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橙子

明代的言官常因氣節之盛而為後人津津樂道，也有許多言官因直言敢諫、剛正不阿、清正廉潔而名垂青史。但在明中後期，特別是嘉靖、隆慶、萬曆時期，言官群體不斷分化瓦解，大量言官捲入了腐朽蛻變的漩渦，變得敷衍塞責、貪污腐化、明哲保身、趨炎附勢、黨同伐異、混淆國是，從某種程度來說，言官群體的墮落加劇了明中後期的政治腐敗，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言官群體為何會在明中後期發生如此大的轉變？

01 言官制度的崩壞

自明初太祖等人在前代台諫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以來，這套制度曾在明前期得到過良好的運行。但明中葉以後，言官制度卻日趨崩壞。

首先，言官的選任出現了問題。明初言官考選嚴格，制度縝密，對擔任言官者要求極高，但明中葉以後，言官選拔逐漸隨意起來，或專以某一「特長」取人，或全憑親緣賄賂。比如成化初「給事中之選，則專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時唯資歷選用；萬曆時選拔不僅將「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迎者授之」，甚至使考試完全成為形式，批卷還未結束，錄取名單便出來了。

言官選用制度的崩壞直接導致言官隊伍的質量受到嚴重影響，萬曆時的御史陳登雲上疏時曾痛切地指出：「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台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鋤大奸、殲巨蠹哉！」認為在言官隊伍中剛毅正直的不足十分之一，奴顏媚上的反佔了一半。

其次，言官的數量也得不到保證，特別是萬曆以後，言官大多缺額不補。正常情況下，明代言官隊伍總人數在二百人左右，各科、各道人數均有具體要求。但明中葉後，往往不循規制，缺陷缺額也不增補。如嘉靖九年，「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共缺三十七員」；萬曆二十五年，「台省新舊人數不足當額設之半」；萬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言官缺員如此嚴重，日常事務自然有諸多廢弛。

圖/萬曆皇帝

02言官信仰發生動搖

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及社會上瀰漫著的奢靡之風不斷衝擊著當時的政治生活，也不斷衝擊著一向以清正廉潔、剛正不阿著稱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群體，使得「政以賄成，官以賂授」及「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成為明朝官場的一種常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評論這一時期的士風時痛心疾首：「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如斯之酷烈也。」嘉靖時期的曾鈞也感嘆士風日下、人心不古：「古者大臣慮周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惶恐待罪，今則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

作為士大夫的一部分，言官也不可避免地被時代變遷中到處奔涌的腐敗浪潮挾裹進去，從而隨波逐流，甚至變本加厲地腐敗起來。蛻變的言官或放棄剛正不阿、耿直敢言的氣節；或沽名釣譽，故弄玄虛；或怙勢恃力，混淆國事。此種言官、此種士大夫如何還能肩負起澄清吏治、整肅風氣的重任？

03 專制皇權的摧抑打擊

在中國古代皇權極度膨脹的背景下，言官能否發揮作用及能多大程度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本人的態度。總體來說，明前期的皇帝尚能虛心納諫，鼓勵直言；但明中葉以後，特別是嘉、隆、萬時期，皇帝不喜讜言、厭薄言官，要麼對言官摧辱殺戮，要麼將言官的諫議束之高閣，不僅使得言官的直言敢諫失去了意義，還使得間接鼓勵了「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的風氣。

以萬曆朝為例，神宗不喜言官，以至「平日遇頌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有時責怪言官干涉宮闈，嚴譴立至，「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有時借口言官不認真履行職責，對言官進行懲罰，「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有時趁大計清除言官，「帝以軍政故，貶兩京言官三十餘人」。

這種時不時的懲罰更使得言官們更無所適從。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曾直言到，「然此諸人豈盡集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爾。如往歲傅應楨、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身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明確地指出皇權摧抑對言官蛻變的惡劣影響。

圖/明朝廷杖官員

在皇權不斷壓抑、言官制度日趨崩潰及社會風氣逐漸奢靡等諸多因素影響下，言官群體也日漸分化乃至分崩離析。部分忠直的言官在棒喝與冷遇中，或身死、或貶黜，剩下的心灰意懶，喪失抱負。更多的言官則在同僚的鮮血與呻吟中戰慄發抖，最終紛紛屈從阿順皇權，隨同潰爛的明王朝一起走向腐敗衰竭的深淵，不得不說是傳統士大夫和中國古代王朝的悲哀。

參考文獻：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王夫之：《船山遺書》，上海：上海太平洋書社，1933年；

蔡明倫、夏莉芳：《明中後期言官蛻變的原因》，《貴州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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