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位公開被黑人留學生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學生訪談錄

中國艾滋病群體中，她首位也是目前唯一有勇氣公開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學生，她就是朱力亞。15年前的4月，這個活潑快樂、有著優異成績的大學外語系二年級學生、正在品嘗愛情的22歲的西安姑娘，被HIV病毒迅速地推向了她生命的深淵。

15年前的2004年4月4日，朱力亞，在她的外籍男朋友離開當地回國治療艾滋病不到48小時後，被外籍男友所留學的大學外事機構找到，證實了朱就是這位留學生的中國女友。在自己大學老師的勸說下，朱到當地的疾病控制中心進行艾滋病檢查。正式確認她通過和男友的性關係，攜帶HIV病毒。

她的世界立即變成混沌的、黑暗的世界。

就在她被證實感染病毒的前後，在長江邊的這座城市的幾所大學裡，幾個女生的命運與朱力亞相同。不同的是，那幾個花季女孩不知道跑到了什麼地方，沒有人能夠聯繫到她們。而朱，走了一條和她們完全不同的道路。

「好累，活得好累，累到骨子裡了。」朱力亞感到對人生深深的絕望，「我覺得被這個社會拋棄了。我能否通過努力，找到死亡前的真正的自我？」

朱力亞，是中國艾滋病群體中，惟一有勇氣公開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學生。

感染病毒的朱徹底地正視這個世界，一個從來不在乎艾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就被對艾滋病的恐懼和害怕周圍人的心理擊毀。

在自己獨處一間房子的日子裡，她拉緊黑色的窗帘，讓屋子裡沒有一絲光亮，就一直坐著、坐著、坐著。「我好像什麼都沒有想，腦子裡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這個門，看任何人、任何東西，包括路邊的一朵小花，甚至風，都已經和我無關。」

她開始包裝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迹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沒有人會感覺到她身體里有一點點毛病，而且更不會感覺到她是這個病。

她想她的愛人馬浪，那個已經回國，但不知道死活的、給予她人生第一次愛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靜下來，如果這樣，馬浪就迅速佔據我整個腦海。他畢竟是我愛的男人，我現在為止惟一的愛。」

她害怕父母同學親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實。她曾經安慰自己，父母在遙遠的西安下面的一個城市，是不看報紙和雜誌的，也不會上網；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隱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環境，她不知道在整個中國，究竟哪裡可以容忍她以一個艾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準備，如果朱拒絕公開自己的病情，將隨時準備放棄關於這個女大學生的故事，這取得了朱的信任。

人物周刊：這幾天，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幾天？

朱力亞：追究起來，我的人生其實是在2004 年 4月3日那天下午開始改變的。我們老師的一句話：「你知道嗎？他感染艾滋病已經發病了。」這句話，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包括我生命的長短。

馬浪， SYDNEY，巴哈馬人，27歲，一所著名大學的醫學留學生。當時不知道是艾滋病，覺得是肺結核，從2003年11月開始我就發現他肺部感染了，我當時以為上火啊什麼的。

2004年開學，他的病還是那樣。他打電話告訴我，他病了。那是4月2日，我幫他洗衣服。我和他，最後一次做愛。

第二天他說去北京，我說去北京幹什麼，他說辦點事。4月3日早上他走了，下午那所大學外事部門通知我們學校外語系找我。我就此和痛苦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

4月4日早上，在幾個老師的陪同下，來到了疾病控制中心，我當時真的不想檢查，就想迷迷糊糊地過去——如果不檢查的話可能還有一絲幻想，不至於對自己打擊這麼大。那個大學的外事處通知我們學校校辦，只有系書記、學生處處長他們倆知道，當然，後來校長也知道了。他們說檢查一下，沒有的話更好，有的話就要及時治療……

人物周刊：4月3日你開始懷疑自己攜帶了病毒？

朱力亞：我很敏感，感覺誤差一般很小。我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一點也不後悔。愛情是不攙雜任何雜質的。我不恨他，恨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我愛他，愛得很深。

我活23歲了，我對未來的最壞最壞的打算也沒有想到是這樣一種結局，現在我的生命和人生已經定性。我覺得我離這個世界越來越遠。

人物周刊：你的世界開始下雪。

朱力亞：那種感覺呀，我現在演還演不來(笑)。我回到公寓，站在窗邊，想結束生命馬上就可以跳下去了。學校讓我住學校招待所，不讓住學生公寓了。那天晚上很難忘，正好又是雷雨交加，風很大。我很困，但就是閉不上眼。說話說到零點。老師陪著，我都沒有說真話。我需要正視可怕的現實——我很害怕，會失去學業，會被開除。

學校把結果保密到6月份，怕我受不了。其實，我最後知道結果，反倒沒有反應了。

人物周刊：你發現感染病毒一周年，你身體有什麼變化？

朱力亞：2004年初我也病了。我發過一次燒，全身一點力氣都沒有。估計那個時候HIV病毒開始在我的身體里紮根。因為我們幾乎不使用安全套。

一年來我健康得像頭牛，HIV在我身體里睡大覺，還沒有打擾我，和過去沒有什麼兩樣。變化的是精神和心理。我一直生活在一個黑暗的世界。

人物周刊：你有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朱力亞：我一上大學就認識他了。截至2004年以前那兩年，我感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惟一不能原諒的就是他沒有跟我說實話，他走的那一刻都沒有告訴我真相。事實上，說給我聽，也只是證實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也許他不想讓我過早地承擔痛苦。

2004年9月，我委託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的一個朋友到中國外事部門幫我查一下馬浪是否回國了，別人不敢查，因為總有人問為什麼查這個人，我心裡確實比較恐慌，我想不查算了，像大海撈針。

事情發生後，別人都說我很傻，我覺得感情上不需要有什麼包裝。他的優點、缺點，他的好、壞，都是我記憶中最珍貴的財富。雖然是個悲劇，但經過是豐富多彩的，我度過了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人物周刊：美好的相愛過程。

朱力亞：(笑)也許是怪我英語太好了吧，如果我不會英語，我的人生不會有這麼巨大改變。我幫他太多了，幫助他交流、幫他買東西，帶著他旅遊。怨就怨我選擇了語言吧。有人說，你這是在找理由。

這個悲劇是我自己製造的。我喜歡和比我強的人交往，因為從他們的經歷和學識，可以學到不少東西。有一天，我和我的外語系老師在外面散步聊天，老師就說了一個玩笑話，「我有個朋友以前英語很差，找了一個外國男朋友，進步很快。」這個玩笑也就一直藏在心裡留著。如果說有功利性，也就是想利用他學好英語。

2002年9月開始認識。我不會輕易地去喜歡別人。我的感情很難激發出來，一定要到十拿九穩值得為他付出。9月份見了面之後，一直電話聯繫，等到10月才又見面，我一直不敢去。

2003年3月份開始相愛。不管是戀愛，或者是做愛，這都是我的第一次經歷。傳統吧？一個22歲的女孩子(笑)。我的愛情和一般的中國女孩子一樣，並不因為他是外國人就有不同，快樂，輕鬆，投入。一個中國女孩子每天拿一本英語書是多麼枯燥的一件事，但是和外國人在一起的時候，和他在一起每一分鐘你都在進步，感覺很放鬆。

人物周刊：老師是如何看待你的異變的？

朱力亞：2004年4月3日下午，系黨支部書記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和我談話，空氣安靜得讓我不安。他繞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談到晚上。他問我萬聖節過得怎樣，問我是不是有一個外國男朋友。最後他就問我到什麼程度了，有沒有發生關係，我說沒有。他說，你知不知道，他已經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經看出來了。他哭了。我看出來，老師是愛護自己的學生的。

老師問我，難道不恨他嗎？我說如果人的頭腦里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愛的話心裡會好受一些。恨對此刻的我還有什麼意義？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時間比較有限，哪裡還有時間去恨？

人物周刊：學校如臨大敵來對待你，不想承擔有一個AIDS女生的負擔嗎？

朱力亞：我就說，就我個人和集體來比的話，哪個重要？學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威脅他們。我有言論自由，我可以談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當然也可以拒絕，我至少可以把我內心的東西說出來的。

人物周刊：你從老師和同學視野中突然消失了，他們怎麼想？

朱力亞：他們都以為我出國了。我這個人有點離奇，做什麼他們都不會懷疑。我在學校還是很風光，很popular(受歡迎)。每天早上6點鐘就起來在校園裡頭看英語呀，很精神，有時候課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學習也沒有耽誤，工作還有戀愛都是齊頭並進。我曾經是預備黨員。當時有12個預備黨員，我就對老師說學生太水。我說他們的思想彙報都是網上下載的，這能夠說是合格的黨員嗎？因為感染後，我也不可能再入黨了。黨章並沒有說，你有HIV，就不許你入黨。其實我在心裡，已經自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人物周刊：你在大學有好朋友，一旦他們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像他們的反應嗎？

朱力亞：我一直沒想過要告訴他們。萬一他們有一天通過別的途徑知道後，他們還是會恐懼。他們會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細節，我希望他們會回憶到我在細節上保護他們。比如吃飯。我從不在他們那邊夾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裝自己吃飽了。和他們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傷害他們的感受。

我希望他們看了報道後，相信我話之誠，我言之善。他們永遠不會從我身上感染到HIV。我還想請他們原諒我：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他們，是不想失去這個世界上我為數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們的社會造成的。社會必須承擔這個責任而沒有理由推脫。

人物周刊：你和別人一樣，不敢說一句真話。撒謊是你保護自己的武器。

朱力亞：我戴著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讓別人看到。

我經常和爸媽打電話，問他們的情況，撒嬌、把我最快樂的事情告訴他們。如果沒有，就編一些快樂的事情給他們聽。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在他們心目中，我過得好，賺錢多，他們就開心了。但在家裡怕他們發現我身心的變化。

這樣保護自己很難受，不斷地用一句話來圓另一句話，自己成了一個撒謊的專家和欺騙的高手，可以做高級演員了。撒謊可恥，但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真正學會如何對待一個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還裝出很愉快的樣子。當學校通知我父母到學校，我對父母撒謊的時候，心很碎。我必須要欺騙他們，因為這是中國。我的父親不是曼德拉總統，我不是曼德拉的艾滋病兒子。是時候了。現在我全部告訴別人我的故事。我要卸下偽裝的重擔。

人物周刊：如果這種事越來越多，會不會有更多的學生遭受你的遭遇？

朱力亞：我爭取受教育的權利，也是為其他人在爭取權利。在當地高校，就我知道，已經有幾個感染HIV病毒的女大學生。我曾經試著找到她們，但她們全部人間蒸發了。

人物周刊：如果你想給中國大學生、年輕人說話，你最想說什麼？

朱力亞：我感染HIV病毒，整個行為並沒有出格，和中國的道德觀沒有衝突。其實歸根到底，造成今天悲劇的原因來自多方面：

首先，國家的醫療體制不完善，對留學生入境檢查不全面。

其次，那所大學應該承擔所有責任，據說，這個學生是因校方疏忽而沒有做檢查。

我最想說的是，談戀愛我不反對，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希望全國的大學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性行為。

我想告訴中國的年輕人，中國的性開放已經20年了，該收了，我們也該清醒了。

人物周刊：覺得很多事情想做已經來不及了？

朱力亞：是的。很多事情可以去 做，但對我沒有意義，對別人倒是有意義的。如果能夠為我們國家AIDS的防治做點事情，能讓人有健康心態去面對它，也算是儘力了。

我公開自己，是為能拯救健康的人而公開，而不是為某個AIDS病人。讓健康人不要遇到這個敵人(HIV)，現在我們打不過它。作為一個前途未卜的感染者，我呼喚讓別人遠離高危環境。

人物周刊：你說自己作為一個病毒的受害者，並不想報復任何一個人。在道德上譴責過自己嗎？其實你手中也有一把刀。

朱力亞：報復是一種可恥的手段，不論是報復什麼。這樣做是惡性循環，也是不健康的行為。這把刀還是扔掉吧。

人物周刊：你的生命曾經鮮花爛漫。

朱力亞：人生本來短而短，何必弄得煩呀煩。一個很明確面對死亡的人，金山銀山都不重要，也不需要社會給予多少的關愛，真正需要的是內心的安寧。我也曾經絕望過，就像是靈魂出竅。我用張海迪的一句話來描述我對現實的態度：「對生命無畏，對離去無畏。」

人物周刊：你覺得現在活著，或人生的意義、價值是什麼呢？

朱力亞：我現在沒有資格談幸福和人生了。我的幸福消失了

人物周刊：最後有一個殘酷的問題，如果艾滋病威脅到你的生命，那麼你如何安排你的人生落幕。

朱力亞：只要過得快樂，活個七年八年也就夠了。我如果真的死於AIDS，我要很完美地過完自己剩下的日子。不知道能否做到。

我死前，一定要穿一套漂亮的衣服，做一個髮型，化上濃妝，站在WHO(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別的工作室里，向全世界的人大聲宣布：

朱力亞的悲劇要結束了！預防艾滋病刻不容緩！

註：作為中國首位公開艾滋病女大學生，朱力亞在網路上「紅極一時」，又在人們的視野中漸漸淡去，有人說她已經去世了，有人說她還活著，也有人說，她找到了工作，而且結了婚，生下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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