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平：唐玄宗的創新與守舊

唐玄宗是一個擁有巨大人格張力的帝王，因此在開元之治的絢爛中便同時浸潤著藝術家的浪漫與現實主義者的精明，雖然這兩種色彩並不總是那麼協調與融洽。

唐玄宗是一個擁有巨大人格張力的帝王，因此在開元之治的絢爛中便同時浸潤著藝術家的浪漫與現實主義者的精明，雖然這兩種色彩並不總是那麼協調與融洽。身處歷史的變動時期，唐玄宗的人格張力已超越了他的時代而深深嵌入了歷史的進程，並在他身後更為長久的歲月里以一種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態發揮著巨大作用。

祥瑞

開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長安城內主管天文事務的官員向唐玄宗奏報，預計在當日發生的日食沒有出現。重大天象的誤報無疑是一場因曆法訛誤而發生的嚴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長安城，沒有官員因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處罰。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語氣熱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賀，並建議將此事載入史冊。玄宗皇帝答應了這個要求，此時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個月。

回顧唐玄宗的即位，也與一場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關。公元712年秋天，一顆彗星划過夜空中據說是象徵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決定以退居二線的方式攘除一場可能不利於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災難。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躊躇滿志的兒子與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間久已存在的矛盾驟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發動了長安城近七年內的第三起宮廷政變，太平公主被迫自殺，由此結束了半個世紀以來由女強人左右中樞政局的狀況。

然而唐玄宗很快發現，帝國的現狀並不令人滿意。自武則天時代結束後，帝國的政治走勢並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風瀰漫宮廷內外，朝堂上下充斥著野心家與投機分子。經濟固然沒有崩潰，但自然災害頻發，因土地兼并造成的農民逃亡逐漸增多。西邊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東北方面的契丹不時騷擾邊境，有時甚至發動大的進攻，而帝國的軍隊並沒有經常取勝的把握。

現實的混沌與不安往往會促使人們回憶歷史，強盛開明的「貞觀之治」在8世紀初引發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復「貞觀故事」的呼聲不絕於耳。史官吳兢撰寫的《貞觀政要》就是此種時代氛圍的集中體現。這部以對話為主的著名史書採用分門別類的方式，將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觀點編排為一本極便翻檢的手冊，被後世統治者奉為圭臬。作為全書綱領的首章《君道》，開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獨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節制自己的慾望以避免驕奢。此時《貞觀政要》還沒有面世，玄宗卻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齊之決心，符合了多數臣民對他的期待。

仔細觀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風格，我們確能發現「開元」與「貞觀」的某種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親型的統治者，他認為帝王的勵精圖治應體現在對於總體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與把握之上，而不應過多干涉本應由各級職能部門負責的具體事務。唐玄宗也不願介入具體事務，當宰相向他彙報關於一批中低級官員的任命問題時，他以默然不應表示不滿。太宗朝的政治決策過程比較透明，史官對君臣的討論過程據實記錄，諫官等得以隨時提出意見。高宗朝的密謀政治興起後，決策活動日益神秘化。及至開元年間，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復貞觀舊制，使得史官與諫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視。

玄宗君臣的努力，讓權力表現出對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遠離具體事務，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時期，當政者為一己之私而進行的短期操作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運行蠻橫且沒有章法，其結果是政治秩序日漸紊亂。玄宗則採取一種比較克制的態度，使得一種能讓大多數官員感到穩定與安全的政治氣氛重新回歸朝廷。

唐玄宗還從太宗那裡繼承了重視經典與學術的傳統。太宗經常與臣子一起舉行文學化的宴會，君臣如詩友一般共相唱和，並由此構成一種儀式化的君臣交際形式。武后、中宗時代的宮廷文學活動更為興盛，但風格卻大相徑庭。一批工於詩文的文人以倡優形象進入宮廷，皇帝、皇后甚至妃嬪喜歡以裁判者的身份凌駕其上，更樂於看到他們為爭寵而爭風吃醋。

玄宗同樣喜歡有才華的臣子，但對他們比較尊重，「翰林學士」這個一度淪為吹鼓手的文士群體在唐玄宗時代開始發揮智囊作用;當他們在宮中連夜起草詔書時，玄宗有時會如朋友一樣去看望他們並賜予飲食。這個傳統為唐朝後期的帝王所繼承，翰林學士也從皇家的高級文化侍從變為帝國中樞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當七歲的神童李泌因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宮時，玄宗對其才華大為嘆賞;但他沒有把這個孩子當做宮廷中的玩偶，而是將其送出長安這片是非之地並保障他專心讀書。很多年後，已成長為一位傳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後輔佐三位皇帝平定了兩次危及帝國生存的巨大叛亂，並通過建立包括大食、回鶻、南詔在內的國際聯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玄宗的知遇與培養，成為李泌報效其子孫的巨大動力。

在恢復「貞觀故事」的號召下，唐玄宗以撥亂反正的姿態，使得帝國的政治空氣從之前的緊張乖戾迅速走向寬鬆平和。在意識形態方面，玄宗重新確立了以儒為主的治國理念，不僅自己撰寫了《孝經》，還通過各種手段宣示皇帝與諸親王間「兄友弟恭」的和睦狀態。不過，他並沒有清算給予武則天統治巨大幫助的佛教，對作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樣尊崇有加。出入皇宮的，既有來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隱居深山、修鍊長生之術的張果老一類人物。唐玄宗對於宗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但將某種宗教興趣推向極端卻不是他的本性，這一點與太宗頗為相類。

然而，「開元」絕不是對「貞觀」的簡單克隆。對於各種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確表示厭惡並明令禁止上報，玄宗卻不惜借用日食預報的失敗來證明君主的德行已經感動上蒼。從高宗時代開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讖緯意識重新發酵。漸漸地，人們對皇權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樂道。面對這樣的社會心理，玄宗君臣並不能免俗，其實他們對自然現象與政治更替的聯繫並不真正相信。玄宗與姚崇在開元初年圍繞「祥瑞」與「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實在是一種刻意的政治表演。我們由此能夠觀察到玄宗施政風格迥異太宗之處：為達目的而進行的變通較之對價值理念的堅持更佔上風。

賢主

作為中國歷史上賢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現出的理想主義氣質深合儒家的標準，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業似乎在於把來自實踐的政治智慧凝練成一種道德性的規範，並試圖為政治手段賦予超越性的價值含義，在保障君主行為有效性的同時去除虛偽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義治國，統治技術不是他關心的重點;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齡執政十餘年，一方面使海內晏然，另一方面卻沒有突出的政績可資紀念，被史家認為是達到了宰輔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對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興趣。高宗朝以來爾虞我詐的宮廷鬥爭比玄武門之變更為漫長險惡，使玄宗對政治的殘酷有著更為真切的意識。唐玄宗對確保統治牢固與帝國繁榮充滿強烈的慾望，他認定這些目標只有通過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實現。這種手段不僅表現為更為靈活但卻不那麼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體現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這註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舉措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唐玄宗統治時期，財政經濟事務始終得到高度重視。當時私鑄錢幣之風非常興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錨泊的大船上開爐鼓鑄，驚濤烈焰，蔚為壯觀。玄宗向劣幣開戰，強令對市面流行的劣幣收繳重鑄，結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覆幾次後終覺難以推行。不過，帝國的財政基礎還是通過另外兩項措施得到了強化。第一項措施被稱為「括戶」，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種原因隱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寬宥政策與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他們重新登記戶口，恢復為國家納稅。第二項措施為改良運輸方式，以保障來自南方的賦稅與糧食能以較低的成本安全運到帝國的政治核心區關中與洛陽，具體辦法是把以運河為主體的運輸線分為數段，每段設置中轉儲備倉庫，根據各段自身情況選擇不同的運輸工具，化長途運輸為短途運輸，人稱「節級轉運」。

這兩個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財政精英的主導下得到順利實施，但因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為他們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稅收而非減輕民眾負擔，因此長期被後世冠以「聚斂之臣」的惡名。但正是通過他們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頻繁的對外戰爭以及長安城日益龐大的支出，玄宗也並不十分在乎他們是不是「君子」，因為現實的考量決定了皇帝必須倚重他們。

開元時代的另一項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員的選拔任用機制。唐朝雖然實行了科舉考試，但通過考試的人僅僅是獲得了做官的資格，是否能真正獲得一官半職還要經過另一輪選拔，即銓選。有資格參加銓選的還有另外三類人，即高級官僚的子弟、表現優秀的低級公務人員以及原任期已滿等待新職務的前任官員。隨著有資格做官的人越來越多，僧多粥少的情況愈發突出。

開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光庭在此前各項改革的基礎上借鑒北魏的歷史經驗改進選拔辦法，規定中下級官員任滿後不論政績如何必須立即停職，間隔數年後方能再參加選拔;如無犯罪等重大問題，一律向上升遷，並根據此前的考課結果決定升遷幅度。這個名為「徇資格」的銓選制度在不增加職位數量的情況下使得國家機器在事實上迅速「擴容」，從而把更多的官員預備隊穩定在體制內。此外，國家還根據需要創設一些特種考試科目，為那些不甘心論資排輩的才能優異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綠色通道。唐玄宗還命令中央官員與地方官員交流任職，從而鍛煉他們更為全面的政治能力，並對俸祿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開元以前，各級政府都有一筆名為「公廨本錢」的款項，政府以之為本金髮放高利貸，以利息支付官員俸祿。唐玄宗下令將官員俸祿改從國家稅收劃撥，使得整個官僚體系的運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說以上的變化都發生於具體領域，那麼一項涉及政府運行方式的根本變革則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分職設官」是中國古老的政治傳統，每一項具體的事務都由專門的行政部門負責，國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員進入了某一崗位，他的職權邊界是具體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務不需他負責。此種制度可以說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卻無法保證「事事有人干」。制度規定的事務處理體系必須保持穩定，但社會和政治形勢千變萬化，很多新出現的行政事務往往不能迅速找到一個對應的職責部門，必須由多部門共同負責。一旦多個平行部門介入，配合就成為問題，難免出現推諉扯皮、職責不清的狀況，效率很難得到保證。

唐玄宗是一個務求實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體系因自身結構的制約而影響效率，一種名為「使職差遣」的制度被推廣開來。為了完成一項確定的任務，皇帝指定一名官員作為自己的代表全權處置，於是一大批名為「××使」的官員由此成為王朝統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這類官員稱為「使職」，他們官階可能很低，原本負責的事務可能與臨時承擔的任務沒有任何關係;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駕於體制之上的巨大權力，所有與之相關的官員都要服從他的調遣，這使得辦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職」集中在經濟與軍事事務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這個制度完成了諸如「括戶」與建立「節級轉運」之類的非常規任務，而駐守邊境的「節度使」則能更有效地調動各種戰略資源，由此取得邊境戰爭的一系列勝利。

「使職」本來是臨時性的，任務完成即行解職，後來逐漸固定化，並成為官僚機構的主體，甚至連宰相也使職化了。唐初規定，宰相由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集體擔任，但至玄宗時代，三省長官未經過皇帝特別授權已不能行使實際的宰相職能，而獲得授權者則可能是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使職差遣」標誌著中國古代行政體系的編製原則從以職能分工為中心走向以事務統籌為中心的新時代，這一點基本上為以後的宋代完全繼承。

如果說「貞觀之治」的出現更多的得益於唐太宗對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發展，那麼「開元盛世」的繁榮則根植於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斷創新。唐玄宗政治的現實主義底色也使得他總是對那些圓熟幹練、富於行政才能的官員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劍」的宰相李林甫雖然聲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個能幹的政府領導者，在處理複雜事務方面具有旁人難以揣測的老辣與周到，致使素懷不臣之心的安祿山對他也十分忌憚。正統歷史學家喜歡將唐玄宗的成功與一系列「賢相」的輔佐聯繫起來，但這些「賢相」中的許多人並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識形態的期待，精明的政客與富於手段的實幹家方是他們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們一起，開創了開元時期的繁榮局面。

創新

唐玄宗對於創新治理手段的熱情不僅推動了國家的繁榮，還導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這為後世學者認識唐帝國的運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獻。但學者們發現，有些典章中記載的制度顯得過於完美，以致令人懷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執行。通過對敦煌文書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統研究，越來越多的證據開始支持這種懷疑。以均田製為例，歷史上最為完備的均田制度成文於開元末期。這份文件詳細規定了一個自耕農如何從政府那裡獲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歲後予以收回並重新分配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細節。但在事實上，當時政府已沒有足夠的田地可以分給農民，均田制已趨於崩潰。唐玄宗時代制度文本與現實的差距究竟反應出什麼信息呢?

帝制中國的各種制度在秦漢時期發展已到一個十分完備的階段。在其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複雜的歷史進程催生出一批更為實用、更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來自游牧部落的習慣引入其中。但是秦漢制度並未廢除。久而久之，新、舊、胡、漢制度相互疊加，形成一種特別複雜混亂的局面。以官名為例，南北朝後期就形成了職事官、散官、勛官、將軍號等幾套互不統屬的系統，其淵源各異，內涵不同。

從西魏北周時代開始，中國西北部的政治家們開始率先對制度進行整合;及至隋朝統一全國，此種整合已粗具規模。唐代繼續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為核心的政治體系運作得十分有效，職事官、散官、勛官等官名體系被集合在官階制度下，成為標誌職權、資歷、功勞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號系統。但唐玄宗對此似乎並不滿足，他下令由宰相領銜編寫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書。這部書將玄宗時期的所有體制內官名囊括其中，詳細考證了每個官名的歷史演變，並標明其現在的職權、品級等各種內容。史學家對《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視，將其視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書，但又對它的編製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大唐帝國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認為《唐六典》是一部「禮書」、一部儒家經典《周禮》的唐代版本。

《周禮》一書據說是反映了西周時代的職官制度，現代學者多數相信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記錄。這部書把諸多官職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統，為每個官職賦予了一種超越實際政治功能的神聖意義。唐玄宗顯然是要把這種神聖性引入到唐代的職官制度之中，但卻使編纂者們感到萬分為難。唐代官制在結構上與西周的六官系統沒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組織原則是經過現實政務運作的無數淬鍊後形成的最優結構，本來就不是為了體現某種先驗的政治理想。在更換了幾任主編者後，《唐六典》由李林甫領銜完成，最終採用了以尚書省六部附會周禮六官的折衷做法。但我們在這部書中，卻很難看到開元時代新出現的那些最有意義的變化;作為其論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與帝國政務的實際運行狀況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後，《唐六典》勾畫出的政治理念打動了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決心以這部唐玄宗時代的政治經典來整頓北宋的政治秩序。不過有趣的是，當時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發揮實際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時代發達起來的「使職差遣」系統。

唐玄宗的編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來。雖然唐玄宗對於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興趣，但不妨礙他通過制度建設去追求一種富於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這種秩序感具有強烈的形式主義色彩，與玄宗皇帝作為藝術家的浪漫氣質息息相關。他還下令編纂了《大唐開元禮》，儒家的禮經從此不再直接指導大唐臣民的禮儀活動，一切都要以《開元禮》的規定為主。唐玄宗晚年益發喜歡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地方釋放這種秩序感，例如改「年」為「載」，改「州」為「郡」，背後都有一套煩瑣而精緻的說辭。但無論如何，唐玄宗龐大的典章編纂計劃成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來源，許多後來人正是通過這些紙面上的精緻文字來想像一個也許並不那麼絢爛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於他營造的政治秩序感中，這使他對待實際政務的現實主義態度逐漸失去理性的指導。玄宗從未像唐太宗那樣把「節儉」內化為君主的行為規範而僅是一種政治策略，這導致他在局面穩定後迅速走向奢靡。對宰相的信任變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導致了李林甫、楊國忠的長期專權。「使職差遣」的推廣雖增加了政府的效率與收益，但並未建立起相應的監督與制衡體制，其惡果之一就是節度使職權的迅速膨脹並逐漸軍閥化，這為其後安史之亂的爆發與藩鎮割據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巨大的繁榮與一夕而至的巨大災難，這是唐玄宗時代留給後人的巨大感慨與疑惑。然而如果我們將目光移至更為廣闊的時段之中，玄宗時代不僅在唐王朝的歷史中具有轉折意味，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整體進程同樣如此。在他之前，中國古代文明在經歷了近三百年的分裂與戰亂之後浴火重生，秦漢時代質樸有效但也冷酷森嚴的政治與社會形態已經遠去；在他身後，印刷術開始普及，能夠識字讀書的人益發增多，科舉制的不斷完善擴大了社會的流動，國家對民眾的直接控制開始放鬆，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

總而言之，越來越多的新情況、新事物在唐代不斷湧現，統治者僅僅靠總結過去的經驗已難於應付。唐王朝在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劫難後還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時間，玄宗時代治理手段的創新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如果再考慮到北宋與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連續性，這種創新的超前性就更為突出。然而，唐玄宗對理想秩序的追求沒有促使他為新創造的治理手段尋找一套精緻的意識形態解釋，而是使他執著於對既有制度進行詮釋與提升，並展現出相當的復古主義傾向，其結果是使唐代制度成為後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後果則顯得益發複雜了。

唐玄宗是一個擁有巨大人格張力的帝王。在他的時代，君主個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風格仍可對整個國家產生深刻的影響，在開元之治的絢爛中便同時浸潤著藝術家的浪漫與現實主義者的精明，而這兩種色彩並不總是那麼的協調與融洽，甚至也會暈染出巨大的陰影。身處歷史的變動時期，唐玄宗的人格張力已超越了他的時代而深深嵌入了歷史的進程，並在他身後更為長久的歲月里以一種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態發揮著巨大作用。玄宗之為玄宗，庶幾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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