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曾向侵華日軍頒發友好勳章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了一份照會。

照會轉達了慈禧太后的一份意見：

「上年拳匪變亂，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並著查取兵官武弁職務，迅速電復，以便分劃等第，賞給寶星。」

大意是：慈禧讓蔡鈞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參與八國聯軍侵華的日軍軍官名單，清廷準備給他們頒賜「寶星」勳章，予以嘉獎。

此事醞釀已久。

據慶親王奕劻致日本外務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動向日方提出，要獎賞參與聯軍侵華之役的日軍將官，但日方「師團長來函謙謝，而未將各官銜名開送」。

日軍未作回復，或許是覺得此事不可思議。

1901年冬，奕劻再次請求日本外務大臣向清廷提供將官名單，以便「奏請皇上，分別給寶星」。

在確認清廷不是開玩笑、確實有意表彰侵華的日軍將官之後，1902年3月，日方開列了一份90人的名單；4月，又開列了一份以下層軍官為主的109人的名單。再後來，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又對名單進行了刪改，最終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單。

如此，清廷共計賞賜了侵華日軍199枚「寶星」勳章。

該勳章是清廷仿效西方國家所制，主要用來褒獎對清廷立場友好、有過大幫助的外國人（後期也曾頒給本國人士）。

戰敗國被迫向侵略者低頭，是常見之事。但像清廷這般，幾次三番主動提出給侵略者頒發勳章的行為，卻實屬罕見。

清廷為什麼要這麼做？

清廷表彰日軍的理由——「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確實有史料可證。

時人日記，多有關於日軍紀律的記載。在當時之人的印象里，日佔區的秩序，確實比其他地區要好。

比如，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里說「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惲毓鼎《庚子日記》里說「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國分界，日本最安謐」；瑞澂《庚子手札》里說「此次大亂，各處兵官以日本最為講理，不亂殺亂燒，安民保商，處處有道理」；在京的英國人赫德也評價稱「日本軍隊對於維持秩序、組織供應等等遠比其它各國領先」……

另據日軍參謀本部文件披露，北京城被攻陷後，城內大亂，有滯留城中的清廷官員前往日本公使館求助：

「有清人攜帶日本國旗，冒死來到公使館內的第五師團司令部，請求面見福島少將。此人是漢軍正白旗的參領，與少將相識已二十餘年，名為申鳥珍，……少將囑咐鳥珍，讓其尋找城內朝中大員，並讓其轉達如下之言：火速迎接慶親王，並打開同各國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則以今日之狀況曠日持久，則北京終將化為一片焦土。鳥珍深領其意……」

宮中滯留的嬪妃、太監、宮女、守兵等，能夠在大亂下活命，也與日軍有關。據吏部主事胡思敬記載：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宮禁，宮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軍供給之。太后出巡時，珍妃死，瑾妃從，唯惠妃留宮。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饒機智，太后甚重之。時宮人無所稟承，共推妃為主妃，保守國璽，約束閹官，並遣使致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

當日駐守東華、神武、西華三門的日軍，也確實曾放出了「如同乞食」的禁軍、宦官等二百餘人。

對日軍的上述行為，慶親王奕劻作出了「過度解讀」，於是就有了前文所提及的「一再要求給侵略者頒發勳章」的奇事。

1899年，奕劻得慈禧許可，曾派人攜帶珍貴禮物及密電碼本赴日，策划過一次「中日結盟」。日方收下了禮物和密電碼本，但對結盟一事態度模糊，既未拒絕，也未響應。

日軍在庚子年「最為講理，不亂殺亂燒」，其主要目的，是要在西方列強面前展示日軍「文明之師」的形象。但奕劻將之視為日本對中國特別釋出的「善意」，進而覺得「中日結盟」大有希望。

日方收下了勳章，但沒有響應奕劻的結盟提議。

經過庚子年之役，在日本朝野眼中，清廷早已喪失了「結盟」的價值與資格。

比如，吉野作造回憶：

「甲午戰爭勝利後，大多數日本人都懷有輕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須預防支那的復仇戰……直到義和團運動，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個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發生了全面逆轉。」

山縣有朋也說得很直接：

「清國動亂並非成因於一朝一夕，而是由來於政府沒有統治力、國民沒有思國心，已喪失了國家生存之條件。」

而在尾崎行雄看來，保全中國毫無意義，「支那乃大國，有四億餘人口，養五十餘萬常備軍，北京卻在兩月間就被不足五萬之列國聯合軍所攻陷！」這種國家實際上「已從根本上歸於滅亡」。「已亡之國」沒有保全的價值。

其實，早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城之前，日本媒體已將清廷所支持的義和團視為「妨礙國際交通之文明公敵」（《東京日日新聞》1900年6月1日），批評清廷「毫無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的誠意，則表明其缺乏自立於文明世界的資格」（《國民新聞》1900年6月13日）。

在當時的日本媒體眼中，清國幅員遼闊有如大象，清廷卻不過是大象身上嫁接的蚯蚓：

「今之老帝國，恰似下等動物的形體，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機關，無論切斷何處，都還能留下幾分生機。將之分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個體。若使之保持整體狀態，也無非是千百個個體的呆然雜處，中央的統治神經不能支配全體。如象，如鯨，大則大矣，欲殺之亦可也。如蚯蚓斷首尾動，切尾首動……是於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結構。」（《國民新聞》1900年7月5日）

日本朝野既視清廷為「蚯蚓」，奕劻的「中日結盟」自然只是幻想。

（完）

注釋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國政府授勛》，6-2-1，之二。轉引自：孔祥吉，《義和團若干重要史實述考》，收錄於《義和團運動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同上。

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以京官動向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戰史》，《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彙編·日譯文卷》，P355。轉引自：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以京官動向為中心》。

胡思敬，《驢背集》，《叢刊·義和團》第2 冊，P516。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巴蜀書社，2004，P123-124。

王美平，《近代日本的義和團運動觀》，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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