地質學家沃爾特提出恐龍滅絕於小行星撞擊地球，當時的古生物學界稱他們為「嘩眾取寵的騙子」，爭論也一直在持續。

布雷茨99歲時去世，他將自己的遺體進行了捐贈，繼續為科學研究做出自己的貢獻。其實，不光是災變論和均變論的討論，所有新理論的提出大多都會引來傳統理論的質疑甚至抨擊，最好的應對方法就是擺事實、拿證據，布雷茨所從事的地質學和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一樣都需要詳實的田野調查資料，布雷茨通過實證，不僅贏得了爭論的勝利，也成為了「新災變之父」。他所留給世界的不只是一種學說，而是面對質疑時應該有的勇氣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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