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派」藏書事迹
明清以來，蘇州地區的私家藏書蔚為風氣，形成了中國南方獨特的藏書文化。回溯蘇州地區私家藏書的興盛衰敗史，不能不先從「常熟派」說起；談「常熟派」，又不能不先談「萬卷樓藏書主人」和趙氏父子。
在中國藏書史上，常熟虞山一派藏書家異軍突起，當始於16世紀中葉前後，時系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年）。在嘉靖以前的常熟歷史上，雖然至少已有40餘位有其名的藏書家，但是他們在整個中國藏書史上的地位，顯得並不十分重要。
隨著明前期江南經濟的繁榮和文教事業的發達，江浙兩地的文風、學風日趨昌盛，常熟一地的私家藏書也因此而蔚然成風。嘉靖元年所立的《常熟縣儒學義田碑記》曾說：
「惟茲常熟，入國朝為畿輔之邑，號稱多士。文章德業，彬彬然與上國齒。」
袁同禮在《明代私家藏書概略》中也說：「自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書極稱一時風尚。……萬曆以後私家藏書，當以海虞為最盛。趙琦美之脈望館、錢謙益之絳雲樓、以及毛晉之汲古閣，均以藏書雄視於東南。」
關於這一時期常熟的藏書情況，前人有如下論述，對於認識虞山派藏書家的崛起有所啟迪：藏書家首重藏書家，蓋其考證板刻源流、校訂古今同異，及夫寫錄、圖畫、裝潢、藏庋，自五川楊氏以後，若脈望、絳雲、汲古及馮氏一家兄弟叔侄，沿流溯源，踵華增盛，廣購精求，博考詳校。所謂「讀書者之藏書」者，惟此諸家足以當之。故通人學士於百數十年後得其遺籍，爭相誇尚，良有以也。（章鈺《錢曾〈讀書敏求記〉校證》，周星詒題記）
常熟為江南名縣，其士大夫喜藏書，自為一方風氣。以余所知，前明有楊五川七檜山房、趙清常脈望館，儲藏之富，遠有師承。其後繼之者，為毛子晉汲古閣、錢牧翁絳雲樓。絳雲火後，余書歸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轉相傳授。乾嘉之際，有張月霄愛日精廬、陳子准稽瑞樓，近今猶有瞿子雍鐵琴銅劍樓。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為中原之甲秀。（葉德輝《常熟顧氏小石山房佚存書目》序）
可見要考察常熟藏書地位的歷史變化，楊、趙兩家的藏書事迹不能不先予以特別的注意。
萬卷樓藏書主人楊儀
楊儀（字夢羽，號五川，1488—？），嘉靖五年（1526年）進士，歷任工部主事、禮部等郎中，擢升山東副史。後稱病辭官歸鄉，以讀書著述為務，並致力於宋元舊本的收藏和文物古董的鑒賞。其《初歸》詞云：
萬卷樓前，百花徑里，年來草色荒蕪。天涯客子，歸夢久模糊。猿鶴驚猜已甚，故山遂千里歸途。念少日煙霞，色相落魄，帶經鋤。人生何自苦？風波兇惡，歲月奔徂。笑侯門稚子，驚問征夫，惟有下機山婦。應私訝貧似當初，覽囊中虎符龍敕，猶恐事無虛。
詞中「萬卷樓」在常熟虞山鎮迎恩橋東北原忠勝巷楊宅內，「七檜山房」為楊氏書房名。
楊儀生平著述有《南宮集》10卷、《格物通考》20卷、《高坡異纂》3卷、《明良記》4卷（附《保孤記》1卷），撰有《螭頭密語》、《壟起雜事》等筆記，輯有《驪珠隨錄》5卷，編有《七檜山房古虞文錄》2卷、《文章表錄》1卷等。
楊氏鈔書用紙的版心位置有「嘉靖乙未七檜山房」或「萬卷樓雜錄」字樣，如晉代郭璞注本《穆天子傳》6卷，宋代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3卷和《北堂書鈔》等，均是「楊鈔」的代表之作。楊儀去世的準確年份已失考，但至少在嘉靖二十七年（1558年）尚在世，時年他七十一歲。是年，他曾為手鈔宋人筆記《珩璜新論》一書題跋。其藏書用印則有「楊氏夢羽」、「華陰世家」、「海虞楊儀夢羽圖書」、「吳郡楊儀夢羽收藏圖書之記」等朱文印。
楊儀去世以後，他的藏書精本為其外甥、松江華亭（今上海）藏書家莫是龍（字雲卿、廷韓，號秋水、後明，1537—1587年）得到，收藏在莫氏「城南精舍」之中。黃丕烈作詩詠其事云：「七檜山房萬卷樓，楊家書籍莫家收。」楊氏萬卷樓其餘遺書則為楊家僕佣、親友悄悄竊去，逐漸散失於江南地界。江陰文人李詡（字厚德，號戒庵老人，1505—1593年）在其晚年所著的《戒庵漫筆》卷五中，詳細地記述了楊家藏書的結局，並寄慨於膏粱子弟之未能珍惜父輩心血。
清代常熟藏書家、虞山派詩人馮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1602—1671年）就曾得到一些楊氏舊藏之本。他在《鈍吟雜錄》一書中評論說：俗人讀書不多，好以意改古書。如邑人五川楊儀，號為多讀書名士也，得其「萬卷樓」所藏書，雌黃處皆不足據，他人可知矣。
楊儀的藏書、鈔書愛好，對於虞山派家風尚的成型有直接的影響。孫慶增在《藏書紀要》「鈔錄」篇中，在介紹到明人鈔本時，「楊鈔」即是其中地位十分重要的一家。而精心鈔錄秘籍，是明清以來藏書家所普遍看重的一種增益藏本的方式。
另一方面，楊家舊藏之本流傳後世，如錢曾、莫是龍遞藏之楊鈔本《珩璜新論》，以及萬卷樓舊藏宋刻本《愧郯錄》，七檜山房鈔本《支遁集》和《李義山詩集》等，頗為清代以來的藏書家所青睞。
黃丕烈（1763—1825年）在跋所得楊氏舊藏鈔本《蓬窗類記》2卷中有語云：「道光辛巳（1821年），在郡中方有修志之舉，思廣收遺籍以助多寡。適估人以鈔本各種相示，惟此冊最舊，因購之。在明人著述中不多得也，向為楊五川所藏，尤足珍重雲」。
趙用賢、趙琦美父子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1535—1596年），隆慶年間進士。萬曆五年（1577年），曾因彈劾張居正被杖歸里以後，遂居家以校勘自任。復官後，官至吏部侍郎、侍讀學士。舊居九萬圩，以松石齋名室，著作有《松石齋集》（文30卷，詩6卷，1618年刊行）。他先後匯校諸本，重刊《管子》24卷、《韓非子》20卷行世。後來再次任職以後，他又刊行過南北兩《齊書》、《陳書》、《周書》和《玉海》等。
松石齋藏書2000餘種，逾萬冊，行世有《趙定宇書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登錄所藏經書、史書、子書、類書、理樂書、文集、小說、筆記、佛道、詞、小學、術家、醫家等3000餘種，其中宋板大字之書就有《史記》、前後《漢書》、《東坡集》等50餘種，元板書有麻沙板《五代史》、《通鑒紀事本末》等30餘種。所附錄《稗統》是一部晚明以前的大型筆記小說叢集，後世卻未再見著錄，可能早已失傳。
其子趙琦美（字玄度、元度，號清常道人，1563—1624年）以蔭曾官刑部郎中，好古有其父之風。他多方購求，百計借鈔，藏而能讀。據說每過蘇州。必向書攤覓書一遍。對於藏本，或題識，或勘誤，或讎校 ，改訛增脫，念茲在茲。
錢謙益在《刑部郎中趙君墓表》中說他「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銓次，以待後之學者」，「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近古所未有也。」錢曾則說：玄度藏書一生，二酉五車，聯架塞屋，臨老忽發無書之嘆。非無書也，即掛一漏萬之意也。旨哉！我欲以此一言，贈世之藏書家哆然自足者。
趙琦美一生藏書多至5000餘種，2萬餘冊，編纂有《脈望館書目》。是目以《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妝冬藏—閏余成歲—律呂調□（未設類）」為序，分類藏書，並類名下用小字標明庋藏處所，如：（1）「天字型大小」經部書籍（經書總類、易經、尚書、毛詩），藏於「後書房西間朝西大櫥」；（2）「玄字型大小」史部書籍（正史類）和「黃字型大小」史部書籍（雜史、職官、起居注），藏於「後書房西間朝東大櫥」；（3）「地字型大小」經部書籍（春秋左傳、禮記、周禮、儀禮、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孝經、爾雅），藏於「後書房西間朝東紅櫥」；（4）「宙字型大小」史部書籍（總志、河、南直），藏於「前廳後東兩面櫥，朝東」，等等。
統計「歲字型大小」和「律字型大小」兩大類中所著錄的舊板書，可得經類32種，子類12種，集類45種，此外尚有小學、醫書、佛家書、仙家書20餘種。由此可見趙氏一生增益宋元舊板之多。
如今，展閱《脈望館書目》（卷首稱「脈望館書櫥字型大小總目」）原注，則當日趙氏藏書的實際布局宛然在目。大抵庋置處所有後書房正間屋和東、西兩間屋以及西廂房，前廳和前廳書房六處；書櫥則有大櫥、花櫥、紅色櫥、黃色櫥和黑色櫥、兩面櫥、四扇門櫥多種款式。
有意思的是，《脈望館書目》與《趙定宇書目》都是從「天字型大小」開篇的，不過兩部書目的實際部類有所不同，《脈望館書目》的目錄學水平顯然要高出後者許多。此外，《脈望館書目》以「余字型大小」著錄「不全舊宋元板書」，得經部11種，史部以下近百種，此舉首開了後世藏書家著錄宋元殘本的先例，對於考據歷代傳承的圖書遺產大有裨益。
頃考《脈望館書目》卷末「呂字型大小」內有《續增書目》並原注，可知全套書目編定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9月之前。因為在當年9月26日增錄了一批大約76種書籍於此，這批書籍未能再按經、史、子、集的體系分類補入該目；11月12日又增錄了14種由其兩兒在常州帶回家的書籍；8天後，又有人帶回9種書籍，於是再補於其後。
《脈望館書目》傳本的時限大致截止於此，後輾轉為清代吳縣藏書家貝墉（字既勤，號簡香、定甫，1780—1864年）所得，鈔本卷首有「貝墉所藏」，卷尾有「平江貝墉珍藏秘書印」可證。隨後經孫毓修、鄭振鐸遞藏，現歸北京圖書館。
由此推斷，如今尚存於虞山鎮南趙弄的脈望館遺存建築三間書廳，可能就是當年趙清常珍藏書籍的「後書房」。現存該建築為坐北朝南的硬山頂，明間作抬梁造，大小井尚存。1982年11月公布為常熟市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10月又立項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常熟高等專科學校的曹培根兄經過多次現場考察以後所寫的《脈望館考》（見《文獻史料論叢》，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對於趙氏兩代藏書、尤其是趙家故宅遺址的考證頗為翔實。他說：藏書樓原在今江蘇常熟市程家巷，即望仙橋畔，臨流老屋名松石齋。當時常熟知縣王鈇為御倭計，將城址西移，擴築新城。於是用賢擇城內西南隅西涇岸百葉街旁購地築宅，自此百葉街改稱南趙弄至今。趙琦美將書樓名之為「脈望館」，取意於《仙經》：「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樓址在今九萬圩，即常熟市城區南趙弄10號。今大廳之東有宛香書屋及匾額，完整尚存。書屋東之東廳，昔有園亭池館，惜毀於太平天國時。
據文獻記載並趙氏後人趙正平教授見告，趙用賢宅原東起西涇岸，西抵金李庵橋北堍。原有軸線三組，今東、西軸線之建築已毀。現存為中軸線上一組建築，計有三進……中軸線的東側，靠大廳，有書廳三間，為脈望館。此屋前後露明，寬敞明亮，便於貯書讀書。今靠南隔扇俱全，惟脈望館匾額於1966年後被毀。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趙琦美曾借得焦竑所藏《東皋子集》錄副。遂有安徽梅鼎祚約其與焦家主人共締「鈔書會」，以三年為一集，互鈔異書。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他在北京開始抄錄、校閱所見所藏各本雜劇，並作題識，篡輯為《古今雜劇》242種。該叢書輾轉傳世三百年、歷經錢謙益、錢曾、季振宜、何煌、黃丕烈、汪士鍾、趙宗建、丁祖蔭等傳藏以後，卒經現代文獻家鄭振鐸先生之手，歸藏於北京圖書館。趙琦美還先後以「脈望館」名義，刊有段成式《酉陽雜俎》30卷等行世。據不完全統計，趙氏所刊書多達36種，126卷。
趙氏父子的校刊活動，對於虞山派藏書家校刊傳統的形成，發生了積極的影響。
錢曾《讀書敏求記》中涉及脈望館鈔本者不少，如《毛詩要義》40卷有「趙清常從閣本鈔錄，其中脫簡仍如之」，《乾坤寶典》12卷有「脈望館錄本，清常道人校過」、《丹溪手鏡》2卷有「此為清常手校本……未知清常從何本是正，其校書可謂專勤矣」等等。
「藏書者之藏書」與「讀書者之藏書」
趙琦美的藏書活動首開了常熟藏書家「藏書者之藏書」的風氣，這與隨後繼起的絳雲樓藏書主人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東澗，1582—1665年）之「讀書者之藏書」，汲古閣主人毛晉（字子晉，1599—1659年）之「售書者之藏書」兩派，鼎足而三，各領風騷數百年。
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一則嘗云：
清常道人跋云：「歲已亥（1599年），覽吳琯刻《古今逸史》中《洛陽伽藍記》，讀末數字，輒齟齬不可句。因購得陳錫九、秦酉岩、顧寧宇、孫蘭公四家鈔本，改其偽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脫者三百廿字。丙午（1606年）又得舊刻本，校於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十餘字。凡歷八載，始為完善。」
清常言校讎之難如此。予嘗論牧翁絳雲樓讀書者之藏書也，趙清常脈望館藏書者之藏書也。
其實無論是趙氏「藏書者之藏書」，還是錢氏「讀書者之藏書」，或者是毛氏「售書者之藏書」，他們的一個殊途同歸之處，就是對宋元舊本的共同珍愛和對古籍鈔本的一致追求，這其間又以錢氏絳雲樓藏書集其大成。
明末清初常熟藏書家的收藏愛好，極其深遠地影響了我國藏書界嗜藏宋元舊版書籍和偏愛明清精鈔本書籍的風氣。清代常熟藏書家張金吾在其《愛日精廬藏書志》的例言中就聲明：
「是編所載，止取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其習見之書概不登載。」
葉德輝說：「國朝藏書尚宋元板之風，始於虞山錢謙益絳雲樓、毛晉汲古閣」，他在《書林清話》卷十中說：
自錢牧齋、毛子晉先後提倡宋元舊制，季滄葦、錢述古、徐傳是繼之，流於乾嘉，古刻愈稀，嗜書者眾。零篇斷葉，寶如球琳，蓋已成為一種漢石柴窯，雖殘碑破器，有不惜重貲以購者矣。
同時，在明清以來「最為藏書家所秘寶」的十三家鈔本中，有「楊鈔」（常熟楊儀七檜山房鈔本）、「秦鈔」（常熟秦四麟致爽閣鈔本）、「毛鈔」（常熟毛晉汲古閣鈔本）、「馮鈔」（常熟馮舒、馮班、馮知十兄弟鈔本）和「錢鈔」（常熟錢謙益絳雲樓鈔本、錢曾述古堂鈔本、錢謙貞竹深堂鈔本）（參見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卷十，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291頁、254—276頁）常熟一地藏書家占其五家，可謂彬彬盛矣。
因此，蘇州藏書家潘祖蔭（字伯寅，號鄭庵，1830—1890年）在輯刊《滂喜齋叢書》時，序所刊常熟藏書家陳揆（字子准，1780—1825年）《稽瑞樓書目》云：
吾鄉藏書家以常熟為最。常熟有兩派：一專收宋槧，始於錢氏絳雲樓、毛氏汲古閣，而席氏玉照殿之；一專收精鈔，亦始於錢氏遵王、陸孟鳧，而曹彬侯殿之。
這其中錢氏遵王之藏書愛好受錢謙益影響，已史有明文。如簡秀娟在《錢謙益藏書研究》（台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年版）中所述：
「謙益影響了遵王自幼讀書之法、收藏觀念與聚書徵集方向，遵王『佞宋』、撰《讀書敏求記》開賞鑒書志之先河，與謙益提倡古版、精於辨識，亦未始無淵源。而絳雲災後，謙益所余，幾盡歸遵王，更使之一時為吳中之冠，造就了遵王對後世的影響與貢獻。」
而毛晉（字子晉，1599—1659年）壯年從游於錢謙益，在藏書、刻書活動方面得絳雲樓主人之益亦非淺鮮。毛氏曾高懸賞格求購宋本和舊鈔：
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
有以舊鈔本至者，每葉出四十；
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汲古閣藏書84000餘冊，其中多得宋元之本，這得益於毛氏的懸賞搜求和高價收購。
《藏書紀要》與「虞山（常熟）派」藏書
從中國文獻史上來看，無論是：「藏書者之藏書」，還是「讀書者之藏書」；也無論是「宋槧」派，還是「精鈔」派，常熟藏書家總體體現出來的藏書旨趣和人文愛好，與同時期的浙東藏書家是迥然有別的。
清初常熟上善堂藏書主人孫慶增（字從添，號石芝，1692—1767年）的《藏書紀要》，分為購求、鑒別、鈔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八篇，恰就是對虞山（常熟）派藏書家經驗的系統總結，應予重視；而浙東山陰（今紹興）藏書家祁承*（字爾光，號夷度、曠翁，1563—1628年）的《澹生堂藏書約》，不妨認為代表了浙東派藏書的系統意見。
試比較孫、祁兩人有關四部書籍的言論，孫氏建議每位藏書家都應該編纂一份《宋元刻本、鈔本目錄》。
藏書之道，先分經、史、子、集四種。取其精華，去其糠秕。經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宋刻本書籍傳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寶。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即翻刻過而又不全者，皆當珍重之……書籍首重經、史，其次子、集。（孫慶增《藏書紀要》）
古人經濟之易見者，莫備於史。夫執經術以經世，自漢而下，何可多得？……故尊經尚矣，就三部而權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為急；就史而權之，則霸史、雜史緩而正史為急。（祁承*《澹生堂藏書約》）
民國年間的著名古籍校讎家章鈺（字式之，晚號霜根老人，1865—1937年），歷時廿年彙集28種本子致力於校刊《讀書敏求記》，成《錢曾〈讀書敏求記〉校證》一書時，篇幅竟增至錢氏原著的四倍。其中轉錄清代河南藏書家周星詒所校《讀書敏求記》題記中語即有「藏書家首重常熟派」之說。
當代知名學者黃裳在《春夜隨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中也認為：
藏書的確有流派，明清之際出現的虞山（常熟）派與浙東派的區別，就是一個很值得注意而又恰恰為過去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
虞山派的代表是錢謙益，及他的族孫錢遵王，還有毛子晉和季滄葦，都是很有名的藏書家，他們講究收藏宋元的抄本、稿本。
浙東派就完全不同了。寧波的天一閣是最有代表性的。要論宋元抄稿本，天一閣幾乎沒有；它所注重的是當代史料、地方志和登科錄等。還有桐鄉汪氏的古香樓和裘杼樓，也屬浙東派。他們雖然也收宋元的本子，卻特別重視收藏明人集部。我有《裘杼樓書目》，它將明人文集按朝代編目，從洪武到崇禎，每朝都有文集，可見收集之勤。這種突出的「賤古貴今」的傾向，與浙東的史學淵源很有關係。
對此，曹培根先生曾經從收藏志趣、收藏內容、藏用原則三個方面進行過專題研究，他收錄在《文獻史料論叢》一書中的《古代藏書流派概論》，對於虞山派藏書家與浙東派藏書家的異同所作的比較研究多有創見。在同書收錄的《常熟文獻史地位概論》一文中，他專有《虞山派收藏傳統》一節，指出：「虞山派的收藏特色是，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認為「虞山派與浙東派，或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反映了不同區域的文化志趣和收藏觀」。
而南京師範大學的江慶柏先生則在《近代江蘇藏書研究》（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六章《近代蘇州地區藏書》中，列述了《翁同*藏書》、《徐兆瑋與虹隱樓藏書》、《丁祖蔭與湘素樓藏書》和《瞿啟甲與鐵琴銅劍樓藏書》四個專篇，以及過去事迹少為人知的常熟龐鍾璐銅鼓齋、曾之撰明瑟山莊、沈煦孫師米齋、沈養孫希任齋和顧保*小石山房藏書的概況。對於虞山派藏書的流風遺韻，頗多闡發。
如今，我國藏書史學界對於以范氏天一閣為代表的浙東派藏書研究頗為重視，先後有《浙江藏書家和藏書樓》《書城瑣記》《天一閣論叢》和《歷代名人與天一閣》等著作問世，它們贏得了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好評。
相比之下，我們理應對以錢氏絳雲樓等為代表的常熟派（或稱「虞山派」）藏書加緊深入系統的研究，以恢弘中國藏書文化傳統的香火，高揚常熟這個「藏書之鄉」的歷史聲名。聽說常熟市文化局曾經牽頭，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研究常熟藏書與文化的高水平論文，準備在上海文化出版社結集出版，並召開有關的全國學術討論會，我們深望這一弘揚文化的盛舉早日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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