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學與中國傳播研究的變革

唐海江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媒介考古學的學術資源可謂來源多樣，包括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本雅明的拱廊街計劃、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還有諸如新歷史主義和新電影史等方面的研究。多種因素和多學科的匯合，使得「媒介考古學」得以浮現。早期經典代表，如齊林斯基集中於視聽媒介深層時間的挖掘，基特勒對於銘刻體系及其分裂的解析，埃爾基·胡塔莫的屏幕考古，標誌著該研究的多元取向。當前，媒介考古的對象比之以往更加擴展，如尤西·帕里卡將計算機病毒和噪音納入考古的範圍；沃爾夫岡·恩斯特對聲音和檔案媒介的考古，揭示媒介的微觀時間；喬納森·克拉里對於視覺技術的考古；伯恩哈德·希格特將考掘的對象拉回到遠古的空間管理、烹飪以及航海等技術層面。

媒介考古學並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科，但其總體性特徵還是有跡可循，對於中國傳播研究的變革亦不無啟示。

第一，對於以強調編年史、實證主義排列、進化和發展為特徵的中國傳播史而言，媒介考古學不僅突破了以大眾媒介為對象的研究範疇，也不僅僅挖掘被主流敘事所忽視的、邊緣化的內容，而且要通過挖掘主流媒介史中的斷裂、轉型和多層空間以突破主流敘事的局限。例如，有關中國報刊起源問題，國人一直爭訟不斷。這種溯源先將報紙作一本質性界定，然後依葫蘆畫瓢追尋其起源、發展，將報紙史作為一個不斷演進的歷史，進而達到數字媒介的境地。相對於這種體系化、目的論、理性化的敘事理念，媒介考古學更注重媒介敘事中的斷裂和轉型研究，通過揭示其中的矛盾和衝突，探尋媒介史中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第二，媒介考古學以媒介物質性為出發點，集中於媒介（物質）實踐關係的闡釋，突破了中國傳播史研究的文本闡釋傳統。不論是埃爾基·胡塔莫提出從社會語境看待媒介技術的意義，還是基特勒對於物質主義的硬體的強調，都反對將媒介作為一種文本研究。例如，以政治史、革命史主導的媒介史研究，將媒介本身作為一種既存對象而棄之不顧，而著重於文本內容的政治觀念和思想價值的探究。近年來的新文化史研究，如性別史、情感史等也集中於文本上的情感和性別意識闡釋，視媒介為透明之物，難免落入這一窠臼。同時，媒介考古學也不同於傳統的博物學和物質文化研究，將媒介作為靜態的物品來處理，而是以媒介的物質性為出發點，揭示其物質（媒介）實踐網路，也即如何將物變成媒介（becoming-media），由此建構其媒介實踐的網路。媒介考古學旨在將其中所涉的媒介物品、操作程序、知識、理念及其社會效益等相關因素加以連接，媒介由此成為一個「事件」而出現在傳播歷史領域。

第三，媒介考古學反對將媒介作工具性理解，強調媒介的本體意義，以此揭示媒介在建構人及人與世界關係中的地位。基特勒提出「媒介決定人的處境」，不僅與傳統媒介技術工具論有霄壤之別，也超出了麥克盧漢「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觀點。以此而言，媒介史不是人和機構操控媒介的歷史。媒介考古學注重揭示媒介之於人感受、理解世界，進而塑造人的主體性和歷史的問題。在此意義上，媒介具有優先性，人是媒介的產物。正如希格特所言：人的存在無法獨立於人化的文化技術，時間的存在無法獨立於計算和測量時間的文化技術；空間無法獨立於空間測量和管理技術而存在的媒介成為事件。由此，藉助媒介考古學可以重構中國傳播史中人與媒介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

雖然媒介考古學之於中國傳播史提出了新的視野、方法和理論追求，但不能簡單地移植過來。也就是說，在中國開展媒介考古研究，並非僅是「媒介考古學在中國」的問題，而是回到中國語境，提出中國面臨的問題，進行「中國的媒介考古」。如此，不僅可以挖掘中國歷史中獨特的媒介資源和媒介文化，重建中國傳播實踐的豐富圖景，也將有助於中國特色傳播學的建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