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中的青銅：為商周奠定物質和技術基礎，揭開青銅時代序幕

文｜郭曄旻

「在中華民族文明搖籃的黃河流域，『丁村人』的故鄉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附近，發現了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大型遺址。根據這個遺址的發掘，確定了我國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這處遺址已成為探索我國『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對象，它的發現和發掘，標誌著我國考古工作在晉西南探索『夏墟』已經獲得重大突破。」

——1983年10月23日新華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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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陶壺，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遺址

其實，早在新華社發出這條電訊半個多世紀之前，位於山西省中南部的臨汾市襄汾縣縣城東北的陶寺遺址就差一點進入了人們的視野。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在1926年初就來到了晉南。在這一次中國考古學者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李濟成功發掘了位於夏縣的西陰遺址。第二年，清華學校研究院以叢書第三種出版了他的《西陰村史前遺存》一書——現代考古學史上中國學者發表的第一本考古報告。

遺憾的是，這一系列永遠載入史冊的「第一次」只屬於西陰遺址，卻與相距並不太遠的陶寺失之交臂。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規模考古調查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在晉南15個縣大約8000平方千米的範圍內發現了多達306處遺址——年代從仰韶文化到南北朝時期不等。地處汾河河谷地帶的臨汾盆地汾河以東的塔兒山山腳下的山前沖積平原上的陶寺遺址也在本次調查中重見天日，卻仍舊不曾引起太多的重視。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才意識到陶寺遺址的價值。從1978年到1987年，為了尋找歷史上夏王朝的蹤跡，探索夏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陶寺遺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進行發掘，共發掘出墓葬1300餘座。占墓葬數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隨葬有彩繪龍盤、漆木器等重要禮器，其墓主應是手握軍事大權的部族首領或大祭司。至於佔總數90%的小墓，其墓穴僅能容身，幾乎沒有隨葬品，墓主應是平民或者奴隸。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的陶寺已經是一個等級社會。碳14測年數據表明，陶寺文化所處年代為距今約4300—3900年之間。

這一時期陶寺遺址考古發現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其中兩件小物品，堪稱意義重大的發現。其中之一是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鈴型銅器。這也是陶寺遺址發現的第一件銅器。出土時，整體造型近似鈴形的器物位於墓主人左側股骨、趾骨之間，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紋痕迹，可能是埋葬時包裹有絲麻織物。它的模樣並不起眼，長五六厘米，寬也不過2厘米；做工更是粗劣，表面可見鑄造的缺陷和氣孔。但是經過化學分析，人們發現此件銅器的含銅量高達97.8 %，系用複合范（外范與內芯）鑄造的紅銅器。這就意味著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國已進入銅、石並用的時代。當時的陶寺文化先民不僅可以從礦石中冶煉出較純的銅，並可用銅液進行鑄造，為後世的商周「青銅文化」奠定了物質和技術基礎，揭開了我國「青銅時代」的序幕。

朱書文字扁壺（殘片），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遺址

另一件吸引了眾多目光的小物件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殘碎陶扁壺。這種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時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用品，其本身乏善可陳。但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在扁壺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著朱紅彩毛筆的筆畫痕迹，這會是書寫文字留下的痕迹么？要知道，文字的發明標誌著人類跨入了新的時代，就像恩格斯所說，人類由野蠻向文明的過渡，正是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才得以實現的。

從地圖上看，陶寺文化處於黃河中游，總體上說屬於中原地區，語言文字與後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屬於同一體系（漢語文）的可能性很大。儘管在扁壺平直背面發現的「兩」個朱書字元，至今也沒有比較統一的釋讀意見。但多數考古學家都認為，在這個扁壺的正面鼓腹部所發現的一個朱書字元，形態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應是表示讚美之意。1985年冬，考古學家張政烺見到扁壺的照片、墨線圖和摹本後指出：「這個字同??殷墟甲骨文和現在通行的漢字同屬一個系統」，考慮到陶寺文化所處年代遠在甲骨文所處的殷商中後期五個多世紀之前，其意義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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