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直都是一個保守主義的「右派國家」

美國裂變

"右派國家"興衰與平民主義崛起

黃湘

選自《美國裂變：大歷史轉折點上的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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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來，「右派國家」a的政治敘事在美國佔據主導地位。2004年出版的《右派國家：美國保守派權力》（The Right Nation: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堪稱這套敘事的總結。兩位作者米克爾思韋特（John Micklethwait）和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斷言，美國一直都是一個保守主義的「右派國家」，其革命和制憲的目標就是限制政府權力。雖然在羅斯福「新政」和其後的一段時間裡，保守主義相對於秉承「新政」精神的自由派一度處於劣勢，但是，20世紀下半葉，保守主義政治運動再度崛起，從1968年到2004年，共和黨候選人在十次總統大選中七次獲勝，1980年入主白宮的里根更是在其兩屆任期內改造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民主黨的比爾·柯林頓也公開宣稱：「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在《右派國家》問世的2004年，美國自由派b業已邊緣化。

a「右派」是一個充滿歧義的概念。一般而言，在世界範圍內，但凡稱為「右派」者，都旨在維護某種特定的傳統價值觀念。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右派由於其傳統千差萬別，其具體政治主張也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右派和極右派不僅僅是程度上的差異，而是存在質的區別，前者傾向於相信其所維護的傳統有能力同化——不等於包容——其他族群和階級，而後者則傾向於強調其所維護的傳統對其他族群和階級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共享同一傳統價值觀念的右派和極右派經常會在政治上成為仇敵。在現當代美國的語境中，右派表現為兩派社會力量的聯合，一派主張弘揚傳統的基督教倫理，以此作為世俗社會的價值指南；另一派崇尚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抵制社會福利。這種聯合極具美國特色。在許多歐洲國家，傳統基督教倫理的維護者往往會提倡政府干預經濟，支持社會福利。所謂「右派國家」，乃是意指上述右派在美國的影響力已經遍及政治體制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不會因為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的政黨輪替而動搖，從而主導了整個國家。

b在美國語境中，「自由派」（liberal）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都意味著支持政府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中積極行動；那種要求政府僅僅扮演守夜人角色而非積極行動的立場，稱為「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而在英國和歐陸國家的語境中，自由主義一般是指「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liberalisim），主張「小政府」、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以及不可讓渡的個人權利，和美國語境中的「自由至上主義」立場較為接近，但論證方式有所不同。「自由至上主義」更強調個人權利的不可讓渡，而「古典自由主義」則更強調「小政府」和市場經濟的優勢。

兩位作者將「右派國家」視為「美國例外主義」a的典型例證。在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建立由政府支持的全民醫療體系的國家；美國也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唯一沒有帶薪產假的國家。在歐洲，即使保守的右翼政黨也支持德國在「二戰」後形成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政府對市場經濟負有調節責任；而在美國，「小政府」理念深入人心，公眾相信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無須政府干預。兩位作者預言，保守主義在未來仍將長期主導美國政治。

a「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Exceptionalism）是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DeladémocratieenAmerique）中提出的觀點，是指美國在其獨特起源、民族信念、歷史進化、政治制度和宗教體制等方面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美國保守主義者歷來信奉「美國例外主義」，他們所要「保守」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美國的「例外」。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嚴重動搖了美國社會對於「右派國家」的信念。奧巴馬入主白宮以後，通過和推動了包括醫療改革在內的諸多具有「大政府」傾向的法案和政策，使得美國的政治生態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有一派觀點認為，奧巴馬政府開啟了被「右派國家」壓抑多年的「新政自由主義」（NewDealliberalism）a的回歸，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在「右派國家」框架內的修修補補。奧巴馬的政治遺產應該如何定性，取決於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

按照常理推斷，一位共和黨總統將會走「右派國家」的老路，一位類似於比爾·柯林頓的民主黨總統也會如此選擇，只有一位左傾激進的民主黨總統才會轉向「新政自由主義」，而這乃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在奧巴馬卸任以後，美國「右派國家」應該仍然能夠確保無虞。

a「新政自由主義」又稱「社會自由主義」（socialliberalism）或「現代美國自由主義」（ModernAmericanliberalism），其基本立場是認為政府有義務運用其權力和資源來幫助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權益，主張實施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相結合的混合經濟制度，以此促進增長，降低失業率，並通過社會政策緩解貧富分化，推動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

但是兩匹「黑馬」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特朗普（DonaldTrump）的參選，完全打破了此前對2016年總統大選的各種預期。曾在比爾·柯林頓政府擔任勞工部長的政治經濟學家賴克（RobertReich）2015年11月在英國《衛報》（TheGuardian）發表文章指出：

「桑德斯代表了左翼改良的平民主義（Populism）a傳統，尋求限制大資本對政治的影響力，為制定可以促成廣泛財富共享的新法律和規則掃清道路。特朗普來自右翼威權的平民主義傳統，希望通過政治強人剝奪寡頭們的權力，把權力直接還給人民。右翼威權的平民主義常常會將弱勢的少數族群當成替罪羊，包括移民。」b

a　Populism亦可譯為「民粹主義」，但「民粹」在中文語境里含有貶義，故按照國內美國研究的慣例，譯為「平民主義」。平民主義的內涵極其複雜，基本特徵是主張普通平民的需求和願望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反對體制內的當權派精英，此外還可能但並不必然具有下述特點：直接民主、平均主義、陰謀論、反智主義、排外等等。

b　http://www.alternet.org/economy/robert-reich-big-struggle-financial-elite-vseveryone-else.

雖然桑德斯在民主黨的黨內初選中不敵資源雄厚的希拉里，但是他通過參選成功地發起了一場社會運動，使得「社會主義」在美國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辭彙。當然，他的「社會主義」非常接近當代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歷史上某些版本的「社會主頗有差異。不少論者都指出，桑德斯的競選活動實際上是一場偽裝成總統競選的社會運動，即使在他終止競選之後，這場社會運動也會持續下去。他給美國的主流政治注入了如下觀念：劇烈的經濟不平等並非右派所說的「必要的惡」，而是源自那種將個人主義和競爭凌駕於公共福利之上的經濟體系，應當而且能夠通過政治行動加以改變。a

另一方面，共和黨建制派在特朗普的衝擊下潰不成軍。特朗普的藍圖是要建立一個不受限制的威權政府，這和保守主義的「小政府」理念是對立的。他在共和黨黨內初選中的勝利，等於發動了一場革命，把「右派國家」逼到了懸崖邊上。2016年，美國社會意外地見證了「右派國家」的全面潰敗。「新政自由主義」回顧「新政」（TheNewDeal）是在1929年暴發的「大蕭條」b的衝擊下，從1933年開始，由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發起的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重大改良。它主要包括兩方面的措施，一是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監管，二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內部追求廣泛的財富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

a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7-15/osborne-crowley-as-the-sanderscampaign-ends/7633444.

b　「大蕭條」（GreatDepression）是20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強度最大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始於1929年美國的華爾街股災，迅速席捲全世界，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失業率飆升和國際貿易銳減。美國在30年代中期開始走出衰退，大多數國家直到「二戰」以後才逐漸恢復。

就第一個方面而言，「新政」有別於當時的蘇聯和德國，不是讓政府成為國民經濟的所有者或是計劃者，而是制定規則並監督其執行，在規則遭到破壞時作為裁判「吹哨」。「新政」確實為當時的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政府補貼和貸款，但市場競爭的私人企業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就第二方面而言，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1955年出版的《改革年代：從布賴恩到富蘭克林·羅斯福》（TheAgeofReform:fromBryantoFDR）中指出，「新政」和此前美國包括「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在內的諸多改革運動存在根本區別。那些運動都是順應企業家階層或是與其相關的專業人士、知識階層的訴求，而「新政」則是照顧失業者的需求，以及順應正在興起的勞工運動的訴求。此前的改革運動都是將政府視為威脅個人自由的負面因素，要求建立「小政府」；而「新政」則認為政府為個人提供經濟保障不是抑制而是有助於個人自由。「新政」設立了大量政府機構來保護普通美國人的利益，幫助他們抗衡大公司的權力。

「新政」的理念被稱為「新政自由主義」，在當時不僅得到了民主黨上下的全力支持，也為共和黨主流所接受。簡言之，「新政自由主義」是一種左派自由主義，對它的理論提煉，當推羅爾斯（JohnRawls）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a此書提出了正義的兩項原則，第一是關於平等權利——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享有一個完備體系下的各種基本自由，而其所享有的自由與其他每個人所擁有的同體系下的各種基本自由相容；第二是關於機會平等和差異——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必須滿足以下兩項條件：一是有助於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的利益最大化，二是各種職務和地位必須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在理論上，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亦即不能為了改善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而侵害個人的基本自由；而在現實中，第二原則常常是第一原則的前提，沒有機會平等，沒有對弱者的扶助和保障，享有基本自由也就無從談起。

「新政」對於上述兩項原則的實踐，體現在它對追求經濟平等的勞工運動和對追求種族身份平等的民權運動的態度上。對於勞工運動，美國國會在1935年通過了《全國勞工關係法案》（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確認了工人有權成立工會與僱主談判，僱主必須承認工會的代表性，與之集體談判，不得歧視和報復工會支持者。這一法案極大地促進了工人相對於僱主的談判能力，使工人的經濟待遇有了很大提高。對於民權運動，羅斯福政府在1942年成立了「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FairEmploymentPracticesCommittee），要求所有與聯邦機構簽訂合同的私人僱主不得在僱用時存在種族和宗教歧視。

a　關於羅爾斯對「新政」理念的繼承，參見弗里曼（SamuelFreeman）2007年出版的著作《羅爾斯》（Rawls）。

不過，羅斯福時期的民權運動是很有限的。南方各州自從1877年以來就是民主黨的天下，這半壁江山是羅斯福政府的重要支柱。然而南方各州的民主黨又是號稱「吉姆·克勞法」（JimCrowLaw）a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實施者。南北戰爭之後，北方的共和黨一度對南方實施軍事管制。但是當19世紀70年代聯邦軍隊撤出之後，曾經擁護奴隸制的民主黨再度控制南方各州，他們抬高投票門檻，剝奪黑人的投票權。沒有投票權的黑人不僅不能影響立法，也不能在法院出庭做證。南方各州提出了「隔離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的原則，強制要求公共設施必須依照種族的不同而隔離使用。1896年，最高法院以不同種族表面上

a　「吉姆·克勞」（JimCrow）是19世紀白人種族主義者塑造的黑人漫畫丑角形象，以此嘲弄黑人。「吉姆·克勞法」是指從1876年至1964年美國南方各州對以黑人為主的有色人種實施的種族隔離的法律。在美國內戰結束之後，從1865年至1876年，聯邦政府直接管理南方各州，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黑人的權利，這一時期被稱為「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Era）。「重建時期」結束後，南方白人重新掌權，通過了一系列種族隔離的法律。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Brownv.BoardofEducationofTopeka）中判決終止南方各州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民權法案》，禁止在法律上有任何形式的種族隔離和歧視，「吉姆·克勞法」的時代宣告終結。

都獲得了平等的公共設施為由，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a中裁定此舉合憲。「新政」是在不挑戰南方各州種族隔離制度的前提下實施的，這既是「新政」在當時的環境下取得成功的前提，也是「新政」的局限性。

1906年，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了《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Wanlmgibtesinden Vereinigtenstaatenkeinen Sozialismus），斷言美國作為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不存在歐洲國家那種能夠催生社會主義的社會矛盾。不過，桑巴特所觀察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其觀點不能視為定論。斯坦貝克（JohnSteinbeck）1939年出版的小說《憤怒的葡萄》（TheGrapesofWrath）便生動揭示了「大蕭條」背景下的階級矛盾激化。那也是一個大多數美國知識分子思想左傾的時代。

但是，「新政」並沒有導致「二戰」以後西歐國家推行的民

a　此案的案情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黑白混血人士普萊西（HomerPlessy）因為登上了一輛專門為白人服務的列車而被拘捕定罪。根據當地的「吉姆·克勞法」，白人和有色人種必須乘坐「隔離但平等」的車廂。普萊西不認罪提出上訴，案件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1896年，最高法院以7比1判決「隔離但平等」的法律合憲，普萊西敗訴。這一判決導致南方各州長期在「隔離但平等」的名義下實施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有色人種不能和白人使用共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同樣的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當然更不可能）、圖書館、體育場、電影院等等。有色人種雖然名義上擁有和白人「平等」的公共設施，但實際上質量非常低劣。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Brownv.BoardofEducationofTopeka）中判決「隔離但平等」的法律違憲，宣布終止南方各州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從而在58年之後推翻了「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判決。

主社會主義。原因在於，諸如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等等都是在工會基礎上建立的大黨，而美國的勞工運動雖然產生了若干小黨，卻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工政黨。美國工人包含了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文化上本來就存在分歧，共產國際和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a所施加的相互衝突的影響更加深了分裂。另一方面，「新政」使得很多工人選民願意投票選舉民主黨內的左翼人士來代表自己，反而阻礙了勞工政黨的發展。

1947年，在「冷戰」已成定局的背景下，為了防止工會變「紅」，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修訂了《全國勞工關係法案》，禁止工會採用「自上而下的組織形式」發動波及整個產業或產業鏈的罷工，罷工只能局限在企業內部，不能組織政治運動。國會還通過了限制工會談判權力的《勞工管理關係法案》（The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b，允許總統在斷定罷工危及國民健康和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強制罷工者返回工作崗位。這兩項法案註定了美國勞工政黨的衰落。1955年，美國最大的兩個工會組織「勞工聯合會」（AFL）和「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在分裂多年後重新合併為「勞聯—產聯」（AFL-CIO）。美國工會從此僅僅成為一種代表工人利益的社會機構，不再具有政黨特徵。

a　托洛茨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領袖是托洛茨基（LeonTrotsky）。托洛茨基主義主張「不斷革命」，認為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被官僚主義的等級制度所控制，違背了工人階級利益，工人階級應當實施自治民主和多黨制。托洛茨基主義的支持者在1938年成立了「第四國際」，對抗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又名「第三國際」）。

b　這一法案又稱《塔夫脫—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取名來自提出該法案的共和党參議員塔夫脫（RobertTaft）與共和黨眾議員哈特利（FredHartleyJr.）。

《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2015年4月號的一篇文章《為何工人不聯合》（WhyWorkersWon』tUnite），在感慨今日美國工會衰落的同時，不免追懷往昔：「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超過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會成員。……工會這種制度性組織意味著公司被迫拿出更多的利潤惠及工人，可以保證經理不剋扣拖欠工人的薪水，並使定期加薪成為可能，從而使得工人可以購買自己的房子、汽車和家電。……工會也動員民眾投票支持政府的財富再分配政策（諸如『二戰』以後高收入階層的稅收顯著提高，以及最低工資的定期增長）。在很大範圍內，勞工運動創造了經濟穩定性、社會獨立性和對『向上流動』承諾的信心——今天我們將攜手邁向中產。」

20世紀50年代，美國迎來了戰後的經濟繁榮。艾森豪威爾作為羅斯福之後的第一位共和黨總統，不僅支持最低工資、公共房屋等「新政」措施，而且擴大了社會保障力度，大幅增加了聯邦政府對教育的資助，興建了州際高速公路。他提倡的「現代共和黨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政自由主義」的翻版。

經歷了肯尼迪時期號稱「新邊疆」（New Frontier）的社會改革之後，「新政自由主義」在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總統任期內達到了頂峰。約翰遜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和當時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相呼應，突破羅斯福「新政」的局限性。

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新版本的《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僱用關係和公共場所中的種族、宗教和性別歧視；次年，國會又通過了《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再次重申禁止對投票權的種族歧視；這一年也成立了「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確保在僱用關係中反對歧視。這些法案和機構不僅推動種族身份平等，也推動了諸如同性戀、女性、殘疾人等群體的身份平等；換言之，推動了羅爾斯所主張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機會平等」。

另一方面，關於羅爾斯所說的「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的利益最大化」，「偉大社會」計劃包括了「向貧困宣戰」（Waron Poverty）的方案，幫助弱勢群體脫貧。今天美國社會生活中早已不可或缺的一些福利項目，諸如食品券、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低收入租房補貼等等，都是「向貧困宣戰」的產物。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美國官方貧困率」統計，在約翰遜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的貧困率從1964年的19.0%下降到了1969年的12.1%；但在約翰遜離任以後，這一數值便出現反覆，最低點為11.1%，說明扶貧效果大為減弱；1979年以後則迅速攀升，在里根結束第一任總統任期的1984年，官方統計的貧困率達到了15.2%的峰值。a

「偉大社會」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克服重重阻力，尤其是來自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阻力，設立了由聯邦資助的面向老人和傷殘人士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這是一個覆蓋了所有65歲以上的美國人的公費醫療制度，是他們的人生安全閥。在美國社會日益老齡化的今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b

反對「大政府」和福利國家的保守主義政治運動此時已經開始興起，但是遠未成氣候。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保守主義政治運動的奠基人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僅僅獲得了36%的選民票，六個州的選舉人票，可見主流選民並不認同「右派國家」理念。

1964年年底，約翰遜總統在點亮國家聖誕樹之時發表演講：「現在是自從耶穌誕生以來最有希望的時代。」那時確實是「新政自由主義」的頂峰。然而，頂峰之後卻是急速墜落。

a　在這之後的兩次峰值分別發生在1994年和2009年，都是15.1%。

b　此外，「偉大社會」還設立了由聯邦和州共同出資，針對低收入人群的「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它和「聯邦醫療保險」不同，不屬於應得的福利，申請人須接受資格評定。然而，頂峰之後卻是急速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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