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讀維柯

編者按：本文由蘇伯格（Theodore A. Sumberg）撰，林志猛譯，林國華校對，收於《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現代編（上）》，劉小楓選編，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485-494，為便於閱讀，公號推送時刪去原文注釋，如有需要可查閱原書。

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

在被邀評註格勞修斯的《論戰爭法權與和平法權》時，維柯（1668-1744）答覆說，一個天主教徒不適合「用註疏的方式去粉飾一位異教作家的作品」。如此狹隘的派別偏見與維柯的哲學氣質背道而馳，這很可能是因為他不得不顧及官方和公眾的意見。維柯在《新科學》里宣稱，自由且民主的日內瓦共和國，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進行寫作。這個終生在那不勒斯生活的公民清楚，那不勒斯不是日內瓦：他見證了隨西班牙君主國的愚昧專制而來的奧地利君主國的愚昧專制。維柯曉得，戒備森嚴的宗教法庭誣衊了他的三個朋友；此外，他也很可能沒有淡忘布魯諾、伽利略和其他人的悲慘命運。因此，對一個在皇家大學裡默默無聞的教授、一個經常苦於入不敷出、有家有室的人來說，不會肆無忌憚。

然而，公開而悅耳的正統表白並沒有道出全部真相。維柯為其終生勞作的煌煌巨著所冠的標題，使人想起了備受譴責的伽利略《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Dialoghi delle Nuove Scienze），以及眾所周知的異教徒培根的《新大西島》（New Atlantis）和《新工具論》（Novum Organum）。此外，公然冒險進入新科學的領域難道不是一種對盤踞在學院與修道院的舊科學的價值的置疑嗎？所以，在特蘭托公會議之後（post-Tridentine）的義大利進行寫作的人， 要有一定的膽量，因為此時的義大利是一個令人惶恐不安的反革新中心，它與危險思想的戰鬥異常激烈。不過，維柯的書還是出版了，不是一版而是三版都沒有遭到任何的迫害或壓制。他從未被逼迫、嘲笑過；從未被迫公開宣布放棄其觀點或遭流放；其著作也從未被查禁或焚毀；甚至從未被指控為異端邪說（這在當時司空見慣）。維柯是如何做到這點的？有人指出，留心維柯顯而易見的文學策略，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高深莫測的哲人。

一

在1730年的版本里，維柯告訴讀者，要想理解他的作品，必須至少閱讀三遍，因為他的著作包含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思想。內行人自己會認識到這個必要性，維柯為何還要公開宣揚呢？這是因為幾乎整個西歐，人們的讀寫能力都在提高，書籍一出版，就會落入普通人手中。這樣，在這個自古以來就害怕新思想，對挑戰其主流觀念的新思想往往針鋒相對的社會裡，普通人很可能就會對維柯大動干戈。所以從一開始，維柯就試圖通過宣稱他的作品艱深晦澀，以使讀者放棄閱讀，消融潛在的敵意。此外，《新科學》部頭大，又有大量博聞強記式的炫耀，再加上不時冒出的拉丁語句，也能避免被廣泛傳閱的危險。

《Scienza Nuova》（《新科學》）

倘若維柯試圖阻止人們閱讀《新科學》，為何他使用義大利語而不是他早期使用的拉丁語撰寫此書呢？我想維柯有三個目的。維柯很可能希望恢復義大利在歐洲的智力優勢，這種優勢喪失了近一個世紀。維柯這種愛國主義情結我們隨後會指出。同時，使用義大利語也可以取悅當局，避免審查。此外，就像一個世紀前的笛卡兒，維柯也打算拋開其前輩使用的拉丁語（《方法談》，倒數第二段）。拉丁語會保留在學院內教授，而主要在學院外探索的新科學，將通過母語來豐富它的新觀念使之得到提升。

由於維柯只是試圖阻止而非禁止大眾閱讀他的作品，便經常有意表明，他與大眾的看法並無二致。特別是在書中開頭和結尾的段落，維柯皆表達了穩妥的觀點，粗心的普通讀者無疑只會去翻看那些段落。《新科學》最後一段（1112段）就是一例：

總之，從本書上文已提出的一切，最後應得出這樣的結論：本科學對虔敬的研究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一個不虔敬的人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智慧。

沒有什麼能比這更令人舒坦，或（對善於思考的讀者來說）更疑問重重了，因為虔敬是順從的愛，智慧則是在懷疑而非順從中尋找真理。

在倒數第三段（1110段）維柯強調，「我們基督教」才真實，而「其它一切宗教」全是虛偽的。這個說法不會讓人不安，也無新奇之處，不過，「我們」一詞雖為作者與讀者搭起了橋樑，但讀者可能意識不到這個明確的區分根本是無稽之談。

在某個段落（310段）里，維柯闡述了基督教和聖經的觀點：人類歷史起源於亞當，但在別處他又提出了自己與之截然不同的觀點：初民一開始形如野獸，易受驚嚇，焦慮不安，且總是為尋找食物、住所和安全而到處遊走。「在他們殘暴的野蠻狀態和放縱的野獸般自由中……」（338段）——在維柯看來，這就是人的原初狀態。人類在經過一段漫長且悲慘的時日後，才獲得政治秩序的穩定與和平，亦即，人類是逐漸從低級上升到高級，而非因某個戲劇性事件從高級下降到低級——就像聖經里所說的，人從蒙恩狀態墮落到了受罰狀態。維柯的觀點使我們想起了馬基雅維里：「……因為在創世之初，人煙稀少，生民一度如野獸般散居各處……」（《論李維》卷一第二章）。在馬基雅維里看來，人並非按上帝的形象和樣子創造出來。當然，維柯不承認他的思想來源於馬基雅維里，或來自霍布斯描述的野蠻自然狀態。

Gods" Creation Of Five Different Human Races（創世初的人類）

在《新科學》第二段，維柯宣布「本科學的主要任務」是揭示天神意旨在人類事務上的作用。這個聲明並無新意，但它被一再重複，維柯這樣做也許是為了在不虔敬之處裝出一副虔敬的樣子。然而，為論證天神意旨，維柯批評了各種與之對立的觀點：伊壁鳩魯的機遇觀或有關盲目原子聚合的觀點，以及芝諾和其他廊下派關於無情的因果之鏈的觀點。因此，表面上看，維柯與同時代的義大利人都懷疑這兩個學派的思想。但維柯又不動聲色地加入了伊壁鳩魯的陣營：在《自傳》里，維柯強調了他生命中發生的偶然，並指出，要是一個人的生命中會出現偶然，那麼所有人也都一樣。然而，為了避免讓人產生不好的聯想，維柯拒絕把偶然不可抗拒的作用推及到人類事務上。一般來說，維柯寧可否定他用特例所作的證明。

維柯也指出，很多時候人們追求狹小的目的最終卻服務於廣泛的目的。比如，人們僅僅尋求其慾望的滿足，卻創立了婚姻和家庭。自由民為擺脫法律的枷鎖，卻成了君主的臣民。維柯提供了其它幾個結果迥異於原初意圖的例子（1108段）。這是命運的狡詐還是天神的狡詐？維柯不會觸犯那些祈求天神的人，但細心的讀者也不會無視他的研究領域：「人類自己創造了這個民族世界……」——「這是本科學毋庸置疑的原則」（1108段）。

二

維柯把廊下派稱為他們那個時代的斯賓諾莎主義者——這是個嚴厲的批評，因為斯賓諾莎在維柯那個時代不被傳統學派認可。維柯希望人們能理解，他同樣蔑視斯賓諾莎，他對斯賓諾莎創立商販社會的意圖也進行了激烈抨擊（335段）。維柯可能試圖表明，一旦人們對傳統所理解的上帝喪失了敬畏，便會墮入純粹的契約性買賣關係。維柯也把自己與伊壁鳩魯及其「追隨者」的機遇觀區分了開來（1109段），他認為這些「追隨者」就是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這個譴責性比附在《新科學》臨近結尾處突然出現，尤其引人注目和有分量。在世人眼中，維柯懂得避開危險的同道。

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

有時，維柯會悄無聲息地避開布魯諾、康帕內拉（Campanella）和特勒希俄（Telesio）這類同道。在這本引用了成百上千個其他作家的著作里，這些人不見蹤影無疑與該事實有關：他們遭到了教會的查禁。考慮到維柯的愛國熱情，這些不僅僅是義大利同道而且還是那不勒斯同道在維柯書中的缺席值得我們注意。令人驚奇的是，愛國熱情驅使維柯把畢達哥拉斯主義者指稱為「義大利人」（499段），但是卻並沒有強烈得讓維柯放棄他的寫作策略，即忘掉那些無可置疑是義大利人的近代先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勒希俄在《新科學》中的缺席，因為這個那不勒斯同道與培根意氣相投，而維柯對培根又推崇備至——實際上培根是維柯處心積慮避免提及的危險同道的唯一例外。維柯宣稱，培根「作為哲學家和作為政治家都同樣偉大」（499段）。或許，一位自認為是新科學的實踐者，很難背棄這位引領了該運動的英國人。此外，維柯的同代人對這位小心謹慎的大法官，比起對那些隨隨便便表達新觀點的作家來，可能比較少有惡感。

笛卡兒的著作雖被列在梵蒂岡禁書名單中，仍然廣泛流傳，即使在特蘭托公會議以後的義大利也不例外，事實上，很多作家都把笛卡兒的思想當作標尺來衡量自己的思想。其實，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新科學》是在暗中與笛卡兒對話，儘管維柯僅（不帶讚賞地）提過他一次，並且只是談到他的《折光學》（706段）——這不能說是最具批評性的提及。但在全面譴責傳統方面，維柯和笛卡兒走到了一起，維柯認為傳統思想「牽強附會、荒誕無稽、自相矛盾且子虛烏有」（163段）。維柯的攻擊很少如此激烈，因此值得留意。他的表達火藥味十足：「……迄今為止，所有的著作全是一套雜亂無章的記憶、幻想和想像……」（330段）。維柯補充說：「所以為著研究本科學，我們就必須假定，世界上好像根本沒有出現過書籍」（330段）。為了給新科學掃清戰場，維柯似乎要焚毀一切過去的書籍。

但拋棄一切過去的書籍導致了某種反諷。笛卡兒曾指出：「一到年齡容許我離開師長的管教，我就完全拋開了學問的研究」（《方法談》卷一，倒數第二段）。與之相反，《新科學》可以說是一部傳統學問（至少是古典學問）的百科全書。這些學問對維柯的意義與對先前其他作家的意義殊無二致，維柯只不過是把復甦古代學問的文藝復興運動推向了高潮。在這一點上他拒絕了笛卡兒。

彷彿從來不曾有過書籍——就連那本包涵很多書籍的書籍即聖經也不例外。事實上，維柯拋棄了他那個時代處處援引聖經的通常做法。《聖經》在《新科學》中的缺席（除了幾處提及《舊約》外）非常引人注目，因為與此對照的是他大量援引古代寓言、法律、歷史、習俗、宗教、哲學和政治經驗。此外，耶穌基督只被提過兩次，天帝約夫卻有97次；聖母瑪利亞被提過一次，天后朱諾卻有25次。維柯的新科學知道關鍵何在。

對維柯來說，中世紀的書也不存在，除了倫巴德（Peter Lombard）的《格言》外——維柯稱倫巴德是「十二世紀野蠻狀態」下出現的顯赫人物（159段）。維柯同樣沒有提及那不勒斯同道阿奎那。蘇亞雷茨（Suarez）也未見蹤跡，儘管維柯曾閉門研究過蘇亞雷茨一整年（《自傳》，頁114）。不用說，要是維柯把自己與這兩個經驗哲學大師聯繫在一起，他無疑會贏得當局的普遍認可。不過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維柯在一種強烈動機的推動下，放棄了與有利同道相結合的戰略優勢。

Peter Lombard （倫巴德）

《新科學》的末版是由1112個段落組成的大部頭。這個大部頭不僅嚇退了漫不經心的讀者，也幫助作者隱藏了反傳統的意圖。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採取了相同的策略——此書的出版僅晚於維柯《新科學》末版四年。這個法國人開篇就說：「在本書里，如果紛繁事物中的某件事……」森林最好是隱藏在眾樹之間。

三

你的信雖短，但意味深長：馬基雅維里對一位朋友如是說。維柯的書很厚，但讀過三遍後就變得清晰明了。質而言之，《新科學》的意圖是把自然法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物理學和天文學的成就使維柯讚嘆不已，他也希望在人類事務的全新探索中取得相同成就。維柯為這門有關人類事務的新科學奠定了基礎（Principia）。恰如笛卡兒指出的，我們已認識的東西，與尚待研究的東西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方法談》卷六，第二段）。維柯為同時代的科學打開的新局面歡欣鼓舞。他對科學以及即將到來的新發現的信念，是貫穿其作品的靈魂。

維柯加入了三位作家（格勞修斯、塞爾登和普芬道夫）的行列，試圖為自然正義找到一種嶄新的或科學的方向。不過，維柯反覆嚴厲批評了他們，既針對個體又針對整體，更有甚者，他公開贊同孔西納（Nicola Concina）神父對他們的批評（974段）。孔西納是多明我會的作家（1687-1756），在當時很可能受人高度敬仰，維柯引用時的溢美說明他渴望與有利的同道站到一邊。

在維柯看來，這三個所謂的自然法學說領袖，格勞修斯獨佔鰲頭（350段）。格勞修斯的首要著作《論戰爭法權與和平法權》比《新科學》早出現近一個世紀，該書震撼了整個歐洲，特別引人側目的是它宣稱：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能保持所有效力（前言，11段）。維柯承認，「縱使把一切有關神的知識都拋到九霄雲外，格勞修斯的體系也能站得住腳」（395段）。確實，兩者都諳知問題的要害：倘若神學是有關神的科學，倘若神能被（不恭敬地）說成子虛烏有，那麼，神學就不再是自然法的根基，自然法就能以一種新方式與科學攜手合作。

維柯也強調，有些人類的特性，「就是連天神也無法從人身上拿掉又不至把人毀滅」（388段）。這樣，維柯道出了與格勞修斯相同的觀點：人的自然本性正是自然法的根源所在（16段）。因此，當務之急就是重新研究人的自然本性。維柯猶如哥倫布，發現了人類經驗的新大陸——包括前基督教的和非歐洲的。但是，在探尋過這片陸地的每個角落後，維柯發現，歷史的或然性事實可作為一個新思想體系的根基，從此以後，這個體系就能取代神聖啟示確定且必然的真理。

上帝沉默，自然沉默，而歷史言說。歷史取代了神學成為權威，並作為哲學的婢女獲得了新的尊嚴，這種尊嚴取決於該信念：關於歷史的新真理將給人提供他所需要的、可謂是前所未有的指引。在此，維柯忠誠地遵循了馬基雅維里最先提倡的轉變，即從說教和想像直接轉變到事物在「實際上的真實情況」（《君主論》，第15章）。確實，在這部涵蓋許多個世紀人類經驗的巨著中，維柯用無數細節直接論述了具體事物和特殊事物，但這個轉變實際因何產生，維柯並沒有清晰地揭露出來——甚至對那些專心致志的讀者。

維柯在歷史中穿梭獲得的最重要發現是，人的自然本性已改變，因為人原初處於「兇殘的野獸般自由狀態」（221段）。人最主要的變化是理性的增長。顯而易見，理性不是人與生俱來的——自古以來人們就這樣認為。初民對「一切事物都是無知的」（375段），他們活像野獸，經過長期的努力獲得充足的理性後才形成共同體（629段）。所以，從歷史提供的證據來看，人類作為可塑的存在能夠發生各種變化或改善。這樣，維柯理論中隱含的樂觀主義讓他有時不再顯得那麼悲觀晦暗。

要是重新審視人類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儘管產生了許多新奇事物，但有些原則一以貫之，即宗教信仰、神聖的婚姻制以及對死者的埋葬（333段）。維柯指出，根據這些原則，「一切民族才得以建立，而且迄今還保存著」（332段）。正是這些保守要素將自然權利提升到了新的歷史平台。在維柯看來，「關於權威的哲學」其實是新科學的自然產物（350段）；為把人類殘暴、貪婪和粗野的本性，轉變成有序社會中的幸福，必須實施嚴格的法律（132段）。我們簡直可以說，維柯並不具有革命性。

揚·凡·愛克的《阿爾諾芬尼的婚禮》（1434）

使自己與時代和社會相協調的需要，可以說明維柯為何要公開贊同宗教信仰，但這個贊同也傳達了他的真實信念：宗教信仰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紐帶。維柯指出，「世界上不曾有哪個民族建立在無神論之上」（518段）。在引述培爾（Bayle）的相反觀點時，維柯宣稱，沒有哪個民族不需要宗教還能安然無恙地保存著（334段）。我們記得，人類如果缺乏信仰就只能成為商販。但維柯沒有探討這個對現代人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宗教代表真理的宣稱被否認後，宗教還擁有多少社會力量。然而，維柯確實認為，現代人只聽從「自己的快感或反覆無常的幻想」，開始「像野獸那樣，在意志和精神方面都極端孤寂」地生活著（1106段）。維柯或許是第一個哲人——甚至早於盧梭（1712-78）——對他身臨的現代社會所產生的後果憂心忡忡。這些後果中最嚴重的是，自由與放縱的區分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自由民毫無約束的自由，這是最壞的一種暴政」（1102段）。

四

倘若宗教仍是社會的紐帶，訴諸審查制度也就依然是社會自我防護的手段。但不幸的是，由於審查者常常愚昧無知，深謀遠慮的作者就必須實行自我審查，以避免他們的作品受到粗暴的對待。在黑暗的時代，《新科學》出了三個版本，這是維柯自我審查的體現。維柯對自己為何成功心知肚明：在《自傳》的最後一句話里，維柯戲稱自己「比蘇格拉底幸運得多」，因為在作品完成後，他能享受「生命、自由和榮譽」。維柯對自由的靈活運用避免了喪命的恥辱。

儘管社會為了自我防護嚴厲對待危險思想的傳播者合情合理，但自我防護並不是維柯的唯一關注點。作為一名負責任的公民，維柯不以任何公開的方式，攻擊同胞們的天真想法而傷害他們。維柯的自我節制顯示了他的高貴心性。然而，我們不應把他想像成始終與那不勒斯同胞齊心協力：維柯了解自己，他稱自己是「母邦的異鄉人」（《自傳》，頁132）。哲人在「封閉的社會」中，還能是別的什麼呢？

油畫《The Bay of Naples》Painter：James Wilson Carmichael

捍衛真理以反對公眾意見也是維柯的關注點。他不希望同胞們妨礙他與哲人同道的對話。維柯提到「作為哲人的我們」無疑也包含了他自身（《新科學》，附錄，1406段）。

如同柏拉圖，維柯在聲稱哲學可以提供幫助但只能幫助少數人時（18段），他也區分了智慧和意見（706段）。最終，在1725年的版本中，維柯指出，古希臘哲人經常對民眾隱藏自己的智慧。維柯也為兩個讀者寫作，因為為少數人寫的作品，也會被多數人讀到或看到。由此便產生了非常隱微的寫作方式，總而言之，這種寫作方式就是朋友和哲人彼此之間的相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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