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宋代社會氛圍和文化風氣的演化

文史 07-24

這部分涉及到兩個方面。首先宋代比較開明，比較開放的環境，造成了當時文化的開創性，所以我們說宋代是一個比較因循求穩的時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當時的社會沒有活力。相對的來講，當時的這個社會的活力，還是比較充盈於那個時代之中的。包括士人群體，都比較活躍。歐陽修也說，當時的人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都是對不管是國家的大事，還是鄉里的小事，都要發表一份自己的意見。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局面底下，整個的社會還是充盈著活力。正是因為這個社會的開放孕育出一種開創的氛圍，新儒學就在這個氛圍中誕生。

張載，就是橫渠先生，官學的代表人物。他本來在京城裡邊講周易。他講周易，非常有氣派。坐在虎皮上講，聽從的人非常多。來聽的人四面八方。有一天晚上，二程來了，二程就是程顥、程頤兄弟，程顥、程頤兄弟那個時候才二十齣頭，就是還是很年輕的。二程一天晚上就跟張載講易學。他們談了一個徹夜，一天一夜，都是在講易學的各種道理。第二天張載就到他那個課堂，把虎皮捲起來了。然後他就跟那些聽眾說，平常我跟你們講的都是亂說。現在二程來了，他們是真的懂這個易學的，我跟他比不上了。他說你們可以跟著二程學。他就回到陝西去了。其實我們從這個裡面，可以看到，在當時這些一流的儒家學者之間，有很多的辯駁問難，有很多相互之間的討論，相互之間的一種切磋。而新儒學就是在這樣的一種開放的，相互辯駁的這種環境裡面才得到了它生髮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現在說到儒學，說到理學，經常會把它視同於思想束縛的一種禁錮。但是實際上在宋代的時候，我們應該說當時的新儒學的產生，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它所帶來的是思想上的開放，而不是思想上的禁錮。新儒學在當時作為一種新思想，新文化出現，其實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政治文化面貌的改觀。特別是新儒家他們對於理，對於道的一種追求。

像程顥、程頤兄弟，他們是北宋中期的人。他們說我們的學問都是跟老師學的，但是天理這兩個字的含義是我們自己體貼出來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天理這個概念，包括它所含寓的內容，這個發明權是在程顥、程頤兄弟這兒。這個不是他們被動地跟別人學，跟別人繼承下來的。而是他們自己經過多年的這樣的一種底力，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體悟出來的。而當這樣的一個範疇，概念提出來了之後。其實就確立了這個理，或者說是這個道，它的一種位置。他們會說這個理和道是存在於日用之間的。那實際上我們知道，這個也是很禪宗的整個發展，是有關係的了。這樣的一些儒家學派的傑出的代表人物，早期都是出入於佛老的儒家學者在這個時候的這種思想整合，也是建立在前期的儒學和佛學之間的彼此之間的這個切磋問難，衝突和融合的過程之中的。

朱熹其實也說過這個問題，他說什麼是天理呢？什麼是理？天下之物，所有的天下萬事萬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所以然之故，就是萬事萬物的內在的原因，深層的原因。所當然之則，就是萬事萬物發展的一個規律。所以所謂的天理，所謂的理，所謂的道，就是去追尋這樣的一種內在的發展的規律，內在的一種理路的。

這樣的一些士大夫，包括北宋和南宋的儒家學者，其實他們都是所謂的正與邪,兼收並蓄的。就是一方面這是他們的一種學問，另一方面，這個也是他們的一種渾然一體的追求。也是他們要貫穿於自己一生的為政實踐裡面的一種指導。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時期的這個新的思想，新的思潮，對於整個社會的這種新的趨勢，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那麼在這個理學的思想，跟儒學的思想影響之下的呢，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文學重心的下移。所謂的重心的下移，一方面是文學題材更多了，而且面向大眾的題材更多了。另外文學的創作主體，從過去的士人，擴大到了很多的庶族的這樣的一些文人，包括市井的文人。而且也包括文學的接受者，文學的對象的擴大。

我們看到，前期，比方說從詩歌來講，唐代的人把詩歌推向了一種巔峰。我們經常會說，宋人跟在唐人後邊作詩，這個是宋人的不幸。因為好詩都被唐人作光了，宋人就很難再去下筆了。但是我們從這兩首同樣的都是當時一流的文豪的《詠廬山》的詩作裡邊，能夠看到這兩首一流詩作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意向，品位，追求的重點，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唐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我們什麼時候會想到這首詩呢？在面臨著雄山大川的時候想到裡面的這首詩。另一首蘇軾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生在此山中。」什麼時候會想到蘇軾的這首詩呢？可能什麼時候都會想到。所以這兩首詩，它所蘊含的人文意向，其實是不很相同的。

錢鍾書先生就說過，唐詩重在風神情韻，它所追求的是一種山川的意向，自然的意向。而宋詩所追求的是一種哲理，是一種理趣。或者說它是一種筋骨思理。所以宋人其實他們是走出了另外的一條路。除了詩歌，另外我們知道宋代其實有了很多的詞作，像李清照，她既有很好的詩，也有很好的詞。那麼相對來講，詩是樹志的，而詞是寓情的。詞善於表達比較細膩的、委婉的一些格調。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宋代的詞，既有曉風殘月，這樣的一種纏綿，也有像蘇軾的大江東去那樣的一種豪邁。

像蘇軾他自己，其實他手下曾經有一個人，善於唱歌。這個歌其實都是有詞的，就是我們說的這些這個前面說的像柳永的詞，像蘇軾的詞，都是能夠用來唱的。有次蘇軾他就問手下人，他的詞和柳永的詞比較起來，有什麼特點呢？有什麼不同呢？這個幕士，他手下的這個人，就跟他說，柳郎中的那個詞是比較委婉的，是要十七八歲的女郎拿著一個拴著紅穗子的象牙拍，很柔和地一邊敲一邊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蘇軾學士的詞，是要關西的大漢，拿著一個鐵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聽了以後，也覺得非常的高興。所以那個時候的詞，其實婉約、豪放，已經變成了很多的人都領悟的這樣的不同的意境。這個是想說，不僅僅是當時有一流的，比方我們說到的蘇軾、柳永、李清照，這樣的詩人，這樣的詞人。其實當時像趙匡胤，這個一個軍武出身的人，也有他的詩作。像岳飛，《滿江紅》，那麼《滿江紅》一直有人質疑，就是說岳飛他是一個軍旅裡邊的戰將，他有沒有可能作出來《滿江紅》。其實不僅是岳飛有《滿江紅》，韓世忠也有《臨江仙》。當時的這樣些軍旅裡邊出來的一些人物，也有很不錯的詩，很不錯的詞。這個也使我們看到，文化在當時的社會上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

最後，我要講一下，這個時期的這種文化下移帶來的文化面貌的改變。這是北宋後期東京的一個城市的布局。它的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性質的建築群。我們會看到包括宮殿、皇家的園林和這個當時的百姓的居住區，和商業區都是夾雜在一起的。所以當時北宋的開封，它這個都城，跟後來的明清北京是很不一樣的。不是那種非常森嚴的上下尊卑秩序區別非常嚴格的地方。而是相對來說比較平民化，比較世俗化的這樣的一種空間布局。而在這個空間布局裡面，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市戶口，就是坊郭戶，坊郭戶是與鄉村戶相對應的，中國古代城市裡面有人居住，這個是由來已久的。但是這種居住的人變成一個戶籍裡邊的特定的分類，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城市戶口，是從宋代開始。這也說明了，在宋代那個時候，城市戶口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專門的分類。而這樣的一些群體，他們彼此之間身份的流動，也是比較頻繁的。城市裡面，也有工商業者，工和商之間的身份流動，工商跟農之間的身份流動，都變成了一種非常顯眼的這樣的一種社會現象。所以過去城裡邊，也是有文化的。但是那個文化，它集中在宮廷里。到了這個時候，其實這個大眾文化，就走向了民間。唐代也有很多大眾文化，但是那個大眾文化的集中點，很多都是寺院，寺院裡邊的俗講，吸引了很多的這個一般的民眾。到了宋代，這些街頭上，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街頭包括有雜耍，有說書的，有講史的，有演戲的。這樣的一些通俗的娛樂文化，成為這個城市裡邊非常惹眼的文化現象。

我們從這個傳世的畫作里，也能夠看得出來，像這幾幅畫作，都是唐代的人物形象。有的是，像這是畫的唐太宗，這是唐代的帝王形象。有的是官員的形象，也有一些是女性的形象。有宮廷里的女性，也有外邊的社會上的這樣的一些女性。但是不管是哪一類的人，我們看到他們都是很雍容的。對吧？很閑在。你看那個日子好像過得很輕鬆，很自在。非常閑適的這樣的一種形象。這種形象在宋代的畫作雕塑裡面不是沒有。但是宋代體現出來的人物形象，最引人注意的不是這一類形象，而完全是另外的一種情景，就是操勞之中的這樣的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光是畫作裡面，雕塑裡邊是這樣，我們看到墓志銘也是如此。唐代的墓志銘，說女性的墓志銘，它會說這個女性的閉月羞花之貌，它會說這個女性是出自一個高門大戶的，它會渲染女性這樣的一種音容笑貌。而宋代的女性墓志銘，它所刻畫的是什麼呢？是這些女性的含辛茹苦。她怎麼在非常艱難的狀態下，伺候了她的父母，公公婆婆。怎麼含辛茹苦地養育大了她的兒子女兒。

所以這個呈現出來的面貌是很不同的。過去曾經有學生問我，說是不是唐代它大唐帝國，所以那個日子過得就是很舒服，那個時候的人就是不用操心。宋代的時候，因為面積也小了，受到擠壓，所以生活得這麼辛苦。其實我想就下層民眾來說，都是差不多的。而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唐代的時候，那樣的一些畫家，和一些作家。他們會認為什麼是美的，什麼是值得呈現的呢？是那種雍容的狀態，那個是美的，是值得呈現的。而到了宋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就被當時的那些人，包括作家，包括這個畫家，認為是值得呈現的。所以我們應該說就是從剛才我們說到的這樣的一種文化景觀，讓我們看到宋代的這個整體的這個社會，它是在經歷這種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過程。所謂的化並不是說它已經完成了，而是說它有了這樣的一種傾向，在往這樣的一種方向演變，在發生它的演變。

最後是一個結語。就王朝整體的政治生態，或者說就制度的淵源來看，元明清幾朝，很難說是宋代的繼續。

有專門研究皇權的先生，他們就說自從蒙古人取代了宋代以後，中國的歷史特別是政治歷史就走上了另一條路。我們現在通常會說，明朝是漢族人統治的，所以覺得它應該繼承的不是蒙古人的政策，而是宋代的政策。其實不是。朱元璋，他所繼承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的做法，是蒙古人的政策。所以宋代其實從政治上來說，比方說專制主義的皇權政治角度來說，它所呈現出來的面貌，跟元代以後呈現出來的面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從近代的政俗來看，從這個新儒學產生之後的影響來看，應該說在政治理念、文化思想方面，其實都還是有宋代帶來的非常深刻的影響。那麼這樣的一份影響，對我們來說，也構成了今天面臨的一份政治文化遺產。對這一份政治文化遺產，我想我們需要認真去面對。今天要講的內容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鄧小南

鄧小南，女，漢族，1950年6月生於北京。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先生之女，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員。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參事，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1985年留校任教，多年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宋史、中國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婦女史。主要學術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潤學史叢稿》《宋代歷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學等海外多所高校講學。在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其開設的「中國古代史（下）」「中國古代的政治與文化」「宋代政治制度史專題」等課程深受廣大師生的好評。[1] 2016年9月擔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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