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本土化

根據曹志耘的定義，地理語言學也叫「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該學科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為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現象歷時變化的過程。

本土化不足妨礙地理語言學落地生根

地理語言學於20世紀40年代由比利時神父賀登崧傳入中國，但與現代漢語語法學、音韻學等不同，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賀登崧的研究並沒有在中國開花結果。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其一，漢語本身的特點。漢語作為音節表意的語言，意義的基本單位是一個一個的音節，而來源於西方語言研究背景的地理語言學面對的是一個一個的詞，所以基於西方印歐語，從以詞語的調查為基礎的地理語言學出發對漢語方言進行研究難免水土不服。其二，漢語的研究傳統。中國傳統的治學方式重文不重言，即重視古典文獻，輕視活的語言。賀登崧則以活的語言為研究對象，這在當時與中國的研究傳統大相徑庭。其三，中國地域廣闊，方言眾多且極其複雜，如果沒有前期對漢語方言大量的調查作基礎，地理語言學很難發展起來。其四，賀登崧所處時代極其動蕩的社會環境不利於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開展。

方言研究奠定地理語言學本土化基礎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漢語方言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調查描寫，方言的歷史比較也有了很大的進展，這些都為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新發展創造了條件。此外，長期以來，從趙元任開始，漢語方言的研究主要以靜態的描寫為主，主要關注方言本體的研究，對方言變異背後的社會歷史地理因素探討較少。但是，語言的社會性要求必須聯繫文化歷史等非語言因素，才能比較全面地了解漢語方言。因此，漢語方言學亟待新的研究方法來拓展、深入其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地理語言學就有了不可替代的價值，即通過地圖直觀地展現語言變異在地域空間上的變化，使語言變異與地理的關係得到凸顯，從而有助於研究語言變化的真實狀態。此外，科技的進步、各種地圖軟體的開發，為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支持。

21世紀初，石汝傑通過與日本學者岩田禮等合作，於2003年第一次把賀登崧的《漢語方言地理學》譯介到中國，從此開啟了地理語言學在中國新的發展之路。這一「新」的研究方向很快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國內學者從理論上對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進行了探討，並且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漢語方言地理語言學研究。曹志耘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對地理語言學進行了全面科學的定義，認為地理語言學研究是中國語言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一，中國是地理語言學研究不可多得的沃土。漢語方言研究的這個新方向主要表現在地理語言學與漢語方言研究的結合，編製方言地圖是地理語言學的重要內容。高曉虹全面梳理了賀登崧之後地理語言學在中國未能順利發展的原因，21世紀初漢語地理語言學重新興起的條件，並對地理語言學的進一步發展進行了展望。項夢冰、曹暉認為，賀登崧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狹義的方言地理學，「要獲得對漢語方言全面深入的認識，用這種方法是很難奏效的——至少可以說，困難是很大的。21 世紀的漢語方言地理學雖然不排斥『慎重遴選少量語音、辭彙以及語言片斷』的做法，但它必定以調查和研究的系統性為其主要特點而跟早期的漢語方言地理學相區別」。上述討論對推動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進行理論探討的同時，學者們開始了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其中具有全局性、影響最大的是曹志耘主編的《漢語方言地圖集》和張振興等主編的《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地圖集》是第一部在統一的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編寫、全面反映 20 世紀漢語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創性方言地圖集，是當代地理語言學在漢語研究方面的標誌性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既遵循了西方地理語言學的基本要求，又充分繼承了漢語方言研究的傳統，全面、科學地描寫和展示了漢語方言中重要語言現象的共時差異和地理分布狀況，有力地推動地理語言學這一學科在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張振興等主編的《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是在1987 年版 《中國語言地圖集》 的基礎上，根據近20年來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新成果進行補充、修訂而成，對全面了解中國語言及漢語方言分布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區域性研究成果也不斷湧現，如彭澤潤、王文勝、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石汝傑、顧黔、徐越、李永新等都有著述問世。地理語言學在漢語方言研究中呈現蓬勃發展之勢。

發掘漢語實際與吸取西方理論精華並重

地理語言學是在西方語言背景下產生的語言學理論，如果把它照搬過來套用在漢語上，難免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賀登崧的研究之所以在中國長期被擱置不理，與他沒有充分考慮漢語實際和中國學術傳統息息相關。賀登崧曾強烈反對高本漢等只關注古典文獻的漢語研究，主張研究活的語言。這一觀點本來無可指摘，但在賀登崧所處時代卻不容易被人們認可。

漢語是音節表意的語言，與西方語言以辭彙表意的特點有明顯不同，這就使漢語地理語言學有著不同於西方的研究內容。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漢語研究都受到西方語言理論方法的影響，並且都經歷過西方語言學理論的本土化道路。如漢語語法研究從1898年《馬氏文通》開始，主要借用了西方的語法框架。隨著研究的深入，漢語的許多語法現象難以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因此開始探索基於漢語實際並吸取西方理論精華，適合於漢語特點的語法研究本土化道路。漢語方言研究也是如此，從高本漢開始，雖然也借用了西方的歷史語言學理論，但從一開始就立足於漢語音節表意的特點，以字音為基礎，參照中國傳統的音韻學展開，使該研究具有了濃厚的中國色彩，很快就在中國生根發芽，發揚光大。賀登崧利用地理語言學研究漢語時，更執著於西方地理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以詞語為單位研究漢語，導致其研究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湮沒無聞。

合理吸收西方方言地理學方法與理論，結合漢語的特點，走本土化道路，是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方面，《漢語方言地圖集》走出了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關鍵一步，對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導引作用。首先，該圖集充分尊重漢語特點及研究傳統，從單字音調查入手，從基於切韻系統的《方言調查字表》中選字，圖目的設置體現了中古切韻音系以來的語音在方言中的變化。其次，在單字音調查的基礎上，開展辭彙和語法的調查。由於不同方言的語音系統存在程度不同的差異，如果只記詞音，不用漢字表示詞形的差異，歸類時就可能把來源不同的詞歸在一起，或者把來源相同的詞分開。因此，該圖冊辭彙的分類基本上不僅以詞音為基礎，同時兼顧詞形，與賀登崧單純以音標記詞的方式有明顯區別，與岩田禮主編的《漢語方言解釋地圖》主要以漢字記錄的詞形為基礎也有不同。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地理語言學研究方法本身的內涵也在不斷發生變化。J. K. Chambers和 P. Trudgill把研究重點集中在語言變體上，並且利用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地理語言學。

漢語方言學研究傳統有助於拓展語言地理學理論

對於漢語方言研究來說，結合地理語言學新發展，進一步的本土化是其繼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通過與漢語方言學研究傳統的結合，對經典的語言地理學理論及方法進行符合漢語方言實際和研究傳統的改造，不斷豐富漢語語言地理學理論內涵，補充構建符合漢語實際的語言地理學理論，以推動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不斷深入。

具體來說，研究大致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其一，基於漢語實際及漢語研究傳統，遵循地理語言學的基本原則，繼承趙元任等前輩開創的卓有成效的方言調查研究模式，繼續進行以單字音為研究出發點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在此基礎上開展辭彙語法研究，注重調查研究的系統性，深入探索漢語方言的演變歷史、演變層次和演變模式。其二，面對漢語方言地域遼闊、方言眾多而複雜的事實，大力開展宏觀、中觀、微觀等不同層次的地理語言學研究，積極推進各大方言區及區域方言地圖的繪製。其三，根據經典地理語言學理論要求，適應地理語言學的新發展，結合社會文化等因素，藉助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研究漢語方言的變化方式和演變動因。其四，結合網路技術及大數據平台，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開展漢語方言地理信息系統的建設。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山西晉方言地圖集」（13BYY05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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