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從改革者到革命者
撰文：雷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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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海外留學生厥功至偉，不必多說。留學事業的開拓者容閎從參與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到最後支持革命，從溫和的改革者到激烈的革命者的曲折過程，不僅反映了留學生的心路歷程、更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心態變化。進一步說，在風起雲湧的中國近代史上，容閎確非風雲人物，但卻是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因此他的一生，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
容閎
1
啟蒙先驅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閎（原名光照，號純甫）出生在廣東香山縣一戶貧困農家。此時，原屬香山縣的小島澳門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國曆有邊患，對一個遠離中原、荒蕪不堪的彈丸小島被「紅毛夷」占租，長期以來並不以為意。然而，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全球化的過程已經開始，澳門的被租占其實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節。這種背景，與傳統邊患完全不同，其意義遲早將在歷史的進程中表現出來。因此，在華夏文化版圖中長期處於「邊陲」的嶺南地區，必將一躍而得全球化的「風氣之先」，成為引領近代中國的先進之區。當時尚屬偏僻之地的貧窮農家之子容閎，因緣際會，成為歷史新潮中「向濤頭立」的弄潮兒。
明中期後，西方的自然科學已經超過中國，來華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將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作為傳教策略。從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傳教士仍可在中國傳教。因與教會的矛盾衝突，從康熙朝後期直到鴉片戰爭前，清朝一直實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傳教士一直沒有停止悄悄在中國沿海傳教的活動，並為貧窮人家興辦一些醫院和學校，以吸引人入教。葡佔澳門，自然成為傳教的大本營。
容閎7歲時，其父把他送到澳門一所教會學校上學。之所以將小兒子容閎小小年紀就送到外國教會學校上學，容父有一個貧苦、普通農民最簡單最普通的想法。他供養大兒子讀傳統的私塾，想讓他走中國傳統科舉功名之路，通過科舉當官。但他家貧窮，只能供養一個孩子讀書，無力負擔小兒子容閎讀私塾。而外國教會學校免除學費雜費，還免費提供食宿，正好可將容閎送去讀書。另外，他曾看到鄰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紅毛夷」的「番話」而發財，給他以啟發，大兒子走讀書做官的路，小兒子走讀書發財的路。這些都說明，與澳門緊鄰的廣東香山地區的窮苦民眾最早破除了「華夷之辨」、「華夏中心」等傳統偏見，接受外來文明已無心理或文化障礙。
幾年的教會學校教育，使他對西方歷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倫的偉業，紐約的繁華，曾寫過一篇題為「溯哈德孫河遨遊紐約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對大都市紐約摩天大樓林立繁華盛狀的「意想」。這些都表明一種「世界」的知識、觀念，正在華夏文化「邊陲」的「草根」中一點點傳播。而當時絕大多數國人，對此都一無所知。如果說林則徐、魏源是近代中國「精英」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那麼容閎等幾個鄉間窮小子，則是「草根」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覺的」，而容閎的「看世界」則是「自然的」。
1846年底，容閎決心隨勃朗校長夫婦返美，1847年1月4日，容閎與其他兩位同學一起跟隨勃朗校長從廣州黃埔港乘船赴美，於4月12日到達紐約，容閎沒想到紐約的繁華竟超過了自己幾年前的「意想」，而幾年前的「游紐約」的幻想今天竟成為事實，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變成事實，這使他今後做事更加堅韌。
稍事休息，他們便從紐約再往馬薩諸塞州，入孟松學校。在孟松學校校長哈蒙德校長的教誨、影響下，容閎閱讀了大量文學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尤其愛讀《愛丁堡評論》雜誌。在18世紀早中期的英國,一些著名學者如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思想家邊沁、哲學家哈奇森和休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文學家司各特、社會學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躍在蘇格蘭地區，以愛丁堡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思想派別，被稱為「蘇格蘭啟蒙學派」。歷史學家伯克雖然來自愛爾蘭，但由於長期生活在蘇格蘭，所以也常被歸入這個學派。18世紀的蘇格蘭實際上成了當時英國文化繁榮的代表，蘇格蘭的文化中心愛丁堡被稱作「大不列顛的雅典」。蘇格蘭啟蒙學派具有強烈的經驗主義和反唯理論特點，重視個人知識在形成人類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識，強調社會演化的重要性，主張經濟放任主義。容閎愛讀的《愛丁堡評論》雜誌，則是蘇格蘭啟蒙學派的重要陣地。他們還從新知識和啟蒙思想的角度抨擊過牛津和劍橋大學教育的腐朽衰敗,表達了他們對大學教育的失望。後來容閎對中國傳統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對中國社會改革的觀點，也可看到這份雜誌的影響，可以看到蘇格蘭啟蒙潛移默化的間接影響。
容閎無疑是最早接觸、接受近代啟蒙思想的中國人。雖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間接的、感性的，並因過於「超前」而影響不大，但其象徵意義卻不容低估，預示著近代啟蒙思潮即將激蕩古老的中華帝國。君不見，「啟蒙」在近代中國雖然屢遭挫頓，甚至「夭折」，但又屢屢重生。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蘇格蘭啟蒙運動」終於開始引起國內思想界、學術界的重視。時距容閎接觸蘇格蘭啟蒙運動，已整整一個半世紀過去。作為具體的個人，容閎的經歷純屬偶然；但作為「符號」出現的「容閎」，卻是全球化中國進程中的必然。
從孟松學校畢業後，容閎於1848年考入耶魯大學。雖然他在美國的大學生活如魚得水，但他仍時時想起祖國，他說：「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適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為愈。」「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 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到中國的落後，但更使他憂心不已的是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仍然茫無所知，仍認為中國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學快畢業時就下決心：「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以此為標準，專心致志以為之。」 事實證明，從他1854年回國後到1872年辦成留學之事，歷經18年，他一直為此目標努力奮鬥，忠貞不渝。1854年，容閎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於這年秋天自紐約乘船踏上歸程，決心把自己學到的新知識改造離別了8年的祖國。
耶魯大學容閎像
他為報國而回，但尷尬地發現自己對漢語已十分陌生，於1855年夏天在廣州補習了半年漢語。就在這期間，他看到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屠殺上萬人，屍橫遍野，憤怒異常，從而認為農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對太平天國有一定好感。
當年只有「科舉」才能進入體制內，他是美國名校畢業的「海龜」卻「無人識」，於是只能通過關係給在廣州的美國代理公使伯駕當秘書，薪水不高，且為國人看不起，但他想通過伯駕結識中國官員，向他們提出派中國學生出國留洋的建議。然而他根本沒有機會結識中國官員，於是在三個月後辭職，來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審判廳當翻譯。不久又離開香港來到上海，在英國人掌管的上海海關處任翻譯。海關工作輕鬆，薪水極高。然而時隔不久他又堅決辭職，離開了收入豐厚的海關。他的親朋戚友都不理解他為何放棄報酬如此優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麼工作，覺得他是個怪人。他寫道：「第念吾人競存於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真實之事業。予之生於斯世，既非為哺啜而來，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則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實行於中國耶？一旦遇有機會，能多用我一分學問，即多獲一分效果，此豈為一人利益計，抑欲謀全中國之幸福也！予於所事，屢次中輟，豈好為變遷哉？」
從海關辭職後，容閎找到一家專收中國絲茶的英商公司工作，當起了「買辦」。買辦收入頗豐，但非他所願，他一心想的仍是如何引進西方近代教育制度、進而改造中國。
2
從「太平」到「洋務」
在上海，容閎的社交面逐漸擴大，與《幾何原本》的翻譯者著名數學家李善蘭，較早翻譯西方數學、物理學著作的華蘅芳，化學家徐壽等名流成為朋友。這些人是中國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個了解西方近代科學的人物，不久曾國藩辦洋務時都入曾國藩幕。
不過，容閎的目光，最先卻是投向太平天國，把近代化改造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國身上。之所以首先對太平天國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達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為干王。容閎在香港時就與洪仁玕相識，知道他思想開明，因此認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國的構想。另外，容閎痛恨清政府的殘暴、腐敗，對太平軍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與兩位外國傳教士一起冒險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認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軍的性質，察看他們是否適合建立一個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經過一番周折，容閎一行於11月18日到達天京，第二天就見到了干王。老友見面，分外高興，暢談甚歡，性急的容閎立即和盤托出自己的建國之策。這些建議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舊制度、建立使中國社會近代化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藍圖。雖然當時看來像是天方夜談，其實反映了歷史的趨勢。兩天後，洪仁玕又主動要和他見面，肯定了容閎所提出建議的優點和重要性，但最後卻說，他完全懂得這些建議的意義，不過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無法實施。這番話其實婉轉告訴容閎，現在根本無法實行這些設想。容閎大失所望。
雖然洪仁玕任命他為高官，但容閎根據一個多月的觀察，深感太平天國不能實現他的理想。他根據對太平軍領袖行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斷，對他們最後能否成功大表懷疑，認為太平天國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國大業，也根本無法使中國復興。第二天，他來到干王府，對干王如此器重自己，授予自己如此顯貴的身份深表感謝，但將委任狀和官印當面還給洪仁玕，謝絕了洪仁玕的好意，同時告訴干王，無論何時，只要太平軍領袖們決定實施他所提建議，或僅實施其中一項，只要需要，自己將儘力而為。最後，他失望地離開了天京。
雖然對太平天國相當不滿和失望，但他對其卻並不完全否定太平天國：「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於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 政府、政治嚴重的腐敗黑暗是農民造反的根本原因，確是真知灼見。
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國來實行自己的教育計劃和政治改革計劃，結果完全落空。面對現實，容閎找不到一個可以施行自己抱負的政治力量，「於是不得不變計，欲從貿易入手，以為有極巨資財，則借雄厚財力」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理想。敢於冒險的容閎在無人敢去的太平天軍與清軍「拉鋸區」低價收茶，到上海、九江等地高價賣出，雖然幾次有驚無險，但獲得頗豐。不過，他馬上發現中國並非「工商立國」，商人根本不可能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想靠自己經商致富改造中國完全是幻想。幻滅之後，容閎感到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喪、彷徨之中。
正在苦悶之時，曾國要自己的幾位幕僚、也是容的朋友在短短的三四個月內，分別發五封信邀容來安慶入幕，次次緊催。曾國藩禮賢下士的「三請」之舉，使容閎大為感動，並且感到實現自己平身抱負的機會可能來臨，於是在9月的一天到達安慶。
原來，曾國藩想設立機器廠製造外國最先進的來複槍，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創辦機器造槍廠。對此計劃，容閎很是高興，中國終於有執掌大權之人認識到辦近代化機器工廠的重要，但對此計劃他並不完全贊同。容閎認為曾國藩並不了解、不知道機器生產情況，中國現在最缺的不是生產具體武器的工廠，而是生產製造武器的機器的工廠，即「制器之器」。容閎向曾國藩等人解說道：「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例如今有一廠，廠中有各式之車床、錐、銼等物；有此車床、錐、銼，可造出各種根本機器；由此根本機器，即可用以製造槍炮、農具、鐘錶及其他種種有機械之物。以中國幅員如是之大，必須有多數各種之機器廠，仍克敷用，而欲立各種之機器廠，必先有一良好之總廠以為母廠，然後乃可發生多數之子廠。既有多數之子廠，乃復並而為一，通力合作。以中國原料之廉，人工之賤，將來自造之機器，必較購之歐美者價廉多矣，是即予個人之鄙見也。」
曾國藩從善如流，對首先應辦「機器母廠」的建議大表贊成，立即要他負責籌辦此廠，到美國置辦機器。一個星期後，曾國藩給容閎下了委任狀，授予五品軍功銜頭，並請賜帶藍翎，正式任命他為出洋委員。此銜頭只在國家用兵時封贈從軍有功之人，為文職所無，文職賞戴花翎，必由皇帝賜予，由此可見曾國藩對他特別器重，通過皇帝賜給他特殊的官階和待遇。受曾氏之託，容閎於12月初離開上海，前往美國，購買新式機器。容閎所買機器建造的工廠，就是現在的江南造船廠的前身。
洋務運動是以單純生產軍工產品發端的，而容閎從一開始就指出建立機器廠不能光生產軍工產品，更重要的是以後可以生產農具、鐘錶及其他各種民用機械。他知道，中國的落後不僅在於武器，或者說主要並不是在於武器，而在於整個經濟體系落後，沒有基礎性工業，國家就不能真正富強。他的超前認識影響了曾國藩，使曾從僅想創設製造來複槍的工廠改為建造機器製造廠，中國近代工業化因此有一個較高的起點。
而且，一個半世紀後，歷史終於應驗了容閎的預言，中國確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賤」，成為「世界工廠」。
3
艱難開闢留學之路
在美國留學畢業前夕，容閎就認定以派遣留學生為先導建立新式教育體制，是救國強國最重要的途徑。回國之後，他一直想方設法，卻屢屢碰壁，一籌莫展。得到曾國藩重用後，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時機，因為自己與曾畢竟不熟，而且當時國人對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學完全沒有概念，若操之過急，很可能欲速不達。
他在美國訂製的機器8月順利運到上海，完好無缺。容閎也在9月回到上海。這批機器成為江南製造總局裡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機。是中國工業化起步的重要標誌。對容的工作，曾國藩大加讚揚，不久即保奏容閎為五品實官，被封為江蘇省候補同知，在江蘇省衙署任通事譯員，官位五品。在江蘇省衙任通事譯員，容閎結識了另一重要的洋務官員丁日昌，丁當時為蘇淞太道。兩年後，丁日昌升為江蘇巡撫，這時他對容閎的思想、見識非常了解、佩服。由於他與在中央掌大權的滿族大臣文祥熟悉，所以鼓勵容閎將自己的治國方略寫個條陳，由他轉給文祥。然而，條陳交上，並無下文，容閎深感失望。
失望但不灰心，容閎只要見到丁日昌仍叮囑他不要忘記自己的「留學教育計劃」，懇請他向曾國藩提及此事，甚至請他直接向皇上奏請。丁日昌畢竟更了解官場成規，勸容閎不要操之過急，耐心等待。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曾國藩、丁日昌受命處理此事，急調容閎到天津擔任翻譯。容閎認為這是與曾密切接觸的良機，可乘機向他提出自己的主張，於是急忙赴津。天津教案處理基本結束時，容閎再次向丁日昌詳述了自己的計劃，要他向曾國藩進言。第二天，丁日昌就向曾國藩大力推薦容閎的留學計劃，終於獲得曾的首肯，表示願向朝廷奏請。容閎得此喜訊已是深夜，已經上床，睡意朦朧，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予聞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凌雲步虛，忘其為偃卧床笫間。」 歷盡艱辛、為之奮鬥了十幾年的理想終於快要實現, 他確不能不如此興奮；而且他堅信，如果他的教育計劃能夠實行，「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
曾國藩知道此事重大，自己一人的威望仍嫌不足，於是立即聯合李鴻章等人聯名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准；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李又聯名上奏，一方面進一步強調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儘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確了幼童留學的規章和具體方法，由陳蘭彬任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
經過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湊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學生，於1872年8月中旬從上海啟航赴美，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頁。
首批留美幼童
到美國後，這些幼童在美國學校上學、住在美國人的家中，他們和行為舉止自然開始變化。容閎積極支持他們參加各種體育活動，打籃球、棒球、足球，支持他們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他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有的幼童把辮子剪掉，見清政府的留學監督官員時再戴上假辮子，被清政府官員發現後非常憤怒。幼童們1876參觀了美國費城國際博覽會，在參觀博覽會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格蘭特還專門接見了留美幼童，他主動與幼童握手、照相、親切交談，鼓勵他們用心學習。美國總統平易近人，與見中國官員要下跪磕頭形成鮮明對照。幼童在美國一點點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這些都使他們對中國的專制制度產生反感。
對學生們的變化，容閎認為正常，但先後到美主管其事的陳蘭彬、區諤良、吳子登等卻認為是大逆不道，雙方矛盾日深。容閎以為雙方的不同通過彼此溝通、交流就可解決，完全沒有想到中國官場政治文化中首先偷偷向上級打對方「小報告」的傳統。陳、吳、區等不斷向朝廷、李鴻章等暗中「彙報」容閎的「劣跡」。他們攻擊容閎對學生失職縱容、任其放蕩 淫佚，並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這些學生被批評為好學美國人為運動遊戲之事，讀書少而遊戲時多，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竟被說是鼓勵學生加入各種秘密社會，學生不遵孔孟之道，不願行尊師跪禮、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總之，留學外洋是利少弊多，難得資力，「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實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等等。支持留學事業的曾國藩已於幾年前去逝，國內頑固派官員本就堅決反對派留學生，此時藉機全盤否定留學事業，有人上奏稱留美幼童「毫無管束，遂致拋荒本業，紛紛入教」，甚至原來支持派留學生的恭親王奕訢也態度生變。一時間朝野對留學事業的攻擊、指責甚囂塵上，沸沸揚揚。朝廷於是責令李鴻章等查明此事，對失職官員堅決調離，對留學生要嚴加管束，有不服從者「即行撤回」。李鴻章立即致信容閎，批評他嚴重失職，要他今後少管留學生事務，同時命令陳蘭彬、吳子登等「設法整頓」留美幼童，但又要他們以大局為重勿因個人積怨將事態擴大。
一直蒙在鼓裡的容閎此時才知道陳、吳等人對他和留學生的誣告，憤怒異常，立即給李鴻章寫信說明真相，但為時已晚，朝廷已深受陳蘭彬等人的影響，認為留美幼童問題嚴重，容閎難辭其咎，而且陳蘭彬等人繼續連上奏章，羅織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將留美學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態度後，容閎又氣又急，四處奔走，想法設法拜訪、聯絡美國社會名流和政要，希望藉助他們的力量勸說清政府改變態度，挽回事態。
但這些全無用處，1881年6月,總理衙門大臣奕訢上《奏請撤回留美肆業學生折》，援引陳蘭彬的話指責留美幼童「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不辨事非，「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提出將留學生全部撤回。從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將近十年的留美學習，終於功虧一簣。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閎教育興國計劃中途夭折，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不過，其意義卻不容低估。容閎的以留學為核心內容的教育興國計劃雖然失敗，但畢竟是中國教育走向近代的艱難一步，是中國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聲。而且，更是後來越來越強勁的「教育救國」思潮的先導，今日提出的「科教興國」，亦可溯源至此。
「西學東漸」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內容，首批派遣留學生畢竟在當時壁壘森嚴的「夷夏之大防」中打開一個缺口，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直接沐浴「歐風美雨」，開創了「西學東漸」的新階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紀元。
4
參與維新
留美幼童功敗垂成，對容閎的理想和抱負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不過，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時時關心國事，常為自己報國無門無限惆悵。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身在異國他鄉的容閎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關心戰事，為祖國命運擔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蔡錫勇以前曾任中國駐美使館參贊兼翻譯，容閎在美與他相識，愛國心切的容閎連發兩信給他，提出兩大抗敵對策，要他轉交張之洞。第一策是中國向英國商借1500萬元，購軍艦三四艘，僱傭外國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襲日本之後，使日本「首尾不能相顧」，必然要調回部分在朝鮮的兵力，中國於是可乘機急練新軍，海陸並進，抗擊日本。第二策與第一策同時並行，由中國政府派員將台灣全島抵押給任何一個歐美強國，借款4億美金，作為全國海陸軍與日本長期戰鬥的軍費。或許這只是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但他的愛國情懷，卻躍然紙上。
對容閎的建議，張之洞倒是認為第一項可以一試，而第二項萬不可行。於是發電報給容閎，要他立即前往倫敦辦理此事。得張電報，容閎更感國家生死存亡之際自己義不容辭，立即由美赴英，幾經努力，與英國銀行界人士達成借款協議，以中國海關稅作為擔保。但由於清政府內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為首的「後黨」兩黨權爭激烈，李鴻章與張之洞矛盾重重，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明爭暗鬥，互相拆台。張之洞提出的以海關稅為擔保向英國借巨款之舉，被慈禧、李鴻章否決。
長期居住美國、滿懷愛國熱情卻頗為天真的容閎，對高層如此複雜的政治鬥爭了解無多，他認為自己的方案有位高權重的張之洞支持肯定無問題，就抓緊時間與倫敦銀行集團簽訂合約，沒想到最終卻未獲最高當局批准。但倫敦銀行集團卻以毀約質問容閎，為何事先不與中國政府商定就匆忙簽約，他們指責、控告容閎欺詐，並準備向法庭起訴。後經美國朋友調解，容閎才未被起訴，悻悻然回到美國。
容閎雖然成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還因此被英國銀行指控，但他仍不氣餒，滿腔愛國熱情並未因此減弱，反因《馬關條約》的簽訂更加高漲。返回美國後立即致電張之洞，表示仍願為國效勞，請張指示此後進行方針。張之洞馬上複電，要容閎回國商議。得張電後，容閎把兒子託付給美國朋友照料後便啟程回國，於夏初抵達上海。到上海後，他立即脫下西裝，穿上剛剛買來的清朝官服，戴上假辮子，匆匆趕到南京，拜謁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每當容閎問起倫敦借款之事，老於宦道的張之洞總是迴避岔開，也不告訴朝廷未批准的原因。但提起李鴻章，張之洞則惡語不斷，容閎對國內政壇的派系之爭、政治的複雜腐敗，這才有更多的了解。會見中，張之洞問他有何興國之策，他向張之洞提出聘請洋人為外交、財政、海軍、陸軍四部顧問，使中國行政機關依西歐成規，重新組織建設。
這些建議說明，他認為中國已到進行制度改革、建設的時候了。雖然他的建議不被採納，但容閎愛國之心不死，於是來到北京，想尋找機會打動朝廷。從1896年到1898年間，他通過各種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種種興國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設立國家銀行、修築全國鐵路兩大建議，並有詳備可行的章程和實施細則。
此時中國、尤其是沿海地區的近代工商業已有長足的進展，但國家還沒有國家銀行，嚴重束縛了經濟發展，而清政府根本沒有認識到、也不知近代銀行為何物。容閎深知近代銀行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早在1860年就曾勸太平天國建立國家銀行，後曾將美國的一些銀行的組織、規章制度譯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為基礎，通過有關大臣給光緒遞上兩個創辦近代國家銀行的條陳。這兩個共有大小條文46條，對銀行的資金來源、權責、國家資本與商股關係、鈔幣發行控制、財務清算、總行與分行關係、印發券票，甚至連債券、銀票的樣式都隨有草圖、詳加說明。這是一套完整、系統、詳細而且可行的近代銀行方案，使國人聞所未聞，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專門召見了他。他的計劃很快得到光緒皇帝的批准。容閎備受鼓舞，立即著手選址買地、招聘挑選合適人員，並受戶部委託準備赴美與美國財政部接洽有關事宜。
然而，正在此時，興辦國家銀行的方案卻被盛宣懷破壞。盛宣懷是經辦洋務的重要官員，當然知道辦現代銀行不僅是大勢所趨，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辦這些事情。他不僅具有商人的頭腦，更是老謀深算的官僚，用重金開路，因此朝廷上下人脈極廣，而容閎對官場規則一竅不通、與各方官僚很少來往，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閎創建國家銀行的消息後，立即致電翁同龢請求暫緩實行容閎的計劃，同時急忙攜重金趕到北京，上下打點。在他的「努力」下，李鴻章、奕訢、奕劻、李蓮英等全都表態支持。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諭要盛籌辦銀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懷創辦的通商銀行在上海開行，容閎的努力終告失敗。
1896年和1898年，容閎還分別給清政府上了兩個興修全國鐵路的條陳。他的計劃宏大而周密，對如何組建鐵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鐵路及沿線通訊設施、怎樣開採鐵路附近的煤礦鐵礦、怎樣招聘培養鐵路技術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細緻入微的方案。雖然光緒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閎的第二個條陳，即修築津鎮鐵路， 但鐵路也涉及各方利益，於是各利益集團開始爭奪、破壞，盛宣懷、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氣，共同反對；而且由於此路經過山東境內德國認為「侵犯」其利益也表反對。如此強大的反對陣營，使容閎的築路計劃胎死腹中。
容閎開始聽說自己的銀行、修路計劃最後被朝廷否決時非常驚訝，他確實想不到清政府已腐敗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錢開道。慈禧寵臣、最有實權、堅決反對「新式」事業的榮祿更是最為貪瀆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賄多少決定行否。他以為容閎從海外歸來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報效，所以開始對容閎態度頗好。但容閎對這種「潛規則」卻一竅不通，認為只要自己的計劃對國家、對朝廷有利，就會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沒想到或不屑於行賄，結果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的榮祿也表示反對。
無情的事實使容閎對清政府貪腐認識更加深刻也更加憤怒，他一針見血地寫道：「究國家銀行計劃失敗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國行政機關之腐敗而已，尊自太后，賤及吏胥，自上至下，無一不以賄賂造成。賄賂之為物，予直欲目之為螺釘，一經鑽入，即無堅不破也。簡言之，吾人之在中國，只需有神通廣大之金錢，即無事不可達其目的。事事物物，無非拍賣品，孰以重價購者孰得之。」
洋務派願意創建現代銀行、修造鐵路，無疑較反對興辦這些近代新事業的頑固派大為開明進步。不過，由於這些新事業、新項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團，因此各利益集團往往不擇手段爭項目、爭投資，想方設法阻撓、破壞他人立項。對這種利益的爭奪與分配，應有一套規範、透明的制度與程序制約，使之儘可能公平、公正。否則，必將導致貪瀆無藝、賄賂公行，政府與社會將被迅速腐化。縱觀晚清歷史，清政府一直未能進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有關制度與程序，政府的巨額投資完全由官場的權力、權謀和金錢主導，這是清王朝最後覆亡的重要原因。
這時，已有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意識危機已迫在眉睫，開始進行制度變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台。維新派的「機關報」《時務報》詳細介紹了容閎創辦國家銀行和修築鐵路的內容，並加按語明確支持。湖南維新派創辦的《湘報》也全文登載了容閎創辦鐵路的條陳及最後受阻的詳情，為容大報不平。
容閎早就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體制、制度問題，只是沒有一個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尋找、依靠洋務派從辦新式教育入手最後朝廷制度改造，對朝廷還抱有一線希望。現在，通過洋務派的努力最後失敗，但一股要求變革政治制度政治力量突然崛起，並對容閎表示支持、聲援，容閎自然與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閎，仍精神煥發積极參与維新運動中去。容閎參加了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的成立大會，對康的主張大表贊同，以後維新派開會他都積极參加，一起商討變法大計。湖南在巡撫陳寶箴的經營下，實行「三湘新政」，成為維新運動最有生氣的省份。湖南維新派積極與容聯繫，容也對「三湘新政」大表支持，舉薦不少新式人才赴湘，雙方互通聲氣，遙相呼應，相互支持。此時康、梁剛登上政治舞台，容長康30歲，長梁45歲，已有相當社會聲望，而且與康、梁是同鄉，因此康、梁對他十分尊重，經常徵求他的意見。而容在東華門附近的金頂廟（又稱關帝廟）寓所，長期成為維新派聚會商議變法大計的場所，幾乎成為維新派的會議室。維新派人士尊稱容為「純老」、「純公」、「純齋」，他們的許多重要建議、奏摺和應對策略，都是在此討論產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統籌全局」的奏摺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萬萬」之款，因此建議派容閎赴美籌款，並多次對其人品備加稱讚，推薦他擔任外事聯絡（如向外國借款、辦理外交等）職務。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一直非常激烈，容閎參與維新派活動引起了頑固派的注意。1898年5月中旬，堅決反對維新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上折彈劾維新派官員張蔭桓說：「又聞張蔭桓與其同鄉人道員梁誠、容閎等，與洋人時相往還，行蹤詭密。」 「與洋人時相往還」，雖未明說，卻又明確含有與洋人勾結、賣國、漢奸之意，近代以來，這是中國政壇攻擊政敵最厲害、最有效的武器。
6中旬，光緒皇帝正式頒發「明定國是」詔書，維新變法正式開始。制度變革必然嚴重觸犯既得利益集團，因此新、舊兩派的鬥爭越來越激烈，9月中旬，雙方已經水火不容，最後刀槍相見。光緒皇帝和維新派並無實權，而實權掌握在堅決反對維新的慈禧手中，尤其是軍權，完全被她掌控。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維新派只能鋌而走險，孤注一擲，由譚嗣同在9月18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軍的袁世凱寓所，勸說袁支持維新、武裝保護光緒皇帝。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維新派約定在容宏寓所會面，等候譚的消息。當晚，梁啟超先來容寓，稍後康有為也來此，他們與容一同緊張等待譚嗣同到來。譚嗣同帶來的消息並不樂觀，他們對未來憂心忡忡。隨後兩天，又傳來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維新派一派愁雲慘霧，在一籌莫展之際，天真的容閎主動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試，請美國駐華公使朝廷外交干預，看能否挽救維新敗局。但康有為等認為，美國在中國沒有駐軍，沒有軍事壓力，僅憑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範，謝絕了容的好意。9月21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發動政變，維新失敗。光緒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緝康、梁，殺害「六君子」，嚴厲處罰參加變法之官員。在清廷四處捕人、風聲危急之時，容閎首先想到的康、梁等人的安危，設法幫他們出逃。他曾請求美國公使營救康有為、寫信給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他設法營救梁啟超。
容閎是維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緝。這時京城已是緹騎四齣，官府瘋狂抓捕維新黨人，一片恐怖。容閎冒險潛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5
走向革命
由於風聲日緊，容閎在上海租界並不安全，便又從上海潛往香港。
雖然慈禧太后發動了戊戌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起來，但光緒皇帝比她年輕得多，今後很可能仍會重新掌權。所以，光緒皇帝的存在始終是慈禧的心頭之患，便想將光緒廢掉，另立新帝。消息傳出，國人嘩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在滬各省紳商等一千多人，發出反對廢光緒另立新帝的通電，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緝經元善。經元善只得逃到澳門，但澳門葡萄牙當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將經拘押。容閎聞訊後，立即寫信給香港總督，請其設法營救經元善。在香港總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門當局釋放了經元善，容閎還將經接到香港。對容閎在危難時刻大力相助，經元善感激不盡。
想在體制內改革的維新運動失敗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開始活躍起來。在這種大背景下，容閎開始與革命黨人接觸。在第一批出國幼童中，有一位容閎的族弟容星橋，他回國參加過1884年的中法海戰，曾立功受獎，後退伍到香港經商。在香港期間，他與孫中山相識，並參加了興中會。3月下旬，容閎來到新加坡，與康有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及台灣愛國詩人丘逢甲會面，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營救光緒帝。容閎當時曾試探英國是否支持維新派人士的武裝起義，並希望剛剛認識的美國人荷馬·李（Homer Lea）能召集500美國志願兵，同時聯絡菲律賓義軍參戰。這年3、4月間，經容星橋的介紹，容閎與革命黨人多次接觸，並向革命黨人打聽孫中山的情況。開始同情革命黨。
此時，一場巨大的風暴正在形成，義和團在華北地區發展迅猛。慈禧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想利用義和團根絕維新隱患。因為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但這一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但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於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落後性也為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1900年6月19日，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
面對給中國社會、中華民族、也給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帶來巨大災難的混亂，已經返回上海的容閎心急如焚。他致電張之洞，希望張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緒皇帝，在中國維新圖強。這時，東南地區的官員們，如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開始「東南互保」，即東南地區保證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外國不侵入這些地方。容閎認為，這一主張雖與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卻是受他提議的啟發而來。
這期間，容閎一方面支持張之洞的「東南互保」計劃，一方面積极參加維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劃「自立軍」起義之事。「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離京城，舉國紛亂無主。維新派認為大變革的時機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張園召開國會會議，邀請維新派人士和少數革命黨人與會。到會的有全國士紳、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還有社會名流。大會一致推舉容閎為臨時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認總幹事。7月26日會議在上海愚園之南新廳召開，大會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會」，在不記名選舉中容閎得票最多，當選為正會長。嚴復得票第二，當選為副會長。容閎用英文起草了《中國國會宣言》，由嚴復譯成中文。幾次會議，定下了幾條宗旨：第一，「保全中國自主之權」；第二，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請光緒皇帝復辟」；第四，聯絡外交；第五，推廣中國未來之文明進化，使中國「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以立憲自由之政治權，與之人民，藉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
如上所述，容閎對張之洞表示支持，寄希望於張之洞支持「自立軍」起義、接受「自立軍」的擁戴，宣布兩湖起義。但是，張之洞卻靜觀事變，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支持。最後，張之洞認為慈禧仍掌大權，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於是瘋狂捕殺自立軍，追捕國會領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離開上海前往武漢，準備在武漢發動自立軍起義，其中有容閎的族弟容星橋。臨行前唐才常曾會見容閎，商談「自立軍」起義事。8月21日，張之洞逮捕了自立軍機關三十餘人，次日即將唐才常等二十餘人殺害，容星橋裝扮成輪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軍起義宣告失敗，容閎也被清政府通緝。此時，容閎實際已從改革走向了革命的邊緣。
張之洞前後態度的變化，反映出一個久經官場的官僚的精明狡詐與冷酷無情。他當然知道支持「自立軍」起義的巨大風險，但當時慈禧太后率當朝文武倉惶出逃，此時的中國確實處於「無政府」狀態，無人能預料到中國下一步會有什麼變化，因此，對擁戴光緒、主張維新的「自立軍」，老謀深算的張之洞自然不會輕表反對。然而，一旦確定慈禧仍掌大權，「大清」王朝仍不會倒塌時，張之洞對「自立軍」便毫不手軟，血腥鎮壓，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對慈禧、對大清王朝的忠誠。為「洗清」自己曾與維新派有過不淺來往、甚至曾經稱讚容閎「才識博通、忠悃誠篤」因此有「立場不堅定」之嫌，張之洞在《宣布康黨逆跡並查拿自立匪首片》中，開列的「匪首」名單中，容閎的大名赫然在列。在這種風口浪尖上，張之洞明白自己的險境，稍有差錯，不僅丟官，很可能會掉腦袋。張之洞對「自立軍」和容閎的態度，典型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場文化」。
在義和團運動時期，不僅容閎「運動」張之洞在長江流域獨立，孫中山也認為革命的時機已到，他作了幾手準備，其中之一是對李鴻章寄予希望，通過關係想策動李鴻章在「兩廣獨立」，成立新政府，並由容閎主管外交；同時加緊聯絡會黨，準備在惠州發運武裝起義，與長江流域自立軍起義遙相呼應，武裝割據華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國。為聯絡以容閎為會長的中國國會，他於8月29日來到上海，造訪英國駐滬領事，這時他才得知自立軍起義已經失敗，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國會成員和自立軍成員。同時，清政府已經得知孫中山到達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馬上想法捉拿孫中山。英國駐滬領事勸告孫中山馬上逃走，以防不測。9月1日，孫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閎裝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橋化名「平田晉」，乘日本輪船「神戶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與孫首次相遇，暢談國家大事，容欽佩孫中山的人品、膽識和才能，開始明確支持革命。
容閎
回顧容閎「走向革命」的過程，令人感想殊多。當歷史最早產生洋務運動時，他積極投身其間想從器物、經濟層面上改造中國，使中國富強。當變革制度的維新運動走上歷史舞台時，他積极參加體制內改革的維新運動。這時，他與並未從內心反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當洋務、維新都失敗時，維新派被慈禧為首的頑固派血腥鎮壓，後來又被他心目中的開明官員張之洞血腥鎮壓，使他更進一步認識到很難在體制內改革清政府了。這一切，都使他最後走向暴力革命。
6
「紅龍計劃」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殺革命黨人楊衢雲，並設法緝拿容閎。容閎憤怒譴責清政府的殘暴行為。
9月，一些革命黨人在香港開始策劃奪取廣州的起義，決定事成後推舉容閎為政府大總統，但容閎認為應當推舉孫中山為大總統。此後，革命派與容閎密切聯繫。1902年夏，在香港策劃奪取廣州起義的革命黨人謝纘泰寫信給容閎，請他「在美國組織秘密社團，並為爭取美國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閎複信表示「我將盡我的努力滿足你們的需要。請儘早將暗號和密碼寄來。對於我們的通訊，這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雖然革命派的幾次起義全都失敗，但容閎在美仍積極活動，聯絡了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Homer Lea）和財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計劃籌款，訓練武裝力量，支援中國革命。
這時，革命派和立憲派在海外展開了關於中國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還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實現社會進步的激烈爭論。雙方的辯論，從1901年拉開序幕，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達到高潮。
眾所周知，留日學生是革命黨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學生開始對政治的興趣有限，更不傾向革命。所以孫中山等人在「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時，工作的主要對象是在日華僑而不是留日學生。但維新失敗，梁啟超亡命日本，議論國是，對留日學生觸動很大，開始關心政治。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不僅使中國陷入低潮的立憲運動風生水起，而且使一些留學生從「愛國」走向「革命」。日俄戰爭是日本和俄羅斯兩個帝國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侵略、爭奪我國東北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爭。1904年 2月6日，日本對中國旅順口的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日俄戰爭實際爆發。10 日，雙方正式宣戰。
對這場主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直接關係中國利害甚至命運的戰爭，國人當然極為關注。但有意思的是，國人雖然譴責這場使東北居民慘遭兵燹之禍的戰爭，對國家衰敗如此、遍地生靈塗炭深感痛心，但相當一部人卻對這場戰爭的勝負更感興趣，紛紛預測戰爭進程、結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特別是此時仍十分弱小的立憲派敏銳地感覺到這場戰爭有可能使國人的思想發生有利於政治改革的變化，自然關注異常。
自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繼續進行立憲運動。但其活動和影響主要是在海外，對國內的影響十分有限。對這場兩個列強在中國大地上的廝殺，立憲派當然十分憤怒。同時，他們又做出判斷，認為實行君主立憲的日本可以戰勝仍行君主專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戰後的第三天，立憲派的《中外日報》即發表題為社論，認為長期以來都是白種人打敗黃種人，白種人對非白種人進行殖民統治，而這次戰爭將使人認識到國家強弱之分，不是由於人種而是由於制度。明確提出國家強弱的關健在於制度，而不在其他。還有文章預料日將勝俄，而此戰之後中國人民的理想肯定與今天非常不同。
與立憲派預料並希望日本獲勝相反，清廷和守舊派則預料並希望俄國獲勝，而且已經具體制定了親俄外交方針。他們認為日本為一小小島國，遠非地大物博的俄國的對手。他們還認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是「以權與民」，這樣士兵在戰場必然會「各顧其命」，難打勝仗；而俄國是君掌大權，軍隊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勝日敗。戰爭的發展證明立憲派預料的正確。1905年1月，旅順口俄國守軍投降。2、3月間，雙方以60萬兵力展開瀋陽會戰，俄軍敗北。為挽回敗局，俄國從歐洲調艦隊東駛，結果於5 月在對馬海峽被日軍全殲。歷時一年多的日俄戰爭，終以日本大獲全勝告終。
由於國家一直處於亡國之危，而且中國完全沒有立憲傳統，所以多數國人並不關心限制皇帝權力的「立憲」、保護公民的「權利」等等，而縈繞心頭的是國之興亡。此次日本在打敗君主專制的中國後竟又打敗公認強大的也是君主專制的俄國，似乎以具體直觀的事例告訴國人立憲可以強國、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戰爭使一些先進者感到中國的富強在於維新，但有此認識者畢竟少而又少，而此時的日俄戰爭再次給國人以強烈刺激，促人猛醒，社會輿論和觀念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立憲可以富國強兵、可以救亡圖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對立憲的守舊人物也轉而傾向支持立憲。這樣，原本影響不大、只是少數人的立憲活動因此影響大增，開始「復甦」，不久就迅速高漲，對全國性立憲運動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動用。
如果說「立憲」的復甦是日俄戰爭的一個重要後果，那麼一些青年由「愛國」走向「革命」，則是另一個重要後果。
早在1901年初俄國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剝奪中國在東北主權的約款時，愛國民眾在當年3月就兩次在上海張園集會，譴責俄國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絕簽字，得到全國及海外華人廣泛響應，他們還致電督撫呼籲拒俄。這次集會以士紳為主，對政府頗有期待，有人稱為「尊君愛國有同心也」。正是在這種壓力下，清政府未敢與俄簽約。
1903年4月，俄國拒絕按約撤軍的消息傳來，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各界愛國人士第三次在張園集會，聲討俄國侵略中國的野蠻罪行，並一致議決發出二個通電：一個致各國外交部；一個致清政府外務部，抗議俄國侵略，並成立了領導運動的中國四民總會。4月29日，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集會，與會者群情激憤，決議成立拒俄義勇隊，黃興等130多人簽名入隊，陳天華等50餘人簽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總會、愛國學社等1200餘人在張園舉行第四次拒俄大會。蔡元培首先發表演說，當他讀到「俄禍日急，留日學生已電北洋主戰，結義勇隊赴敵，望協助」時，群情激憤，會議議決改名為國民總會。鄒容等1600餘人先後簽名入會。同日，北京的京師大學堂學生集會，抗議俄國侵略。5月中旬，拒俄義勇隊改為「軍國民教育會」。在很短時間內，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拒俄愛國運動在大半個中國轟轟烈烈展開，尤其是留日學生，更加激烈。
面對獨立的學生愛國運動，清政府認為是「反清革命」。駐日公使蔡鈞在奏摺和給兩江總督端方的電報中都將「拒俄義勇軍」與從前的唐才常武裝勤王的自立軍相比，「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對此時尚屬「保皇立憲」陣營中的「拒俄」學生，清政府一開始是嚴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後，乾脆堅決鎮壓。正是清政府對學生拒俄運動的嚴厲鎮壓，促使學生迅速激進化，開始轉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勛」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參與創辦的《俄事警聞》上發表《告革命黨》等文，還勸立志「反滿革命」的革命黨人在盜賊「盜劫吾物」的時候，不應該不追強盜而只責備自己僕人的通盜之罪，應與清政府共同抗俄。日俄戰爭爆發後，《俄事警聞》停刊，於1904年2月底改為《警鐘日報》出刊，蔡元培任主筆。正是在這期間，蔡元培變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還參加了軍國民教育會的「暗殺團」。轟動一時的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都出版於拒俄運動高潮中，影響之大難以估量。1903年7月，「軍國民教育會」將原訂宗旨中的「實行愛國主義」改為「實行民族主義」，此所謂「民族主義」，即反對滿清之革命是也。
此時孫中山也將活動重點放在留學生身上，「革命力量」開始形成，「革命」與「改良」道分兩途，「革命」雖仍弱小，但已有資格與「改良」展開理論論戰。拒俄運動、日俄戰爭，使學生將「國家」與「朝廷」區分開來，從「愛國」走向「革命」。
日俄戰爭使立憲風潮初起，革命派開始形成。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憲派、革命派這三種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變、究竟誰消誰長，最後是立憲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壓倒立憲，還是既不立憲又無革命維持現狀，端看哪方能洞察時勢、乘時運勢了。
這時，留日學生就成了革命黨與立憲派爭奪的對象。由於康、梁的地位名聲與學識水平，學生中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為爭奪青年學生，本不居優勢的革命派於是主動挑起論戰。1905年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革命派即以此為陣地向立憲派猛烈進攻，而立憲派則主要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奮起反擊，雙方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聲勢浩大的激烈論戰，持續了15個月之久。論戰涉及清王朝的性質、種族與民族問題、國民素質、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土地制度、革命會不會招致列強幹涉引起中國崩潰等許多方面。但是，最緊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決定論戰雙方勝負的卻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問題。
簡單說，革命派認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憲。立憲派則認為，暴力只會導致血流漂杵，帶來巨大的災難，得不償失。他們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憲，清政府終會讓步，可以實現代價最小的和平轉型。
純從「道理」上說，立憲派無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論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壓力下必能「讓步」，實行立憲。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則無論說得多麼「有理」，終將無濟於事，「有理」會被人認為「無理」。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發了仿行立憲的上諭，確立預備立憲為基本國策。而且，僅僅過了五天，即9月6日就頒布了改革官制上諭。顯然，無論真假，慈禧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為先、政治體制改革在後這「先易後難」的「路線圖」。
對此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國內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遊行、演講表示慶賀，人們自發撰寫的《歡迎立憲歌》表達了對朝廷的熱愛尊崇和對必然帶來暴力的革命的反對然而。但事實說明清廷並不珍視此時對它來說極其珍貴的民情民意，事實是各路權貴、官員借改官制你爭我奪，種種矛盾更加尖銳、激烈，導致政壇嚴重分裂，不僅沒有實質怕性改革，反而是滿族親貴的權力得到加強、漢族官員的權力被削弱。而且，還使人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有立憲派直斥其為「偽改革」、「徒為表面之變更」，「襲皮相而竟遺精神」。參與保皇會之憲政會組建的徐佛蘇當即評論道：「政界之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軍機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並立，可嘆。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誠傷心事也。」
清廷以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情地說明，這次官制改革的效果與清廷初衷正相反對，徹底失敗。不僅沒有緩解危機，反而加劇了危機。
這一點，梁啟超其實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 清廷剛宣布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清廷的立憲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力量的「息」與「張」，與清廷所作所為大有干係。所以，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通過種種關係，私下託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端的是一語中的。這場論戰，以往說革命派「大獲全勝」，肯定誇張。雙方各有道理，實難分勝負。但經此論戰，革命派的影響、聲勢空前壯大卻是事實。主要原因，還在拒不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清政府是「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梁氏一直反對激進革命、反覆論述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卻能正視不利於自己觀點、主張的事實，確實難得。
人們當然可以分析種種原因，如沒有開明且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利益集團毫無遠見、不願自己的利益受到絲毫損失……反正最終結果就是這樣，使堅決反對革命、堅持「保皇」的「立憲」派對它越來越失望，無奈地嘆其「反動復反動」，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責「革命」了。無論是否喜歡、是否贊成「革命」，都應像堅決「反革命」的梁啟超那樣，承認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為而「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的。正是如此這般「改官制」，使在與「改革」競賽中原本落後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在這種漸趨激烈的背景下，容閎革命的信念更加堅定，他建議各革命各派聯合起來，並且譴責康有為及其保皇會。這段時間，容閎一直與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和金融界巨頭布思密切聯繫。
1908年11月14、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逝。革命黨都認為變動機會來到，12月4日，容閎寫信給荷馬李，建議他利用此大好時機，立即幫中國舉行武裝起義，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總督。第二天，容閎又至今荷馬李，抄錄中國各秘密黨派、會社名單，內有革命黨領袖孫文。還建議邀請各政黨會社領袖到美國來，共商團結鬥爭、組織臨時政府的內閣及顧問委員會事宜。
1909年2、3月間，容閎向荷馬李、布思提出了一個「中國紅龍計劃」（Red Dragon—China）。該計劃提出支持革命党進行武裝鬥爭，籌款500萬美元、購買10萬支槍和1億發子彈。此後，容閎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孫中山，與容閎通信頻繁。在容閎介紹下，孫中山和荷馬李和布思聯絡密切，商量借款資助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的問題。12月22日，孫中山接受容閎的邀請，到達紐約與容閎見面。在容閎的安排下，孫中山分別與荷馬李和布思多次密談，制定起義計劃，決定通過布思向紐約財團洽談借款350萬美元，由荷馬李訓練軍官，以助中國革命黨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後，美國權券人享有在華辦實業、開礦等特權。此後，容閎經常寫信給荷馬李和布思，催促此事的落實。
1910年2月，容閎致信孫中山，進一步提出「中國紅龍計劃」的實施步驟。並提出四條建議：第一，向美國銀行借款150萬至200萬美元，作為起義費用；第二，任用精明能幹、通曉軍事的人統帥軍隊；第三，組織、訓練海軍；第四，成立臨時政府，推舉賢才，接管起義後所奪取的城市。3月初，容閎寫信給孫中山，建議他與布思、荷馬李再次認真商談、逐條落實借款事項。不久，容閎又寫信給布思，提出一個借款計劃，即借款1000萬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為10年，年利息為15%。經多次協商、反覆研究，孫中山和荷馬李、布思達成了五條協議：第一，向美國財團借款350萬美元，分4次付給，作為軍事經費；第二，在借款手續上，由孫中山草簽一個由各省革命黨代表聯名簽字的借款文件，作為正式借款的憑證，並以革命黨領袖孫中山的名義，委任布思作為中國革命黨在國外借款的全權代表，負責具體辦理借款事宜；第三，認真商量籌組臨時政府，招納各種有權威的賢能人才進入內閣；第四，請美國軍事家幫助，訓練一批軍官，增強起義指揮能力；第五，為了集中人力、財力組織發動具有全局影響力的大型起義，暫時停止華南和長江流域的小型而準備不充分的武裝起義。
孫中山將此協議和下一步行動計劃迅速信告在國內的黃興。由於種種原因，此計劃未能實現，款項沒有借到。但此計劃卻對孫中山以後的武裝起義方針有積極影響，放棄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裝起義，支持黃興集中財力人力，抓好影響巨大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體現了這個協議的影響力。
對「紅龍計劃」的實施，容閎一直十分關注，直到1911年春仍寫信給荷馬李和布思，催促他們落實與孫中山談判商定的計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閎興奮異常。12月19日到29日，容閎連續寫三封信給謝纘泰，熱烈歡呼推翻帝制的偉大勝利。同時詳述了自己對革命發展的觀點。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點重要意見：第一，提醒革命黨人警惕「大陰謀家」袁世凱篡奪政權；第二，革命黨人要精誠團結，防止內部爭執、互相糾紛，以免陷入「內戰的深淵」；第三，如果革命黨人自身不團結、打內戰，「肯定會導致外國干涉，這就意味著瓜分這個美好的國家」 。第二封信的全部內容是強調要革命黨警惕袁世凱，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奪成性的列強在北京，將有壓倒一切的權力左右袁世凱、唐紹儀一夥；他們將使用一切手段影響上海的制憲會議通過君主立憲，並以袁世凱、唐紹儀控制新政府，這就簡直同滿清政府重新執政一樣糟糕」，「新中國應該由地道的中國人管理，而不應由騎牆派和賣國賊掌管，因為他們讓歐洲掠奪者干預我國的內政。如果聘用外國人，寧可聘用美國人好得多。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留用或解僱，並以此為條件與他們簽訂合同。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應當由代表們在參政會上冷靜討論，並做出堅決的決定。」第三封信則是熱烈祝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表示想病癒後想回國看看新中國。
雖然去國已久，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國內情況並不隔膜，尤其是對袁世凱可能竊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極有預見性。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誠邀他歸國擔任要職，並寄去一張自身近照。由此，可見他在孫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遺憾的是，命運並未給他再次回國、一展宏圖的機會。4月上旬，年老體邁、久病在身的容閎病情更加嚴重。4月21日上午，容閎病情繼續惡化，搶救無效，逝世於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中國近代留學之父容閎這種理性、溫和者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過程，是近代留學生群體走向革命的象徵。而他們走向革命的過程，則是清王朝拒不主動變革甚至鎮壓體制內改革者、因此把許多原本是體制內的改革者推到體制外，一步一步自取滅亡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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