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與東方圖書館
王雲五（1888～1979年）號岫廬，廣東省中山縣人，是我國近現代史上頗有影響的出版家，同時又是一位靠自學成材的圖書館事業家和圖書館學家，自稱：「我在學校的時期很短；我在圖書館的時期卻很長。我不是職業的圖書館館員；但我大半生消磨於圖書館的時間恐怕比一般職業的圖書館館員尤多；一個職業的圖書館館員至多與一二十所圖書館發生過關係，而與我有關係的圖書館至少有幾千所。」（註：王雲五：《我的圖書館生活》，見《舊學新探》，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並曾歷任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圖書館學會索引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等委員、上海圖書館學會委員及委員長。本文擬從東方圖書館這一個案評析王雲五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並初步探索一下其圖書館學方面的學術成就。
本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最終確立了白話文的正宗地位，並使過時的文言文和舊的陳腐文學迅速衰落。隨著書面語言和口語的漸趨統一，閱讀和出版變得更加便利，新學書刊日益增多。同時，西方教學思想的系統傳入也打破了我國單純灌輸的傳統教學模式，學習興趣的培養逐漸被教育界所關注，學生對新知識的求知慾較前更為強烈。這一系列變化都要求對圖書館界殘留著的「藏書樓」性質的管理方法進行一番改革，以適應現代文化發展的需要。王雲五正是在這樣一個急需變革的歷史時期主持了東方圖書館。
1 促成了東方圖書館的開放
東方圖書館的前身是商務編譯所附設的涵芬樓。1902年，加入商務的張元濟聘請了許多碩學專家和富有教育經驗的學者擔任編譯工作，但「每削稿，輒思有所檢閱，苦無書，求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註：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序》，見《張元濟詩文》，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82頁。）。從此，張元濟肆志搜集圖書，先後收入了會稽徐氏熔經鑄史齋、長洲蔣氏秦漢十印齋等藏書，1904年為存放書籍設立涵芬樓。待到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張元濟於1921年2月建議用公益基金：「不如專辦一公用圖書館，於社會尚較有益。」（註：見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04頁。）1924年這一公用圖書館落成，涵芬樓藏書移入該處，該館就是被命名為與西方並駕的東方圖書館，聘請王雲五為館長。商務設立這一公開圖書館的目的，正如張元濟在《東方圖書館概況·緣起》中說：「今海內學者，方倡多設圖書館補助教育之說。滬上為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黌舍林立，四方學子負笈而至者，無慮千萬，其有需於圖書館者甚亟。是雖權輿，未始不可為土壤細流之助。」為使這「土壤細流之助」的目的得以實現，王雲五經過了兩年多的積極籌備，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的管理改革。
第一，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王雲五入主東方圖書館之時，正是圖書館「兼收西方新籍與其譯本，及近人對新學術的著述」之際。面對東方圖書館數十萬的中外藏書，王雲五認為：「圖書館之公開，首須作合理的圖書分類。」（註：王雲五：《我的圖書館生活》，見《舊學新探》，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我國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不免顯出其粗疏，而已引入的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也不盡適合我國的古籍。當時圖書館學界紛紛對杜氏分類法加以改造，如清華大學分類法是在杜威十大類之外，再加上叢、經、史、子、集五大類，容納中文圖書。而杜定友《世界圖書分類法》是把杜威分類法中的某幾類加以歸併，空出的類號分給中國圖書。王雲五認為這種方法仍然造成中西書籍的分置，因此提出了以內容性質為標準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該分類法是在美國卡特氏的「選擇其性質相同的放在一處」原則指導下，給杜威原有類號分別冠以「十」、「艹」、「士」3個符號，來容納性質上與西方圖書大同小異的中國書籍。這樣「不僅譯本與原本絕對放在一起，而中國古籍與西方圖書性質盡同或大同小異者，無不分別置於相同或接近之地位」（註：王雲五：《我的圖書館生活》，見《舊學新探》，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頁。）
第二，四角號碼檢字法。我國傳統檢字法中最通行的當為部首檢字法，但該法由於部首相對少且易混，造成檢索費時、不易確定的弊端。王雲五針對此弊，在參考林語堂首筆檢學法創意的基礎上，提出理想檢字法應該「一是將新部首之數大增，使每部收容之字減至最低限度；二是新部首必須容易確定，且各有其自然的順序」（註：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第92頁。）。1925年，王雲五在電報號碼的啟發下完成了號碼檢字法，即每個字用依序排列五類筆畫的數目來代表。後來，王雲五又對此法加以改革，用數字代表筆畫的種類，如「一」代表橫筆，「二」代表垂筆，「三」代表點和捺，「四」代表叉筆，「五」代表插筆，「六」代表方塊，「七」代表角筆，「八」代表八字形，「九」代表三筆平列如小字形，「0」代表橫筆上再加一點之筆。此外，再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順序取一個字四角筆畫代表全體的筆畫。這一改進的新法即「四角號碼檢字法」直到1928年才最終完成。該檢字法優點是檢索直接、迅速。蔡元培在《四角號碼檢字法·序》中說：「王先生獨任其勞，而給我們人人有永逸的享用。」
第三，中外著者統一排列法。著者的姓名，中文用漢字，西文用字母。對二者的統一排列，王雲五最初只是按照約翰大學圖書館的辦法，把中國著者的姓音譯成羅馬字母，取其第一字母和姓的筆數合成一個符號來與外國著者號碼排列起來，但該法極不方便。在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後，王雲五覺得外國字母也可以用號碼來代表，於是製成一種羅馬字母號碼錶，用0～9這十個數字分別代表26個字母。這樣，外國姓名只要按表翻成號碼，中國姓名只要照四角號碼來編號，中外著者便可以統一排列在一起。
王雲五種種管理方法的改革使藏書豐富的東方圖書館有了類別、書名、著者等幾種便捷的檢索途徑，極大方便了讀者。東方圖書館於1926年5月3日公開閱覽後，來館人數與日俱增，據《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一文統計，東方圖書館1929年閱讀人數28999人，閱覽圖書18789冊，1930年36800人，45517冊。由此可見，王雲五促成了東方圖書館真正把涵芬樓原備編輯參考的書籍貢獻給了社會。
2 致力於東方圖書館的復興
東方圖書館正當以近30年搜羅所得巨量中外書籍服務社會之時，不幸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日軍炮火。除涵芬樓移藏在銀行中500餘種善本古籍得以倖免外，東方圖書館藏書全部化為灰燼。據1932年《一二八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毀記》統計，東方圖書館損失圖書：
這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當時學界、政界紛紛函電慰問，一日數起，亦足見該館在社會文化中之地位。
「一二八」事變後，王雲五本著「為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的精神，努力要復興商務及東方圖書館。「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商務印書館是中國人自辦比較有點規模的企業，覺得有些討厭，便首先把它炸毀。我認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會翻身，這是莫大的恥辱，所以極力要把它扶起來。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雜誌，多有提倡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也覺著有些討厭，便趁勢一火把它燒盡。我認為一燒便不能復興，也是莫大的恥辱。」（註：見王雲五在《東方雜誌》第29卷第4期（復刊號）卷頭語，1932年。）
經過同人半年多努力，商務終於在「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標語下於是年8月復業。營業逐漸好轉後，王雲五便積極從事東方圖書館的復興。1933年4月，王雲五提議並經董事會通過就每年盈餘所提乙種特別公積金中撥其三分之一為東方圖書館復興基金。此外，並設立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聘胡適、蔡元培、陳光甫、張元濟、王雲五為委員。除要有足夠的復興資金外，搜集圖書成了東方館恢復的急需，王雲五主要針對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書籍。
第一，叢書。王雲五為復興中的東方圖書館搜羅了大量中外新舊書籍。其中舊書方面以叢書為最多，僅優良叢書就有數百種。這些叢書再加上涵芬樓舊藏善本孤本的「燼餘叢書」數十種，後來被王雲五以《叢書集成初編》之名結集出版。
第二，地方志。東方圖書館本來所藏地方志數量之多為全國之冠，可惜盡毀「一二八」之役。王雲五認為地方志對圖書館典藏極關重要，因此多方搜購，計得一千四五百部，各省通志悉備，府廳縣誌也居七八成。
第三，年譜。到1936年，王雲五已搜集我國年譜有一千三百餘種，並為此編製了索引。此外，東方圖書館還先後接收了德國、法國等捐贈的數千種名貴書籍。到1937年8月「中日戰事蔓延至上海之時，總計已收得書籍三十餘萬冊」。（註：王雲五：《我的圖書館生活》，見《舊學新探》，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東方圖書館方擬重建之際，「八一三」滬戰爆發，復興計劃被迫停止。商務重心最終轉移到了重慶。待到營業漸趨穩定，王雲五將商務在後方的樣書、在渝出版的新書及其它書籍於1944年公開供人閱覽，該館定名為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雖僻處一隅，而日夜前來閱覽者，平均每日二三百人。」（註：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第334頁。）由此可見，王雲五當時在重慶公開圖書館尚不多的情況下開放東方圖書館的意義。
3 化解東方圖書館的貢獻
作為圖書館事業家的王雲五，不但在東方圖書館的開放與復興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且「想把整個的大規模東方圖書館化成無量數的小圖書館」「協助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甚至許多家庭，以極低的代價，創辦具體而微的圖書館」。（註：王雲五：《我的圖書館生活》，見《舊學新探》，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顯然，這一構想把圖書館事業與出版緊密聯繫在一起。實際上，王雲五在初入商務的出版實踐中已透露出二者相結合的端倪，如其在《萬有文庫第一集印行緣起》中說：「不佞近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踵張菊生、高夢旦二公之後，見曩印《四部叢刊》闡揚國粹，影響至深至巨，思自別一方面植普通圖書館之基。」如果說商務前期因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張元濟的加入而把學校教育納入了出版中來，那麼，到了王雲五這裡，圖書館社會教育成了出版鵠的，從而把商務出版範圍擴大到更加廣闊的程度。王雲五首先從治學門徑入手，編印各科小叢書，進而與各大學及學術團體訂約編印專科叢書。主持東方圖書館後，王雲五深切體會到：「比年國內圖書館運動盛起，而成績不多。究其故，一由於經費支絀，一由於人材缺乏，而相當圖書之難致，亦其一端也。」（註：王雲五：《萬有文庫第一集印行緣起》，見張靜廬主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290頁。）此時，各叢書如《百科小叢書》、《國學小叢書》、《新時代史地叢書》等已陸續刊印了三四百種，於是王雲五開始準備「以整個的普通圖書館用書供獻於社會」的《萬有文庫》。文庫的內容經過了精心策劃，如第一集籌備共分三項：「去蕪存精的選擇已出版的各種叢書；選定最新出、注釋最詳明與《四部叢刊》宋、元、明善本相異的國學叢書；選定漢譯世界名著叢書。此外，文庫的編印也進行了革新，如書脊上都刊有「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類號，並都附有書名用四角號碼檢字法註明的卡片，極大方便了圖書的管理。《萬有文庫》第一集以收書1000種、2000冊規模於1929年以360元的低價出版。相繼推出的第二集出版於1934年。該文庫的先後出版促使了一批新圖書館的成立。「在抗戰前一年，《萬有文庫》第一、二集均已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約八千部，第二集約六千部。而憑藉該文庫以成立之新圖書館在二千以上。」（註：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第114頁。）
4 圖書館學方面的學術成就
王雲五主持東方圖書館前後將近8年，這是他一生中圖書館事業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他圖書館學理論最有建樹的時期。這一時期重要的專著有：《四角號碼檢字法》（1926年）、《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1928年）、《新目錄學的一角落》（1943年）。論文及序跋有：《杜定友著圖書分類法序》（1925年）、《東方圖書館概況·序》（1926年）、《中外著者統一排列法》（1928年）、《圖書館學》（1929年）。這些專著論文涉及到漢字排檢法、圖書分類學、圖書館學等幾個方面理論。前兩個方面，本文已有所論述，這裡重點談一下王雲五對圖書館學理論的獨到見解。
（一）關於近代圖書館的性質
作為靠圖書館自學成材者，王雲五自稱：「我的學校生活，一共不滿五年。」（註：王雲五：《我的學校生活》，見《舊學新探》，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這使他對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價值有著更為深刻的體驗：「不特能幫助學生獲得許多的學問，並且還能養成他們自動研究的興趣和高尚的思想。」（註：王雲五：《圖書館學》，見《教育與民眾》第1卷第5號，1929年。）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王雲五認為圖書館還要具有平民化特徵，服務於全社會，「現在時代的趨勢，政治雖已有平民化的傾向，而一般學校卻朝著貴族化的路上走去，赤手空拳的窮人們，只好徘徊於學校門外『望洋興嘆』，我們要使大眾都做有作為的國民，只有辦圖書館！我們要不使這許多天才埋沒，只有辦圖書館！」（註：王雲五：《圖書館學》，見《教育與民眾》第1卷第5號，1929年。）顯然，王雲五把圖書館看作公共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正是由於把圖書館看作一種文化教育機構，王雲五認為圖書館中最重要最困難的事務是選購。對於圖書館中的館員，王雲五認為要具備目錄學的知識，特別是一些常見目錄，如知見書目、考證書目、一般書目、分科書目、公家書目、私家書目、書局書目等都要研究。對於書籍，王雲五主張圖書館要具備基本圖書、實用圖書、參考圖書、消遣圖書、因地而定特殊圖書等五類。這些觀點對當時圖書館工作的開展無疑具有一種積極指導作用。
（二）關於圖書館的研究對象
二、三十年代圖書館學界提出了頗有中國特色的「要素說」理論。眾所周知，1932年劉國鈞先生《圖書館學要旨》提出「圖書」、「人員」、「設備」、「方法」的「四要素說」。同年杜定友先生《圖書館管理方法新觀點》主張「書」、「人」、「法」的「三要素說」。可是，如果檢索一下早期發表的圖書館學論文，我們不難發現王雲五早在1929年《圖書館學》一文中已有要素說的提法：
有了圖書館而沒有館舍，這不能算為圖書館；有了館舍而沒有圖書，這也不能算為圖書館；那麼有了圖書，有了館舍，這可算圖書館了嗎？不！決不！有了圖書館學舍，而沒有人來看書，還不能算是圖書館；因為圖書館雖有了它的工具，而失去了它的效用，這隻可稱之為藏書樓。所以，圖書，館舍，來利用他的人，實為圖書館之三大要素。
這具有遠見卓識的「三要素說」堪稱是王雲五圖書館學理論的精髓，也是他主持東方圖書館實踐中所遵循的基本準則。
通過以上對王雲五圖書館事業及圖書館學理論的一番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文化事業的關懷背後有著很深的個人因素，如其晚年所說：「我與圖書館關係至深，我平生讀的書也算不少，所曉得的一點淺薄知識，都得力於圖書館……因此我對圖書館絕不能忘本，只要能對圖書館做一點事盡一分力，都是絕對樂意的，雖然我不敢說我是一個圖書館從業員，但我願意以圖書館服務員的身份一貫的為圖書館服務。」（註：見《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台灣）第1期第10～11頁，1954年。）這質樸的語言給我們提供了讀懂王雲五的最好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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